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哀公向孔子問為政的道理，孔子回答說：“為政最重要的是選擇好大臣。”季康子也向孔子問為政的道理，孔子說：“要舉用正直的人，拋棄邪曲的人，那樣就使邪曲的人變為正直的人了。”季康子憂虛盜竊，孔子說：“如果你自己沒有欲的話，就是給獎賞，人們也是不會去偷竊的。”但是魯國最終也不能重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要求出來做官了。
孔子的時代，周王衰微，禮崩樂壞，《詩》、《書》也殘缺不全了。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禮儀製度，編定了《書傳》 (《尚書》之傳。)的篇次，上起唐堯、虞舜之時，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後，加以整理編排。孔子說：“夏代的禮儀製度我還能講出來，隻是夏的後代杞國沒有留下足夠證明這些的文獻了。殷商的禮儀製度我也能講出來，隻是殷商沒有留下足夠證明這些製度的文獻了。如果杞、宋兩國有足夠的文獻，我就能證明這些製度了。”孔子考察了殷代繼承夏代對禮儀製度所作的增減之後說：“將來即使經過一百年，那增減的也是可以預知的，因為一種是重視文采，另一種是重視樸實。周代的禮儀製度是在參照了夏代和殷代的基礎上製定的，多麽豐富多采呀，我主張用周代的禮儀”所以《書傳》、《禮記》都是孔子編定的。
孔子曾對魯國的樂官太師說：“音樂是可以通曉的。剛開始演奏的時候要互相配合一致，繼續下去是節奏和諧，聲音清晰，連續不斷，這樣直到整首樂曲演奏完成。”孔子又說：“我從衛國返回魯國之後，就開始訂正詩樂，使《雅》、《頌》都恢復了原來的曲調。”古代留傳下來的《詩》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時，他把重複的刪掉了，選取其中合於義的用於禮義教化，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後稷，其次是敘述殷、周兩代的興盛，直到周幽王、周厲王的政治缺失，而開頭的則是敘述男女夫婦關係和感情的詩篇，所以說：“《關睢》這一樂章作為《國風》的第一篇，《鹿鳴》作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為《大雅》的第一篇;《清廟》作為《頌》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詩孔子都能將演奏歌唱，以求合於《韶》、《武》、《雅》、《頌》這些樂曲的音調。先王的樂製度從此才恢復舊觀而得以稱述，王道完備了，孔子也完成了被稱為“六藝”的《詩》、《書》、《樂》、《易》、《春秋》的編修。
孔子晚年喜歡鑽研《周易》，他詳細解釋了《彖辭》、《繫辭》、《象辭》、《說卦》、《文言》等。孔子讀《周易》刻苦勤奮，以致把編穿書簡的牛皮繩子也磨斷了多次。他還說：“再讓我多活幾年，這樣的話，我對《周易》的文辭和義理就能夠充分掌握理解了。”
孔子用《詩》、《書》、《禮》、《樂》作教材教育弟子，就學的弟子大約在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禮、樂、射、禦、數、術這六種技藝的有七十二人。至於多方麵受到孔子的教誨卻沒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個方麵：學問、言行、忠恕、信義。他為弟子訂了四條禁律：不揣測、不武斷、不固執、不自以為是。他認為應當特別謹慎處理的是：齋戒、戰爭、疾病。孔子很少談到利，如果談到，就與命運、仁德聯繫起來。他教育弟子的時候，不到人家真正遇到困難，煩悶發急的時候，不去啟發開導他。
孔子在自己的鄉裏，謙恭得像個不善言談的人。但他在宗廟祭祀和朝廷議政這些場合，卻能言善辯，言辭明晰而又通達，然而又很恭謹小心。上朝時，與上大夫交談，態度和悅，中正自然;與下大夫交談，就顯得和樂安詳了了。孔子進入國君的公門，低頭彎腰，恭敬謹慎，進門後急行而前，恭敬有禮。國君命他迎接賓客，容色莊重認真。國君召見他，不等待車駕備好，就動身起行。
魚不新鮮，肉有變味，或不按規矩切割，孔子不吃。席位不正，不就坐。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從來沒有吃飽過。在一天內哭泣過，就不會再歌唱。看見穿孝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是個小孩，也必定改變麵容以示同情。
孔子說：“三個人行必有我師。”又說：“不去修明道德，不去探求學業，聽到正直的道理又不前往學習，對缺點錯誤又不能改正，這些是我所憂慮的。”孔子請人唱歌，要是唱得好，就請人再唱一遍，然後自己也和唱起來。
子貢說：“老師在文獻方麵的成績很顯著，我們是知道的。老師講論有關天道與人的命運的深微見解我們就不知道了。”顏淵感慨的長嘆一聲說：“我越是仰慕老師的學問，越覺得它無比崇高，越是鑽研探討，越覺得它堅實深厚。看見它是在前麵，忽然間又在後麵了。老師善於循序漸進的誘導人，用典籍來豐富我的知識，用禮儀來規範我的言行，使我想停止學習都不可能。已經竭盡了我的才力，我現在也好像有所建樹，但老師的學問卻依然高立在我的麵前。雖然我也想追趕上去，但是不可能追得上。”
達巷這個地方的人對我說：“偉大啊孔子，他博學多才卻不專一名家。”孔子聽了這話之後說：“我要專於什麽呢?是專於駕車?還是專於射箭?我看還是專於駕車吧。”子牢說：“老師曾說：‘我沒有被世所用，所以才學會了這許多的技藝’。”
孔子說：“君子最擔憂的就是死後沒有留下好的名聲。我的主張不能實行，我用什麽貢獻給社會留下好名呢?”於是就根據魯國的史書作了《春秋》，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包括魯國十二個國君。以魯國為中心記述，尊奉周王室為正統，以殷商的事跡為借鑑，推而上承夏、商、周的傳統，文辭簡約而旨意廣博。吳、楚之國自稱為王的，在《春秋》中仍貶稱為子爵;晉文公與諸侯會盟，實際上是召周襄王入會的，而《春秋》中卻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到河陽”。依此類推，《春秋》就是用這一原則，來褒貶當時的各種事件。後世稱之為《春秋》筆法。
孔子任司寇審理訴訟案件時，文辭上有可與別人商量的時候，他從不獨自決斷。到了寫《春秋》時就不同了，應該寫的一定寫上去，應當刪的一定刪掉，就連子夏這些長於文字的弟子，一句話也不能給他增刪。孔子說：“後人了解我將因為《春秋》，後人怪罪我也將因為《春秋》。”
第二天，子路死在衛國。孔子生病了，子貢請求看望他。孔子正拄著拐杖在門口悠閑散步，說：“你為什麽來得這樣遲啊?”孔子於是就嘆息，隨即唱道：“泰山要倒了!樑柱要斷了，哲人要死了!”他邊唱邊流下了眼淚。對子貢說：“天下失去常道已經很久了，沒有人能奉我的主張。夏人死了停棺在東廂的台階，周人死了停棺在西廂的台階，殷人死了停棺在堂屋的兩柱之間。昨天晚上我夢見自己坐在兩柱之間受人祭奠，我原本就是殷商人啊。”過了七天孔子就死了。
孔子享年七十三歲，死在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的己醜日。
孔子的時代，周王衰微，禮崩樂壞，《詩》、《書》也殘缺不全了。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禮儀製度，編定了《書傳》 (《尚書》之傳。)的篇次，上起唐堯、虞舜之時，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後，加以整理編排。孔子說：“夏代的禮儀製度我還能講出來，隻是夏的後代杞國沒有留下足夠證明這些的文獻了。殷商的禮儀製度我也能講出來，隻是殷商沒有留下足夠證明這些製度的文獻了。如果杞、宋兩國有足夠的文獻，我就能證明這些製度了。”孔子考察了殷代繼承夏代對禮儀製度所作的增減之後說：“將來即使經過一百年，那增減的也是可以預知的，因為一種是重視文采，另一種是重視樸實。周代的禮儀製度是在參照了夏代和殷代的基礎上製定的，多麽豐富多采呀，我主張用周代的禮儀”所以《書傳》、《禮記》都是孔子編定的。
孔子曾對魯國的樂官太師說：“音樂是可以通曉的。剛開始演奏的時候要互相配合一致，繼續下去是節奏和諧，聲音清晰，連續不斷，這樣直到整首樂曲演奏完成。”孔子又說：“我從衛國返回魯國之後，就開始訂正詩樂，使《雅》、《頌》都恢復了原來的曲調。”古代留傳下來的《詩》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時，他把重複的刪掉了，選取其中合於義的用於禮義教化，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後稷，其次是敘述殷、周兩代的興盛，直到周幽王、周厲王的政治缺失，而開頭的則是敘述男女夫婦關係和感情的詩篇，所以說：“《關睢》這一樂章作為《國風》的第一篇，《鹿鳴》作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為《大雅》的第一篇;《清廟》作為《頌》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詩孔子都能將演奏歌唱，以求合於《韶》、《武》、《雅》、《頌》這些樂曲的音調。先王的樂製度從此才恢復舊觀而得以稱述，王道完備了，孔子也完成了被稱為“六藝”的《詩》、《書》、《樂》、《易》、《春秋》的編修。
孔子晚年喜歡鑽研《周易》，他詳細解釋了《彖辭》、《繫辭》、《象辭》、《說卦》、《文言》等。孔子讀《周易》刻苦勤奮，以致把編穿書簡的牛皮繩子也磨斷了多次。他還說：“再讓我多活幾年，這樣的話，我對《周易》的文辭和義理就能夠充分掌握理解了。”
孔子用《詩》、《書》、《禮》、《樂》作教材教育弟子，就學的弟子大約在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禮、樂、射、禦、數、術這六種技藝的有七十二人。至於多方麵受到孔子的教誨卻沒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個方麵：學問、言行、忠恕、信義。他為弟子訂了四條禁律：不揣測、不武斷、不固執、不自以為是。他認為應當特別謹慎處理的是：齋戒、戰爭、疾病。孔子很少談到利，如果談到，就與命運、仁德聯繫起來。他教育弟子的時候，不到人家真正遇到困難，煩悶發急的時候，不去啟發開導他。
孔子在自己的鄉裏，謙恭得像個不善言談的人。但他在宗廟祭祀和朝廷議政這些場合，卻能言善辯，言辭明晰而又通達，然而又很恭謹小心。上朝時，與上大夫交談，態度和悅，中正自然;與下大夫交談，就顯得和樂安詳了了。孔子進入國君的公門，低頭彎腰，恭敬謹慎，進門後急行而前，恭敬有禮。國君命他迎接賓客，容色莊重認真。國君召見他，不等待車駕備好，就動身起行。
魚不新鮮，肉有變味，或不按規矩切割，孔子不吃。席位不正，不就坐。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從來沒有吃飽過。在一天內哭泣過，就不會再歌唱。看見穿孝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是個小孩，也必定改變麵容以示同情。
孔子說：“三個人行必有我師。”又說：“不去修明道德，不去探求學業，聽到正直的道理又不前往學習，對缺點錯誤又不能改正，這些是我所憂慮的。”孔子請人唱歌，要是唱得好，就請人再唱一遍，然後自己也和唱起來。
子貢說：“老師在文獻方麵的成績很顯著，我們是知道的。老師講論有關天道與人的命運的深微見解我們就不知道了。”顏淵感慨的長嘆一聲說：“我越是仰慕老師的學問，越覺得它無比崇高，越是鑽研探討，越覺得它堅實深厚。看見它是在前麵，忽然間又在後麵了。老師善於循序漸進的誘導人，用典籍來豐富我的知識，用禮儀來規範我的言行，使我想停止學習都不可能。已經竭盡了我的才力，我現在也好像有所建樹，但老師的學問卻依然高立在我的麵前。雖然我也想追趕上去，但是不可能追得上。”
達巷這個地方的人對我說：“偉大啊孔子，他博學多才卻不專一名家。”孔子聽了這話之後說：“我要專於什麽呢?是專於駕車?還是專於射箭?我看還是專於駕車吧。”子牢說：“老師曾說：‘我沒有被世所用，所以才學會了這許多的技藝’。”
孔子說：“君子最擔憂的就是死後沒有留下好的名聲。我的主張不能實行，我用什麽貢獻給社會留下好名呢?”於是就根據魯國的史書作了《春秋》，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包括魯國十二個國君。以魯國為中心記述，尊奉周王室為正統，以殷商的事跡為借鑑，推而上承夏、商、周的傳統，文辭簡約而旨意廣博。吳、楚之國自稱為王的，在《春秋》中仍貶稱為子爵;晉文公與諸侯會盟，實際上是召周襄王入會的，而《春秋》中卻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到河陽”。依此類推，《春秋》就是用這一原則，來褒貶當時的各種事件。後世稱之為《春秋》筆法。
孔子任司寇審理訴訟案件時，文辭上有可與別人商量的時候，他從不獨自決斷。到了寫《春秋》時就不同了，應該寫的一定寫上去，應當刪的一定刪掉，就連子夏這些長於文字的弟子，一句話也不能給他增刪。孔子說：“後人了解我將因為《春秋》，後人怪罪我也將因為《春秋》。”
第二天，子路死在衛國。孔子生病了，子貢請求看望他。孔子正拄著拐杖在門口悠閑散步，說：“你為什麽來得這樣遲啊?”孔子於是就嘆息，隨即唱道：“泰山要倒了!樑柱要斷了，哲人要死了!”他邊唱邊流下了眼淚。對子貢說：“天下失去常道已經很久了，沒有人能奉我的主張。夏人死了停棺在東廂的台階，周人死了停棺在西廂的台階，殷人死了停棺在堂屋的兩柱之間。昨天晚上我夢見自己坐在兩柱之間受人祭奠，我原本就是殷商人啊。”過了七天孔子就死了。
孔子享年七十三歲，死在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的己醜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