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們憑直覺去讀這故事，首先會覺得很感人：無論對死去的小兄弟，還是對母親，都有一種濃濃的親情。另一方麵我們也會為這樣一些描寫感到詫異：比如，為什麽說“掘開來!”“這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命令”呢?掘開之後，一再強調“什麽也沒有”、“消盡”、“沒有”、“蹤影全無”，這又是為什麽呢?這就使我們感覺到在這個充滿人情味的故事背後，似乎還隱藏著什麽。這個小兄弟的“墳”是有所隱喻的，對於呂緯甫，他的這次掘墳的行動，是對已經逝去的生命的一個追蹤，所以在他的感覺中這是“一生中最偉大的命令”;而最後開掘的結果，卻是“無”：這正是魯迅的命題，盡管明知“蹤影全無”，他仍然要去開掘;明知是“騙”，也要埋葬。我想可能感動我們的東西，就是這樣的對已經逝去的生命的追蹤與眷念。魯迅在他的雜文裏，對這個命題，也有過類似的表述，在《寫在〈墳〉的後麵》，就有這樣一段話——
這不過是我的生命中的一點陳跡。……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當呼吸還在時，隻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卻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念，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劉伶喝得酒氣熏天，使人荷鍤跟在後麵，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放達，其實是隻能騙騙極端老實人的。
最後，魯迅又“拉來”當年陸機悼曹操文來為自己這篇文章“作結”——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3〕
結合《寫在〈墳〉後麵》，再來讀《在酒樓上》，我們會再一次體會到魯迅和魏晉文人的相通，表麵的放達，掩飾不住對逝去的生命和已在的生命深情的眷戀。於是，我們也終於明白，呂緯甫其實是魯迅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說，正是在呂緯甫身上，隱藏了魯迅身上某些我們不大注意的方麵，甚至是魯迅的自我敘述中也常常有意無意遮蔽的方麵，這就是他那種濃濃的人情味，他對生命的眷戀之情。這正是我們在魯迅大部分著作中不大看得到的，呂緯甫這個形象，就具有了某種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但我們還要注意，呂緯甫的自我陳述是在同“我”的對話中進行的，而“我”正是另外一個魯迅自我。這就是說，看起來是呂緯甫一個人在講故事，其實他的敘述，有一個“我”在場，時時刻刻有“我”在看著他，所以在“我”的審視的眼光的壓迫下，呂緯甫是用一種有罪心理來講這個故事的。因此，在他講完了給小弟弟埋葬的故事後，接著又說了這樣一番話——
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麽?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裏去拔掉神像的鬍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於辜負了至今還對我懷著好意的老朋友。……
讀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了魯迅在《〈窮人〉小引》裏說的一段話——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葬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4〕
在這場對話中，“我”扮演的正是“偉大的審問者”的角色，呂緯甫作為一個“偉大的犯人”，一麵在“我”的審視下譴責、揭發自己，一麵卻又有意無意地陳述“自己的善”，“闡明那埋葬的光耀”。而這“偉大的審問者”與“偉大的犯人”都同屬於魯迅：這是他的靈魂的自我審問與自我陳述，正是在這兩種聲音的相互撞擊、糾纏之中，顯示出了魯迅自己以及和他同類的知識分子“靈魂的深”。
我們還可以把討論再深入一步：這樣的自我審問與自我陳述顯示了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什麽樣的內在矛盾呢?這就需要對“我”與呂緯甫這兩個人物做進一步的分析。前麵我們已經講到，“我”是一個“漂泊者”，他仍然懷著年輕時的夢想，還在追尋，因此依然四處奔波，但他卻苦於找不到精神的歸宿：“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隻能算一個客子。”呂緯甫卻有了另一番命運：在現實生活的逼壓下，他已不再做夢，回到了現實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一個大地的“堅守者”，他關注的、他所能做的，都是家族、鄰裏生活中瑣細的、卻是不能不做的小事情，例如給小弟弟遷葬、為鄰居的女兒送去剪絨花之類，——順便說一句，呂緯甫關於遷葬的敘述，我已做了詳盡的分析，他關於送剪絨花的敘述，也有很多可咀嚼的東西，同學們可以自去分析——，而且不可避免的，還要做出許多妥協，例如仍教“子曰詩雲”之類。我們前麵已經分析過，他回到日常生活中來，獲得了普通人生活中固有的濃濃的人情味，但卻仍然不能擺脫“舊日的夢”的蠱惑，為自己“繞了一點小圈子”又“飛回來了”而感到內疚。這是一個雙向的困惑產生的雙向審視：對於無所歸宿的“漂泊者”的“我”，呂緯甫敘述中表露出來的對於生命的眷戀之情，不能不使他為之動心動容;而麵對還在做夢的“我”，“堅守者”呂緯甫卻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平庸與“無聊”的這一麵，而自慚形穢。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表達了魯迅(及同類知識分子)的內在矛盾的：作為現實的選擇與存在，魯迅無疑是一個“飄泊者”，他也為自己的無所歸宿而感到痛苦，因此，他在心靈的深處是懷有對大地的“堅守者”的嚮往的，但他又警惕著這樣的“堅守”可能產生的新的精神危機：這又是一個魯迅式的往返質疑，因此，小說中的“我”與“呂緯甫”確實都有魯迅的身影，但他自己是站在“我”與“呂緯甫”之外的。而讀者讀這篇作品，卻會因自己處境的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反響：如果你現在是一個“堅守者”，你可能會為呂緯甫的自我譴責感到震撼;如果你是個“漂泊者”，小說中“我”的“客子”感就會引起你的共鳴，你也可能對呂緯甫陳述中掩飾不住的普通人生活中的人情味、生命的眷念感頓生某種羨慕之情。讀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個人體驗來感受這篇小說，可以有不同的解釋，這樣，讀者也就參與到小說的二重聲音的駁難之中。魯迅將一個大的想像空間、言說空間留給了讀者，這是一個開放的文本：這也是魯迅小說的魅力所在。
這不過是我的生命中的一點陳跡。……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當呼吸還在時，隻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卻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念，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劉伶喝得酒氣熏天，使人荷鍤跟在後麵，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放達，其實是隻能騙騙極端老實人的。
最後，魯迅又“拉來”當年陸機悼曹操文來為自己這篇文章“作結”——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3〕
結合《寫在〈墳〉後麵》，再來讀《在酒樓上》，我們會再一次體會到魯迅和魏晉文人的相通，表麵的放達，掩飾不住對逝去的生命和已在的生命深情的眷戀。於是，我們也終於明白，呂緯甫其實是魯迅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說，正是在呂緯甫身上，隱藏了魯迅身上某些我們不大注意的方麵，甚至是魯迅的自我敘述中也常常有意無意遮蔽的方麵，這就是他那種濃濃的人情味，他對生命的眷戀之情。這正是我們在魯迅大部分著作中不大看得到的，呂緯甫這個形象，就具有了某種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但我們還要注意，呂緯甫的自我陳述是在同“我”的對話中進行的，而“我”正是另外一個魯迅自我。這就是說，看起來是呂緯甫一個人在講故事，其實他的敘述，有一個“我”在場，時時刻刻有“我”在看著他，所以在“我”的審視的眼光的壓迫下，呂緯甫是用一種有罪心理來講這個故事的。因此，在他講完了給小弟弟埋葬的故事後，接著又說了這樣一番話——
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麽?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裏去拔掉神像的鬍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於辜負了至今還對我懷著好意的老朋友。……
讀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了魯迅在《〈窮人〉小引》裏說的一段話——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葬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4〕
在這場對話中，“我”扮演的正是“偉大的審問者”的角色，呂緯甫作為一個“偉大的犯人”，一麵在“我”的審視下譴責、揭發自己，一麵卻又有意無意地陳述“自己的善”，“闡明那埋葬的光耀”。而這“偉大的審問者”與“偉大的犯人”都同屬於魯迅：這是他的靈魂的自我審問與自我陳述，正是在這兩種聲音的相互撞擊、糾纏之中，顯示出了魯迅自己以及和他同類的知識分子“靈魂的深”。
我們還可以把討論再深入一步：這樣的自我審問與自我陳述顯示了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什麽樣的內在矛盾呢?這就需要對“我”與呂緯甫這兩個人物做進一步的分析。前麵我們已經講到，“我”是一個“漂泊者”，他仍然懷著年輕時的夢想，還在追尋，因此依然四處奔波，但他卻苦於找不到精神的歸宿：“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隻能算一個客子。”呂緯甫卻有了另一番命運：在現實生活的逼壓下，他已不再做夢，回到了現實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一個大地的“堅守者”，他關注的、他所能做的，都是家族、鄰裏生活中瑣細的、卻是不能不做的小事情，例如給小弟弟遷葬、為鄰居的女兒送去剪絨花之類，——順便說一句，呂緯甫關於遷葬的敘述，我已做了詳盡的分析，他關於送剪絨花的敘述，也有很多可咀嚼的東西，同學們可以自去分析——，而且不可避免的，還要做出許多妥協，例如仍教“子曰詩雲”之類。我們前麵已經分析過，他回到日常生活中來，獲得了普通人生活中固有的濃濃的人情味，但卻仍然不能擺脫“舊日的夢”的蠱惑，為自己“繞了一點小圈子”又“飛回來了”而感到內疚。這是一個雙向的困惑產生的雙向審視：對於無所歸宿的“漂泊者”的“我”，呂緯甫敘述中表露出來的對於生命的眷戀之情，不能不使他為之動心動容;而麵對還在做夢的“我”，“堅守者”呂緯甫卻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平庸與“無聊”的這一麵，而自慚形穢。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表達了魯迅(及同類知識分子)的內在矛盾的：作為現實的選擇與存在，魯迅無疑是一個“飄泊者”，他也為自己的無所歸宿而感到痛苦，因此，他在心靈的深處是懷有對大地的“堅守者”的嚮往的，但他又警惕著這樣的“堅守”可能產生的新的精神危機：這又是一個魯迅式的往返質疑，因此，小說中的“我”與“呂緯甫”確實都有魯迅的身影，但他自己是站在“我”與“呂緯甫”之外的。而讀者讀這篇作品，卻會因自己處境的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反響：如果你現在是一個“堅守者”，你可能會為呂緯甫的自我譴責感到震撼;如果你是個“漂泊者”，小說中“我”的“客子”感就會引起你的共鳴，你也可能對呂緯甫陳述中掩飾不住的普通人生活中的人情味、生命的眷念感頓生某種羨慕之情。讀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個人體驗來感受這篇小說，可以有不同的解釋，這樣，讀者也就參與到小說的二重聲音的駁難之中。魯迅將一個大的想像空間、言說空間留給了讀者，這是一個開放的文本：這也是魯迅小說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