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明的光武帝和“建武盛世”
自西漢滅亡、王莽篡位，到劉秀復漢稱帝和統一全國，天下凋敝已極，民不聊生，因此極需休養生息。
作為一位了解民間疾苦、體察下情、寬宏大量、厲行節約、聽從諫言、勤於政事的聖明賢君，光武帝劉秀兢兢業業，勤於政事，“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議論經理，夜分乃寐”。他採取了一係列積極的政策，致力於發展社會經濟，安撫周邊少數民族，力圖重振漢家盛世。
首先，劉秀採取了“退功臣，進文吏”的政策。
劉秀認為他的功臣多是戎馬出身，不熟悉典章製度，不懂得治理國家;可是他們多自恃功高，不聽命令，或不遵守法紀。為了表彰他們的功勳，並籠絡他們的人心，劉秀封其中功勞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為列侯，給予他們尊崇的地位;但卻解除了他們的實權。除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三人參與議論軍國大事外，其餘大多數列侯成為閑員，隻是“以列侯奉朝請”。這些列侯的食封數量，如鄧禹、吳漢二人，都食四縣，其餘為縣侯、鄉侯、亭侯，小的隻食數百戶。總的說來，比西漢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稅而已。
但是劉秀卻很重視那些隱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認為這些人既熟悉典章製度，懂得治理國家;又情操高尚，不趨炎附勢。所以就多方訪求，重禮徵聘。平帝時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劉秀征為太傅，名儒伏湛(占)征為尚書。而尚書的權力是很大的。
其次，劉秀建國之後，鑑於西漢時期權臣當政，外戚篡權，以及地方權重的教訓，加重了尚書職權，削弱三公權力，以加強中央集權，即皇權。
在中國的首輔製度中，丞相在漢初製度中算得上是百官之首。漢武帝時，開始重用尚書、侍中等內官直接處理朝政，於是丞相等外朝官員開始失去決策的機會，而隻能奉命辦事。尚書台原是管理公文發放的機構，所任官吏，年資較淺。尚書令、尚書僅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級官吏，尚書郎為一般士大夫所輕視。由於內朝的抬頭，於是外朝官員隻有加侍中、給事中頭銜後方能參與決策。
鑑於西漢三公失權造成的禍害，劉秀不設丞相，而“雖置三公”，但“事歸台閣”，即一方麵削弱三公權力，另一方麵則擴大了尚書台的組織，加強尚書台的職權。一切政務不再經三公管理，三公形同虛設。尚書台成為皇帝發號施令的執行機構，所有權力集中於皇帝一身，劉秀對於朝中大臣以“嚴切之法，行督責之術”。《後漢書?申屠剛傳》說：“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史稱“自是大臣難居相任”。
與此同時，劉秀還加強了對宗室諸王的控製，禁止王子、諸王交通賓客，結黨營私。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他藉故搜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
第三，劉秀承繼西漢初年的與民休息政策，先後6次發布命令釋放奴隸和禁止殘害奴婢，還多次下詔釋放罪犯為庶民。他實行輕徭薄賦、獎勵農耕、興修水利的政策，將田租由什一稅恢復到西漢初的三十稅一，還下詔賑濟老人和鰥寡孤獨窮人。
第四，廢除王莽嚴刑苛法，實行比較寬鬆的法治。光武帝曾下詔說：“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湣之。孔子雲：‘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他還整頓吏治、精簡冗員、廣選人才，任用賢能。
第五，加強對地方的控製。
秦漢以來，地方政權機構為郡縣二級製，西漢末，共設郡國103個，縣邑道侯國1，587個。對眾多的郡縣，如何加強中央的統一管理，是一個大問題。為了監察地方的政績，漢武帝時已分州派遣刺史，進行視察。劉秀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地方的控製，把刺史固定為州一級的地方長官。刺史處理地方政務，不通過三公，可直接上奏給皇帝，使地方郡縣也直接置於皇帝的控製之下。
第六，在軍事上，一方麵，加強中央軍，削弱地方軍。
如“罷郡國都尉”，取消郡縣的專職武官，以太守兼領兵權;廢“都試之役”，取消地方定期舉行的軍事訓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即實行精兵簡政，大量裁減軍隊，讓士兵回歸土地耕種。並正式廢除地方上的更戍役製度。削弱地方兵權的同時，劉秀還逐步擴大中央軍隊，在重要的沿邊地區，設有邊防軍，為中央軍隊的一部分。上述措施，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
但是地方軍隊的取消，使地方豪強地主田莊內部的部曲家兵製開始發展起來。這種部曲家兵，承擔著維持地方治安的某種職能。不過後來，由於中央控製力量的逐步削弱，豪強地主的部曲家兵則迅速發展，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勢力，終於導致了東漢末年的混戰局麵。
另一方麵，則強化監軍製度。監軍的起源較早，春秋即已出現，但監軍之製的最終確立應在東漢初年。如設“北軍中候”掌監五營;每有將帥出征，皇帝即令親信、近臣隨軍監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將帥離心，增強中央軍的可靠性和保險係數。
第七，在邊防問題上，廢除了邊郡更戍役製度，所謂“罷邊郡亭候吏卒”，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實邊防力量。同時加強邊防建設，不斷修築亭候烽隧，完善防禦體係。這一措施的目地是為了息邊養民，確保國家安定。
光武帝還常常自省。有一次，出現了日食，他自責道：“吾德薄致災，(責)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還有一次發生了地震，光武帝下詔說，發生地震的責任在君王身上，因為自己無德，才連累了百姓。
有一年夏天，洛陽有甘泉湧出，有病的人喝了泉水後身體恢復如常。又有赤草在水崖邊長出。於是有的大臣上奏道：“地隻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隻，表彰德信。是以化致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但是光武帝沒有採納。他常自謙的說自己並沒有什麽德行。所以當時的史書對這方麵記載的很少。
劉秀還提倡勤儉節約，臨終遺詔上說：“朕無益百姓，(葬禮)皆如孝文皇帝製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而文帝葬時用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銀銅錫為飾，並且沒有起墳。
由於光武帝劉秀的勵精圖治，建武之世，受西漢末年戰亂破壞的社會經濟較快的得到了恢復，社會矛盾得到緩和，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劉氏漢家天下得以完全恢復、發展和中興，社會發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自西漢滅亡、王莽篡位，到劉秀復漢稱帝和統一全國，天下凋敝已極，民不聊生，因此極需休養生息。
作為一位了解民間疾苦、體察下情、寬宏大量、厲行節約、聽從諫言、勤於政事的聖明賢君，光武帝劉秀兢兢業業，勤於政事，“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議論經理，夜分乃寐”。他採取了一係列積極的政策，致力於發展社會經濟，安撫周邊少數民族，力圖重振漢家盛世。
首先，劉秀採取了“退功臣，進文吏”的政策。
劉秀認為他的功臣多是戎馬出身，不熟悉典章製度，不懂得治理國家;可是他們多自恃功高，不聽命令，或不遵守法紀。為了表彰他們的功勳，並籠絡他們的人心，劉秀封其中功勞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為列侯，給予他們尊崇的地位;但卻解除了他們的實權。除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三人參與議論軍國大事外，其餘大多數列侯成為閑員，隻是“以列侯奉朝請”。這些列侯的食封數量，如鄧禹、吳漢二人，都食四縣，其餘為縣侯、鄉侯、亭侯，小的隻食數百戶。總的說來，比西漢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稅而已。
但是劉秀卻很重視那些隱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認為這些人既熟悉典章製度，懂得治理國家;又情操高尚，不趨炎附勢。所以就多方訪求，重禮徵聘。平帝時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劉秀征為太傅，名儒伏湛(占)征為尚書。而尚書的權力是很大的。
其次，劉秀建國之後，鑑於西漢時期權臣當政，外戚篡權，以及地方權重的教訓，加重了尚書職權，削弱三公權力，以加強中央集權，即皇權。
在中國的首輔製度中，丞相在漢初製度中算得上是百官之首。漢武帝時，開始重用尚書、侍中等內官直接處理朝政，於是丞相等外朝官員開始失去決策的機會，而隻能奉命辦事。尚書台原是管理公文發放的機構，所任官吏，年資較淺。尚書令、尚書僅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級官吏，尚書郎為一般士大夫所輕視。由於內朝的抬頭，於是外朝官員隻有加侍中、給事中頭銜後方能參與決策。
鑑於西漢三公失權造成的禍害，劉秀不設丞相，而“雖置三公”，但“事歸台閣”，即一方麵削弱三公權力，另一方麵則擴大了尚書台的組織，加強尚書台的職權。一切政務不再經三公管理，三公形同虛設。尚書台成為皇帝發號施令的執行機構，所有權力集中於皇帝一身，劉秀對於朝中大臣以“嚴切之法，行督責之術”。《後漢書?申屠剛傳》說：“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史稱“自是大臣難居相任”。
與此同時，劉秀還加強了對宗室諸王的控製，禁止王子、諸王交通賓客，結黨營私。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他藉故搜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
第三，劉秀承繼西漢初年的與民休息政策，先後6次發布命令釋放奴隸和禁止殘害奴婢，還多次下詔釋放罪犯為庶民。他實行輕徭薄賦、獎勵農耕、興修水利的政策，將田租由什一稅恢復到西漢初的三十稅一，還下詔賑濟老人和鰥寡孤獨窮人。
第四，廢除王莽嚴刑苛法，實行比較寬鬆的法治。光武帝曾下詔說：“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湣之。孔子雲：‘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他還整頓吏治、精簡冗員、廣選人才，任用賢能。
第五，加強對地方的控製。
秦漢以來，地方政權機構為郡縣二級製，西漢末，共設郡國103個，縣邑道侯國1，587個。對眾多的郡縣，如何加強中央的統一管理，是一個大問題。為了監察地方的政績，漢武帝時已分州派遣刺史，進行視察。劉秀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地方的控製，把刺史固定為州一級的地方長官。刺史處理地方政務，不通過三公，可直接上奏給皇帝，使地方郡縣也直接置於皇帝的控製之下。
第六，在軍事上，一方麵，加強中央軍，削弱地方軍。
如“罷郡國都尉”，取消郡縣的專職武官，以太守兼領兵權;廢“都試之役”，取消地方定期舉行的軍事訓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即實行精兵簡政，大量裁減軍隊，讓士兵回歸土地耕種。並正式廢除地方上的更戍役製度。削弱地方兵權的同時，劉秀還逐步擴大中央軍隊，在重要的沿邊地區，設有邊防軍，為中央軍隊的一部分。上述措施，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
但是地方軍隊的取消，使地方豪強地主田莊內部的部曲家兵製開始發展起來。這種部曲家兵，承擔著維持地方治安的某種職能。不過後來，由於中央控製力量的逐步削弱，豪強地主的部曲家兵則迅速發展，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勢力，終於導致了東漢末年的混戰局麵。
另一方麵，則強化監軍製度。監軍的起源較早，春秋即已出現，但監軍之製的最終確立應在東漢初年。如設“北軍中候”掌監五營;每有將帥出征，皇帝即令親信、近臣隨軍監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將帥離心，增強中央軍的可靠性和保險係數。
第七，在邊防問題上，廢除了邊郡更戍役製度，所謂“罷邊郡亭候吏卒”，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實邊防力量。同時加強邊防建設，不斷修築亭候烽隧，完善防禦體係。這一措施的目地是為了息邊養民，確保國家安定。
光武帝還常常自省。有一次，出現了日食，他自責道：“吾德薄致災，(責)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還有一次發生了地震，光武帝下詔說，發生地震的責任在君王身上，因為自己無德，才連累了百姓。
有一年夏天，洛陽有甘泉湧出，有病的人喝了泉水後身體恢復如常。又有赤草在水崖邊長出。於是有的大臣上奏道：“地隻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隻，表彰德信。是以化致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但是光武帝沒有採納。他常自謙的說自己並沒有什麽德行。所以當時的史書對這方麵記載的很少。
劉秀還提倡勤儉節約，臨終遺詔上說：“朕無益百姓，(葬禮)皆如孝文皇帝製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而文帝葬時用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銀銅錫為飾，並且沒有起墳。
由於光武帝劉秀的勵精圖治，建武之世，受西漢末年戰亂破壞的社會經濟較快的得到了恢復，社會矛盾得到緩和，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劉氏漢家天下得以完全恢復、發展和中興，社會發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