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就有了最後的“送殮”。——魏連殳找到了杜師長，一個有權有勢的人，他做了杜師長的顧問，這樣他就有權有勢了，然後他以以毒攻毒的方式來報仇：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給壓迫者以壓迫，給侮辱者以侮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於是昔日的敵人紛紛向自己磕頭打拱，於是麵臨著“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我一個復仇之神踐踏著所有的敵人，我勝利了，但是我已經真的失敗了。因為“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是以背叛我自己和愛我者為代價來取得對敵人的勝利。也就是說，他的復仇就不能不以自我精神的扭曲和毀滅作為代價，並且最後必然導致生命的死亡。最後“我”趕去看魏連殳，隻能麵對他的屍體——
連殳很不妥帖地躺著，腳邊放一雙黃皮鞋，腰邊放一柄紙糊的指揮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臉旁，是一頂金邊的軍帽。
而且有了最後的印象——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著眼，閉了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屍。
這是死者的自我嘲笑，又何嚐不是魯迅的自我警戒。我們在講課一開始就談到了他的愛的哲學與恨的哲學，這是構成了魯迅生命本體的一個內在矛盾的。魯迅顯然主張復仇，但他並不迴避復仇的嚴重後果。他看到了為真恨而活著的復仇者，是怎樣在殺傷對手的同時，又殺傷了自己：這是一把雙刃劍。其實魏連殳最後的選擇，也是魯迅自己可能設想過的選擇。魯迅在《兩地書》裏跟許廣平這樣說過，“為了生存和報復起見，我便什麽事都敢做”，〔8〕按我的理解其中就可能包括魏連殳這種復仇方式。
在《孤獨者》裏，魯迅就是通過兩種聲音，敘事者“我”的聲音和主人公魏連殳的聲音互相對峙、互相辯駁，寫出了自己內心深處的困惑。所以小說有兩個層麵，一個是對歷史和現實的孤獨者命運的考察，但在更深層麵上展開的是關於人的生存狀態、人的生存希望，以及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的思考與駁難，而且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討論是極其徹底的，因為本來為愛我者活著已經是生存意義的底線了，還要追問在底線之後還有沒有可能性，就出現了為敵人而活著這樣的殘酷選擇。“活還是不活”，這是哈姆雷特的命題，其實也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命題，在魯迅這裏是用中國的方式來思考與回答的：他看得很深很遠，從歷史看到現實，從魏晉時代的文人看到他自己的同輩人，這樣一種關於人的存在本身的追問，充滿了魯迅式的緊張，貫注著魯迅式的冷氣。
到小說的結尾，人的靈魂的拷打到這個地方已經無法忍受了，到了人所能承受的極限，於是——
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麽掙紮著，久之，久之，終於掙紮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這隻受傷的狼，在小說中再次出現，卻把那籠罩全篇的麵對“死亡的輪迴”的絕望掙紮的生命感受螺旋式的推向頂點。這深夜在曠野裏發出的長嗥，夾雜著憤怒和悲哀的長嗥，無疑是魏連殳的心聲，“我”的心聲，也是魯迅自己的心聲，可以說是千古文人共同命運的一個象徵、一個隱喻。
但“我”還想從這裏“掙紮”出來：這正是魯迅之為魯迅，他不會停留在某一點上，當絕望與痛苦達到頂端的時候，他又對絕望與痛苦提出了質疑，開始了擺脫絕望與痛苦的新的掙紮——
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最後他由極度的痛苦恢復到平靜，更準確地說，是把這種痛苦真正內化，隱藏在心靈的最深處，開始新的掙紮，新的努力，永遠不停留地“走”：正是這“輕鬆”與“坦然”，把前麵所有的驚心動魄的追問，全化作了長久的回味與更深遠的思索。這樣的結尾，也是魯迅式的：它最終完成了《孤獨者》這篇小說。〔9〕
三
讀完這兩篇“具有魯迅氣氛”的小說，你對魯迅的精神氣質，以及魯迅的小說藝術，有什麽新的感受與體認?
最容易注意到的自然是魯迅小說的“自我辯駁”的性質，這是反映了魯迅“多疑”思維的特點的。他的“多疑”首先是指向自我的，如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先生所言，魯迅有一種“內攻性衝動”，對自己擁有的全部觀念、情感、選擇，都要加以“多疑”的審視。如我們在這兩篇小說中所看到的他對自己的“漂泊者”的身份與選擇，以及他的“復仇”理念，都有一種堅守中的質疑。但他也絕不因為這種質疑而趨向另一極端的絕對肯定，他總是同時觀照、構想兩個(或更多)不同方向的觀念、命題或形象，不斷進行質疑、詰難，在肯定與否定之間不斷往復，在旋進中將思考引向深入與複雜化。前文所分析的《在酒樓上》裏“漂泊者”(“我”)與“堅守者”(呂緯甫)在相互審視中的複雜情感與言說，《孤獨者》裏“我”與“魏連殳”之間的論辯，都具有這樣的性質。魯迅並不尋求一個絕對、凝定的答案，這正是顯示了他的“永遠的探索者”的精神氣質：魯迅自然會有自己的選擇，但他絕不把這樣的選擇賴以存在的思想支點絕對化、凝固化，同時投以懷疑的眼光，而又不將這種懷疑本身凝固化，這樣，他就把自己置於既在具體時空下有所堅守，又不受具體時空限製，進行無休止的質疑也即無休止的探索的境地中，就像以後我們將要講到的那曠野裏的“過客”，為“永遠探索”的聲音所召喚，永遠在“走”著一樣。
連殳很不妥帖地躺著，腳邊放一雙黃皮鞋，腰邊放一柄紙糊的指揮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臉旁，是一頂金邊的軍帽。
而且有了最後的印象——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著眼，閉了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屍。
這是死者的自我嘲笑，又何嚐不是魯迅的自我警戒。我們在講課一開始就談到了他的愛的哲學與恨的哲學，這是構成了魯迅生命本體的一個內在矛盾的。魯迅顯然主張復仇，但他並不迴避復仇的嚴重後果。他看到了為真恨而活著的復仇者，是怎樣在殺傷對手的同時，又殺傷了自己：這是一把雙刃劍。其實魏連殳最後的選擇，也是魯迅自己可能設想過的選擇。魯迅在《兩地書》裏跟許廣平這樣說過，“為了生存和報復起見，我便什麽事都敢做”，〔8〕按我的理解其中就可能包括魏連殳這種復仇方式。
在《孤獨者》裏，魯迅就是通過兩種聲音，敘事者“我”的聲音和主人公魏連殳的聲音互相對峙、互相辯駁，寫出了自己內心深處的困惑。所以小說有兩個層麵，一個是對歷史和現實的孤獨者命運的考察，但在更深層麵上展開的是關於人的生存狀態、人的生存希望，以及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的思考與駁難，而且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討論是極其徹底的，因為本來為愛我者活著已經是生存意義的底線了，還要追問在底線之後還有沒有可能性，就出現了為敵人而活著這樣的殘酷選擇。“活還是不活”，這是哈姆雷特的命題，其實也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命題，在魯迅這裏是用中國的方式來思考與回答的：他看得很深很遠，從歷史看到現實，從魏晉時代的文人看到他自己的同輩人，這樣一種關於人的存在本身的追問，充滿了魯迅式的緊張，貫注著魯迅式的冷氣。
到小說的結尾，人的靈魂的拷打到這個地方已經無法忍受了，到了人所能承受的極限，於是——
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麽掙紮著，久之，久之，終於掙紮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這隻受傷的狼，在小說中再次出現，卻把那籠罩全篇的麵對“死亡的輪迴”的絕望掙紮的生命感受螺旋式的推向頂點。這深夜在曠野裏發出的長嗥，夾雜著憤怒和悲哀的長嗥，無疑是魏連殳的心聲，“我”的心聲，也是魯迅自己的心聲，可以說是千古文人共同命運的一個象徵、一個隱喻。
但“我”還想從這裏“掙紮”出來：這正是魯迅之為魯迅，他不會停留在某一點上，當絕望與痛苦達到頂端的時候，他又對絕望與痛苦提出了質疑，開始了擺脫絕望與痛苦的新的掙紮——
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最後他由極度的痛苦恢復到平靜，更準確地說，是把這種痛苦真正內化，隱藏在心靈的最深處，開始新的掙紮，新的努力，永遠不停留地“走”：正是這“輕鬆”與“坦然”，把前麵所有的驚心動魄的追問，全化作了長久的回味與更深遠的思索。這樣的結尾，也是魯迅式的：它最終完成了《孤獨者》這篇小說。〔9〕
三
讀完這兩篇“具有魯迅氣氛”的小說，你對魯迅的精神氣質，以及魯迅的小說藝術，有什麽新的感受與體認?
最容易注意到的自然是魯迅小說的“自我辯駁”的性質，這是反映了魯迅“多疑”思維的特點的。他的“多疑”首先是指向自我的，如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先生所言，魯迅有一種“內攻性衝動”，對自己擁有的全部觀念、情感、選擇，都要加以“多疑”的審視。如我們在這兩篇小說中所看到的他對自己的“漂泊者”的身份與選擇，以及他的“復仇”理念，都有一種堅守中的質疑。但他也絕不因為這種質疑而趨向另一極端的絕對肯定，他總是同時觀照、構想兩個(或更多)不同方向的觀念、命題或形象，不斷進行質疑、詰難，在肯定與否定之間不斷往復，在旋進中將思考引向深入與複雜化。前文所分析的《在酒樓上》裏“漂泊者”(“我”)與“堅守者”(呂緯甫)在相互審視中的複雜情感與言說，《孤獨者》裏“我”與“魏連殳”之間的論辯，都具有這樣的性質。魯迅並不尋求一個絕對、凝定的答案，這正是顯示了他的“永遠的探索者”的精神氣質：魯迅自然會有自己的選擇，但他絕不把這樣的選擇賴以存在的思想支點絕對化、凝固化，同時投以懷疑的眼光，而又不將這種懷疑本身凝固化，這樣，他就把自己置於既在具體時空下有所堅守，又不受具體時空限製，進行無休止的質疑也即無休止的探索的境地中，就像以後我們將要講到的那曠野裏的“過客”，為“永遠探索”的聲音所召喚，永遠在“走”著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