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原諒我的任性，看幾行如果覺得不喜歡看就別看了，幹點兒別的吧，當我今兒沒更新，偷懶了，謝謝大家。
這不算採訪啥的，所以就定這麽個題目：《有關精神病的午後對談》
正文：
他：“你要錄音啊？”
我：“可以嗎？”
他：“可以是可以，不過我今天是無責任的說說，如果想用這些做參考寫論文，恐怕會耽誤你的。”
我：“您放心吧，我不用這個寫論文，也不會對外發表或者提您的名字，我隻是作為知識吸收了，您看可以嗎？”
他：“好，那我可就不負責任的說說了啊？你發表了我也不承認（大笑）。”
我：“成，沒問題。”
他：“好，那你想知道什麽呢？”
我：“您是從什麽時候起決定在這個醫學領域的？”
他：“我不是從小立誌就專攻這科的，也沒什麽特別遠大的誌向要救死扶傷，那會兒我年輕，沒想那些。我們家族祖上一直都是行醫的（插一句，有家譜為證記載到300年前），所以我們家族出醫生多（笑）。本身我是骨科，xx年被國家保送到歐洲求學的時候，遇到這麽一個事兒，也就是那件事兒，讓我決定我現在的專業了。”
我：“是特慘的一件事嗎？萬惡資本主義體製下精神病人怎麽怎麽受摧殘了？”
他：“（大笑）那倒不是。是某次和一個同學去看她的哥哥。她哥哥在一家精神病醫院實習。我在院子裏等她的時候，就坐在兩個精神病人附近，我聽他們聊天。最開始我覺得很可笑，後來就笑不出來了。”
我：“是內容古怪嗎？”
他：“不是，內容很正常，說的都是很普通內容。但是兩個人操著不同的語言，一個說西班牙語，另一個說英語。而且對話完全沒有關係的。一個說：今天天氣真是難得的好。另一個回答：嗯，不過我不喜歡放洋蔥。那個又說：安吉拉還在世的話，肯定催著我陪她散步。另一個又回答：大狗不算什麽，小狗撓癢癢的時候才最可笑呢……兩個人的話題完全沒有關係，但是兩個人聊的很熱絡。如果不聽內容，隻看表情、動作，會以為是一對老朋友在聊天。我在旁邊聽的一愣一愣的。本身西班牙語就是到那邊才學會的，不紮實，最初都以為自己口語聽力出問題了。我就那麽足足聽了一個多小時，他們沒一句對上的。等我明白過來的時候，同學早就找不到我自己走了。”
我：“然後是不是回去開始留意這方麵資料了？”
他：“對，就是從那開始，我才慢慢注意這些的。去圖書館看，纏著教授推薦資料。但是我發現並不是象我想的那樣。”
我：“對啊，骨科和精神病科是兩回事兒啊。”
他：“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資料的問題。最開始我以為歐洲、西方在精神病科這方麵的資料會很全，記載會很詳盡，但是一查，才知道，不是我想的那樣。到十八世紀中期的時候，他們的很多精神病科、腦科的資料還跟宗教有關聯。什麽上帝的啟示啊，神的懲罰啊，鬼怪的作祟啊，都是這些。而且被很多醫生支持。”
我：“其實也正常吧？醫術的起源本身就是巫術嘛，巫醫。”
他：“不是的，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歐洲醫學方麵，尤其是外科方麵已經很有水準了。但是精神科方麵可能是被宗教所壓製，一直沒太多進展，甚至有時候受到排擠。”
我：“所以？”
他：“所以我最終決定專攻精神科。”
我：“哦……我想知道您對精神病人治療的看法，因為曾經聽到過一種觀點：精神病人如果是快樂的，那麽為什麽要打擾他們的快樂。”
他：“這點我知道，其實應該更全麵的解釋為：如果一個快樂的精神病人，在不威脅到自身的安全、他人的安全，同時又不給家人、社會增加負擔的情況下，那麽就不必要去按照我們的感受去治療他。”
我：“您認為這個說法對嗎？”
他：“不能說是錯的，但是這種事情是個例，不多見。你想，首先他要很開心，不能凍著，不能餓著，還沒有威脅性，家人並且不受累。多見嗎？不多吧。”
我：“您剛才提到個例？”
他：“的確存在。例如有那麽一個英國患者，家裏比較有錢，父親去世後三個姐姐和患者本身都拿到不少的遺產。患者情況是這樣：每天都找來一些東西燒，反覆燒透，燒成灰後再烤、碾碎，然後用那個灰種花，看看能不能活，各種東西都用來試驗，別的不幹，也不會幹。吃飯給什麽吃什麽，不挑食，累了就趴在沙發上睡了。他的三個姐姐很照顧他，雇了兩個傭人，一個做飯收拾房間，另一個就算是他助理了，整天盯著，別燒了什麽家具或者自己，就這麽過的。你不讓他燒，他就亂砸東西發脾氣，給他點兒能燒的，他就安靜了，慢慢的用酒精燈一點兒一點兒燒，吃什麽穿什麽都不擔心，財產有會計師、律師和姐姐監管著，一切都挺好。這樣的患者，沒必要治療，自己燒的挺好嘛，也不出去，也不打算結婚，專心燒東西種花。沒有威脅性，不傷害任何人，還能創造就業機會。最重要的是：他很快樂。”
我：“怎麽判斷他的快樂與否呢？”
他：“隻能從表麵上看了，如果患者的是哭笑顛倒的話，也沒辦法。因為這種情況下如果治療會有很多奇怪的人權團體來找你麻煩，指責你剝奪了快樂精神病人的快樂，很古怪的說辭。”
我：“嗯，是個問題……精神病定義的基礎是什麽？過了一個坎兒就算，還是因患病殺人放火滿街瘋跑才算？”
他：“其實你說的是一個社會認同的問題了。我的看法是：人人都有精神病。”
我：“哎？”
他：“你想想看，你有沒有某些方麵的偏執？”
我：“嗯……我的電腦桌麵上圖標不能超過3個，多了必須放快捷欄或者幹脆不放桌麵，這個算嗎？”
他：“算啊，多於3個你就不幹對不對？”
我：“那您這麽說我身邊這種人多了。我認識個女孩，她必須把錢包的錢都按照麵值排列好，正反麵方向必須一致；另一個是必須把床上的床單繃緊，不能有一絲皺褶；還有一個朋友喜歡寬葉的盆栽，休息日必須挨個把葉子擦得賊亮；對了我還一個習慣，三個月必須家裏的家具擺放換個位置，這都算？”
他：“我們分開來說。你的家具移位啊，你朋友伺候花糙啊，這個可以用‘情調’這個詞。那個整理錢包的人和床單平整的人可以算是小小的矯情。其實這些都是強迫症。但是，這些都沒影響你和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對不對？那就強迫著吧，沒什麽不可以的。不過你要是連別人的錢包也整理，跑到別人家去強行把人家的家具也挪來挪去，你就算精神病人了。至於去別人家擦花……我覺得這個我很接受（笑）。”
這不算採訪啥的，所以就定這麽個題目：《有關精神病的午後對談》
正文：
他：“你要錄音啊？”
我：“可以嗎？”
他：“可以是可以，不過我今天是無責任的說說，如果想用這些做參考寫論文，恐怕會耽誤你的。”
我：“您放心吧，我不用這個寫論文，也不會對外發表或者提您的名字，我隻是作為知識吸收了，您看可以嗎？”
他：“好，那我可就不負責任的說說了啊？你發表了我也不承認（大笑）。”
我：“成，沒問題。”
他：“好，那你想知道什麽呢？”
我：“您是從什麽時候起決定在這個醫學領域的？”
他：“我不是從小立誌就專攻這科的，也沒什麽特別遠大的誌向要救死扶傷，那會兒我年輕，沒想那些。我們家族祖上一直都是行醫的（插一句，有家譜為證記載到300年前），所以我們家族出醫生多（笑）。本身我是骨科，xx年被國家保送到歐洲求學的時候，遇到這麽一個事兒，也就是那件事兒，讓我決定我現在的專業了。”
我：“是特慘的一件事嗎？萬惡資本主義體製下精神病人怎麽怎麽受摧殘了？”
他：“（大笑）那倒不是。是某次和一個同學去看她的哥哥。她哥哥在一家精神病醫院實習。我在院子裏等她的時候，就坐在兩個精神病人附近，我聽他們聊天。最開始我覺得很可笑，後來就笑不出來了。”
我：“是內容古怪嗎？”
他：“不是，內容很正常，說的都是很普通內容。但是兩個人操著不同的語言，一個說西班牙語，另一個說英語。而且對話完全沒有關係的。一個說：今天天氣真是難得的好。另一個回答：嗯，不過我不喜歡放洋蔥。那個又說：安吉拉還在世的話，肯定催著我陪她散步。另一個又回答：大狗不算什麽，小狗撓癢癢的時候才最可笑呢……兩個人的話題完全沒有關係，但是兩個人聊的很熱絡。如果不聽內容，隻看表情、動作，會以為是一對老朋友在聊天。我在旁邊聽的一愣一愣的。本身西班牙語就是到那邊才學會的，不紮實，最初都以為自己口語聽力出問題了。我就那麽足足聽了一個多小時，他們沒一句對上的。等我明白過來的時候，同學早就找不到我自己走了。”
我：“然後是不是回去開始留意這方麵資料了？”
他：“對，就是從那開始，我才慢慢注意這些的。去圖書館看，纏著教授推薦資料。但是我發現並不是象我想的那樣。”
我：“對啊，骨科和精神病科是兩回事兒啊。”
他：“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資料的問題。最開始我以為歐洲、西方在精神病科這方麵的資料會很全，記載會很詳盡，但是一查，才知道，不是我想的那樣。到十八世紀中期的時候，他們的很多精神病科、腦科的資料還跟宗教有關聯。什麽上帝的啟示啊，神的懲罰啊，鬼怪的作祟啊，都是這些。而且被很多醫生支持。”
我：“其實也正常吧？醫術的起源本身就是巫術嘛，巫醫。”
他：“不是的，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歐洲醫學方麵，尤其是外科方麵已經很有水準了。但是精神科方麵可能是被宗教所壓製，一直沒太多進展，甚至有時候受到排擠。”
我：“所以？”
他：“所以我最終決定專攻精神科。”
我：“哦……我想知道您對精神病人治療的看法，因為曾經聽到過一種觀點：精神病人如果是快樂的，那麽為什麽要打擾他們的快樂。”
他：“這點我知道，其實應該更全麵的解釋為：如果一個快樂的精神病人，在不威脅到自身的安全、他人的安全，同時又不給家人、社會增加負擔的情況下，那麽就不必要去按照我們的感受去治療他。”
我：“您認為這個說法對嗎？”
他：“不能說是錯的，但是這種事情是個例，不多見。你想，首先他要很開心，不能凍著，不能餓著，還沒有威脅性，家人並且不受累。多見嗎？不多吧。”
我：“您剛才提到個例？”
他：“的確存在。例如有那麽一個英國患者，家裏比較有錢，父親去世後三個姐姐和患者本身都拿到不少的遺產。患者情況是這樣：每天都找來一些東西燒，反覆燒透，燒成灰後再烤、碾碎，然後用那個灰種花，看看能不能活，各種東西都用來試驗，別的不幹，也不會幹。吃飯給什麽吃什麽，不挑食，累了就趴在沙發上睡了。他的三個姐姐很照顧他，雇了兩個傭人，一個做飯收拾房間，另一個就算是他助理了，整天盯著，別燒了什麽家具或者自己，就這麽過的。你不讓他燒，他就亂砸東西發脾氣，給他點兒能燒的，他就安靜了，慢慢的用酒精燈一點兒一點兒燒，吃什麽穿什麽都不擔心，財產有會計師、律師和姐姐監管著，一切都挺好。這樣的患者，沒必要治療，自己燒的挺好嘛，也不出去，也不打算結婚，專心燒東西種花。沒有威脅性，不傷害任何人，還能創造就業機會。最重要的是：他很快樂。”
我：“怎麽判斷他的快樂與否呢？”
他：“隻能從表麵上看了，如果患者的是哭笑顛倒的話，也沒辦法。因為這種情況下如果治療會有很多奇怪的人權團體來找你麻煩，指責你剝奪了快樂精神病人的快樂，很古怪的說辭。”
我：“嗯，是個問題……精神病定義的基礎是什麽？過了一個坎兒就算，還是因患病殺人放火滿街瘋跑才算？”
他：“其實你說的是一個社會認同的問題了。我的看法是：人人都有精神病。”
我：“哎？”
他：“你想想看，你有沒有某些方麵的偏執？”
我：“嗯……我的電腦桌麵上圖標不能超過3個，多了必須放快捷欄或者幹脆不放桌麵，這個算嗎？”
他：“算啊，多於3個你就不幹對不對？”
我：“那您這麽說我身邊這種人多了。我認識個女孩，她必須把錢包的錢都按照麵值排列好，正反麵方向必須一致；另一個是必須把床上的床單繃緊，不能有一絲皺褶；還有一個朋友喜歡寬葉的盆栽，休息日必須挨個把葉子擦得賊亮；對了我還一個習慣，三個月必須家裏的家具擺放換個位置，這都算？”
他：“我們分開來說。你的家具移位啊，你朋友伺候花糙啊，這個可以用‘情調’這個詞。那個整理錢包的人和床單平整的人可以算是小小的矯情。其實這些都是強迫症。但是，這些都沒影響你和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對不對？那就強迫著吧，沒什麽不可以的。不過你要是連別人的錢包也整理，跑到別人家去強行把人家的家具也挪來挪去，你就算精神病人了。至於去別人家擦花……我覺得這個我很接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