此後,曹操聚集千餘殘兵,在濟北(山東長清)誘降青州黃巾軍三十萬,並“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曹操的勢力開始壯大起來。此時,董卓被大臣王允誅殺。


    公元196年,曹操帶兵進入汝南和潁川,鎮壓了黃巾軍餘部。同年,漢獻帝由長安逃回洛陽,因貧弱不能自立,便召曹操進京護衛。


    曹操來到洛陽後,勸說獻帝遷都許昌,遂成“挾天子而令諸侯”之勢。曹操首先在政治上取得了優勢。其次,曹操在經濟上也採取措施促進糧食生產。由於連年戰亂,許多田地荒蕪。曹操認為:“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於是先後實行民屯和軍屯。


    所謂“民屯”就是招募流亡農民,利用荒地屯田。管理民屯的最高機構是大司農,郡一級設置典農中郎將或典農校尉,縣一級則有屯田都尉,直接指揮民屯生產的是屯司馬,每屯生產者大約為50人。由於屯田農民不屬州郡,而屬典農管轄,所以他們被稱為“典農部民”,或稱“屯田客”。政府規定,屯田客凡用官牛者將收穫物的六成繳國家,不用官牛的繳五成。據記載,當時在洛陽、潁川、河內、南陽、弘農、上黨等許多地方,都設有民屯組織。


    民屯實行不久,曹操又下令實行軍屯。軍屯中的生產者,主要是士兵和他們的家屬(所謂“士家”)。軍屯的基本單位是營,每營60人。


    此外,曹操還大修水利,推廣種稻,使中原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也初步解決了軍糧問題。


    第三,在用人方麵,曹操廣納賢才,而且有容人的雅量。比如當劉備投奔曹操時,曹操手下的謀臣程昱勸說其殺了劉備,因為劉備有雄才並非久居人下之人。曹操卻說:“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第四,整頓軍紀。曹操下令手下士兵不許侵擾百姓,違令者要受到懲罰。曹操還以身作則。有一次,曹操的馬受驚踐踏了百姓的農田,曹操便割發代首,以做懲罰。


    不久,曹操在中原基本站穩了腳跟,成了唯一能和袁紹抗衡的力量。


    *官渡之戰:曹操統一北方的轉折點


    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雄心勃勃、勢力大增的曹操為了統一北方,自然將進攻的對象指向了袁紹。曹操手下諸將認為袁紹實力雄厚不可戰勝,曹操卻認為:“袁紹為人誌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曹操之才能由此可見。


    公元200年,袁紹和曹操在官渡(河南中牟東北)展開了一場決定性的大戰。


    官渡之戰,雙方力量對比懸殊。袁紹有大軍十萬,戰馬萬匹;而曹操大約隻有一二萬人。袁紹占有冀、並、青、幽四州之地,曹操隻占兗、豫二州。從軍隊、物資的數量和後方力量上來看,袁紹遠遠超過曹操。不過,曹操的優勢在於:一、比袁紹得人心。袁紹對待百姓比較嚴苛,而曹操注意發展生產,減輕對人民的剝削。二、軍隊的戰鬥力強。袁紹法令不嚴,士氣不振;曹操賞罰嚴明,上下齊心。三、在用人上,袁紹任人唯親,曹操唯才是舉。此外,曹操非凡的智謀也是袁紹不可相比的。


    官渡之戰是一場充分展示曹操傑出的軍事才能和智謀的戰役。最初,袁紹進軍黎陽(河南濬縣東北),前鋒進圍白馬(河南滑縣東),曹操採用聲東擊西之法解了白馬之圍。接著,曹操主動退守官渡,以少數軍隊阻扼袁紹十萬大軍達半年之久。後來袁紹的謀士許攸投降曹操,告知了袁紹屯聚軍糧的地點。曹操率精兵五千,將袁軍屯糧之處焚毀。袁軍軍心動搖,全線崩潰,袁紹僅帶了八百名親兵逃回河北。曹操在官渡之戰中一舉消滅了袁紹的主力,為他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而袁紹經此一役,實力大傷,不到兩年就病死了。


    袁紹死後,他的兩個兒子袁譚、袁尚為了爭位,互相火併。曹操利用這個機會,攻下鄴城,殺死袁譚,占有了幽、冀、青、並四州。袁尚則投奔了烏桓王蹋頓。公元207年,曹操率大軍出征盧龍塞(今河北遵化西北),大破蹋頓和袁氏的聯軍。袁尚又投奔遼東,為遼東太守公孫康所殺。至此,曹操基本上統一了北方。


    曹操的興邦強國策略


    曹操統一北方後,採取了一係列興邦強國的策略。首先提倡興禮儀。


    公元202年,曹操下令:“凡是跟我當兵的將士,因戰死沙場而絕了後代的,找他們的親戚當他們的後裔,分給田地,由官府配給耕牛,設立學校,教育這些英雄的後代。要建立祠廟,讓活著的後代能夠有地方祭祀自己的祖先。能夠把死者的後代培養成人,我死後見到我那些先去的將士,就沒什麽可遺憾的了。”


    第二年秋天,曹操又下令:“十五年戰亂,使青年人沒見過仁義禮儀的風尚,這使我很憂傷。我命令所轄各郡都要提倡和重視古代聖賢們的典籍的研究,要建立學校,滿五百戶的縣要設立專門負責培養年青人的官員,選拔本地優秀子弟給以教育,使先王之道不致廢絕,從而興天下。”


    各郡縣按照曹操的命令,大興教育。教育興而人才起,人才起而百廢興。曹操的教育計劃,為魏、蜀、吳三國的建立,奠定了人才基礎。其次,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曹操在用人方麵進一步提出了不重個人的門第出身的選拔措施。他在《求賢令》中明確提出“唯才是舉”的用人原則。曹操甚至要求部下將“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在“唯才是舉”的方針下,曹操“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曹操不僅重用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而且還重用文人。文官郭嘉、滿寵等都為曹操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著名的“建安七子”與才女蔡文姬都是曹操的幕僚。甚至對於心屬劉備的關羽,曹操也備加愛惜,也不因其斬殺了自己的部將而心懷怨恨。


    由於一大批有才能的士人被曹操任用,曹操時期的政治比較清明。


    第三,繼續發展經濟。曹操統一北方後,社會秩序開始安定,許多流民紛紛回鄉。這些返鄉的流民,除了一部分成為屯田農民,一部分成為豪強的部曲、佃客外,還有更大一部分則成為各地的自耕農。這些自耕農因為有自己的土地和經濟,有較其他勞動者為多的人身自由,因此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較高。


    曹操占領袁紹領地後,鑑於百姓受豪強欺壓之苦,遂下令取消當年的賦稅。公元204年,曹操頒布了對自耕農的田租戶調令:“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這種按戶徵收綿絹的戶調製,此時正式創立。它的徵收方法是,首先按民戶財產的多少定出戶等,然後根據戶等高低攤派多少不等的綿、絹,而平均起來每戶合出絹二匹、綿二斤。這一製度,總的說要比東漢進步一些。曹操在頒布田租戶調令時,申明地方官不得再亂收苛捐雜稅,並嚴禁“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這對安定自耕農的生產都起了一些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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