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南京開幾中全會，大家所討論的事情都是為了抗日。 蔣介石和他親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國論”。蔣說：“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麽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 頂多三天就亡國了。”因為蔣這樣說，何應欽、汪精衛說得更厲害了。何應欽說：“日本有多少煙囪，日本人有多少工廠，我們如何能比，不抵抗還可支持幾天。”除了蔣、何、汪本人不主張抵抗外，他們的親 近人也都隨他們一樣的主張，因此會場裏頭分成兩大派，一派即“三天亡國論”，另外一派是抗日派，說誰阻礙抗日，誰就是亡國奴。鬧得非常厲害。這種情形，當然日本人都知道了。執政掌權的主張不抗日，日本的氣焰就更高了，投降派裏頭的人很清楚地把會場的情形報告了日本人。
第10章 “一二·八”上海大戰
日本人知道蔣、何二人的“三日亡國論”之後，在華北在上海各地都是積極侵略。上海的中國駐軍是十九路軍，歸陳銘樞、蔡廷鍇將軍等指揮，因為有一種革命訓練，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本人用各種恐嚇的方法對付蔡將軍等亦不成功， 於是日本即進兵拿武力來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人一開槍，十九路軍的愛國男兒們馬上便開槍還手;實際上不但還手， 並且把日本軍隊打退了;不但打退，並且向日本兵追趕過去。這一次的戰事，給日本人一個極大教訓，叫他知道中國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漢。當時在上海的各國人都親眼看見，無不表示敬佩。中國同胞更是送糧的送糧，抬傷的抬傷，慰勞的慰勞，贈禮品的贈禮品，冒著槍林彈雨來助戰，沒有一個怕的。
此時南京會議得到這個消息，蔣是一言不發。陳友仁先生說：“抗日是救亡圖存的事，我聽說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敵是有的;我沒有聽說過士兵願意打敵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這樣不怕死的軍隊，又有那樣慷慨好義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復失地，假若把這個機會失去，軍心民心全失掉了，將來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於右任說：“北伐的時候，蔣先生很大膽，馮先生在五原誓師，一個宣言出來，如同把兩個炸彈擲在張作霖和吳佩孚的脖子上一樣。為什麽到了今天國難這樣嚴重，反倒不下決心呢?”我站起來說：“自從‘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說，非抗日不可，非收復失地不可，誰要是阻礙抗日， 誰就是賣國賊。我想大家都聽見過我說的這話，今天我再說， 就是十九路軍陳銘樞、蔡廷鍇等幾位將軍正在那裏拚命殺敵， 他們為什麽這樣幹?他們為了救國家、救人民。我們若不趕緊決定派出多數的軍隊援助他們，那是害國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軍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這種貪生怕死的辦法頂不對的。”蔣介石始終是一言不發。
會場裏有人說：“海軍的兵艦奉了姓何的和姓陳的命令買了許多青菜、雞鴨魚肉送給日本人，有人親眼看見，問這是怎麽回事?”一位朋友大嚷著說：“日本人正在殺我們的十九路軍，我們不出兵援助，反倒買米、買肉、買菜給日本人送去， 我們還是人不是人，我們還有人味沒有?”陳友仁說：“還不趕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一 定自己也覺得難過了吧!”接著就有幾個人說：“這個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談話會上再說吧!”就這樣散了會。
午後的會，就有人說：“非遷都不可。”遷到哪裏去呢?有人說西安，有人說重慶，結果決定了遷到洛陽，先把必需的東西運幾列車到洛陽去。汪精衛、何應欽都住在浦鎮小山上的一個洋樓裏，蔣介石有時也住在那裏，我同李濟深將軍住在浦口的火車上。這裏就空嚷著派兵援助十九路軍去了，知道內容的人，就知道是“幹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說：嘴說去派兵，實際上並沒有派兵。前兩天十九路軍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從昨天日本增了援軍，我們就吃了小虧。我記得午前十點鍾，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召集了二十人左右在小山上開了一個會，何應欽對外交部長羅文幹說：“國家情形這樣不好，你們這外交家當動動外交手段呀!這時候不辦外交，等什麽時候去辦外交呢?”羅文幹紅漲著臉說：“你懂什麽?弱國無外交。前幾天十九路軍打勝仗，英、法大使館不斷地來電話約我去談話，都是請我喝酒，吃飯，非常地看得起我們。好啦，你們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敗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館裏去，坐半點鍾，都不出來見我。”這位羅先生愈說愈火，又說：“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局勢到了這樣嚴重，你們都不出兵去打，你們叫我辦外交，人家都不肯見我，辦什麽外交?”蔣同何聽了這些話，隻可把頭低下，一聲不響地被外交部長羅文幹罵了一頓。
我同李濟深將軍到浦鎮的鐵路工廠去看，那裏有一個工頭是天津人。他說，他入工廠時，一月隻十塊錢。二十五年的光景，他當了工頭，一個月一百元錢。原來這個工廠是英國人管理的，用一個人辦一件事，你想拿著工錢必須要有本事，無論廠內廠外，沒有一個拿錢不做事的人。自從蔣家黨當權之後，英國人走了，廠長是與蔣介石有關係的人，就添了許多參議、顧問、谘議和練習員，每個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國留學生，便是美國留學生。他們到廠裏來不是看小說，就是談天，什麽事情都不會做。這個工頭一麵說著， 一麵問我們：“國家為什麽這樣用人，你們二位知道不知道?”這位工頭又說：“我們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這裏麵的事，沒有一件不會，我才拿一百元。你們二位看看，派來的這些練習員，都是些少爺們，什麽都不會做，一個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這樣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來打我們，這都是報應吧!”我對任潮先生說：“這位工頭先生的話要叫蔣介石聽見，也許他有點覺悟吧!”李將軍說：“他聽什麽也沒有覺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車站上一個房子裏坐著理髮，忽然進來一位年輕人在那裏打電話，他拿著耳機大聲說：“我是二少爺， 公館裏快預備兩桌燕菜席，八點鍾我在公館裏請客，不準誤了，並且派車在江岸來接我。”說完了掛上耳機就出去了。我問車站上的人，這是誰呀?一位認識他的人說：“這是陳調元的二少爺，是英國留學生，在這工廠裏當谘議，一月三百元， 什麽都不會。他就會說他是二少爺，他就會每天請客。 ”那位車站的人問我說:“日本軍隊現在在上海打我們，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壞的緣故呢?為什麽北洋政府那麽壞，日本鬼子都不敢來打呢?”他把聲音放低一些說：“用人用到這種壞法，無論哪一國也看不起我們。”我還沒回答他，他又說：“這樣的少爺， 這樣的請客，這樣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應當有的嗎?他們的錢不都是我們老百姓的血汗錢嗎?”我說:“你的話很好， 罵得很對。”
第11章 我在泰山時的蔣介石
第10章 “一二·八”上海大戰
日本人知道蔣、何二人的“三日亡國論”之後，在華北在上海各地都是積極侵略。上海的中國駐軍是十九路軍，歸陳銘樞、蔡廷鍇將軍等指揮，因為有一種革命訓練，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本人用各種恐嚇的方法對付蔡將軍等亦不成功， 於是日本即進兵拿武力來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人一開槍，十九路軍的愛國男兒們馬上便開槍還手;實際上不但還手， 並且把日本軍隊打退了;不但打退，並且向日本兵追趕過去。這一次的戰事，給日本人一個極大教訓，叫他知道中國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漢。當時在上海的各國人都親眼看見，無不表示敬佩。中國同胞更是送糧的送糧，抬傷的抬傷，慰勞的慰勞，贈禮品的贈禮品，冒著槍林彈雨來助戰，沒有一個怕的。
此時南京會議得到這個消息，蔣是一言不發。陳友仁先生說：“抗日是救亡圖存的事，我聽說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敵是有的;我沒有聽說過士兵願意打敵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這樣不怕死的軍隊，又有那樣慷慨好義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復失地，假若把這個機會失去，軍心民心全失掉了，將來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於右任說：“北伐的時候，蔣先生很大膽，馮先生在五原誓師，一個宣言出來，如同把兩個炸彈擲在張作霖和吳佩孚的脖子上一樣。為什麽到了今天國難這樣嚴重，反倒不下決心呢?”我站起來說：“自從‘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說，非抗日不可，非收復失地不可，誰要是阻礙抗日， 誰就是賣國賊。我想大家都聽見過我說的這話，今天我再說， 就是十九路軍陳銘樞、蔡廷鍇等幾位將軍正在那裏拚命殺敵， 他們為什麽這樣幹?他們為了救國家、救人民。我們若不趕緊決定派出多數的軍隊援助他們，那是害國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軍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這種貪生怕死的辦法頂不對的。”蔣介石始終是一言不發。
會場裏有人說：“海軍的兵艦奉了姓何的和姓陳的命令買了許多青菜、雞鴨魚肉送給日本人，有人親眼看見，問這是怎麽回事?”一位朋友大嚷著說：“日本人正在殺我們的十九路軍，我們不出兵援助，反倒買米、買肉、買菜給日本人送去， 我們還是人不是人，我們還有人味沒有?”陳友仁說：“還不趕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一 定自己也覺得難過了吧!”接著就有幾個人說：“這個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談話會上再說吧!”就這樣散了會。
午後的會，就有人說：“非遷都不可。”遷到哪裏去呢?有人說西安，有人說重慶，結果決定了遷到洛陽，先把必需的東西運幾列車到洛陽去。汪精衛、何應欽都住在浦鎮小山上的一個洋樓裏，蔣介石有時也住在那裏，我同李濟深將軍住在浦口的火車上。這裏就空嚷著派兵援助十九路軍去了，知道內容的人，就知道是“幹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說：嘴說去派兵，實際上並沒有派兵。前兩天十九路軍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從昨天日本增了援軍，我們就吃了小虧。我記得午前十點鍾，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召集了二十人左右在小山上開了一個會，何應欽對外交部長羅文幹說：“國家情形這樣不好，你們這外交家當動動外交手段呀!這時候不辦外交，等什麽時候去辦外交呢?”羅文幹紅漲著臉說：“你懂什麽?弱國無外交。前幾天十九路軍打勝仗，英、法大使館不斷地來電話約我去談話，都是請我喝酒，吃飯，非常地看得起我們。好啦，你們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敗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館裏去，坐半點鍾，都不出來見我。”這位羅先生愈說愈火，又說：“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局勢到了這樣嚴重，你們都不出兵去打，你們叫我辦外交，人家都不肯見我，辦什麽外交?”蔣同何聽了這些話，隻可把頭低下，一聲不響地被外交部長羅文幹罵了一頓。
我同李濟深將軍到浦鎮的鐵路工廠去看，那裏有一個工頭是天津人。他說，他入工廠時，一月隻十塊錢。二十五年的光景，他當了工頭，一個月一百元錢。原來這個工廠是英國人管理的，用一個人辦一件事，你想拿著工錢必須要有本事，無論廠內廠外，沒有一個拿錢不做事的人。自從蔣家黨當權之後，英國人走了，廠長是與蔣介石有關係的人，就添了許多參議、顧問、谘議和練習員，每個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國留學生，便是美國留學生。他們到廠裏來不是看小說，就是談天，什麽事情都不會做。這個工頭一麵說著， 一麵問我們：“國家為什麽這樣用人，你們二位知道不知道?”這位工頭又說：“我們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這裏麵的事，沒有一件不會，我才拿一百元。你們二位看看，派來的這些練習員，都是些少爺們，什麽都不會做，一個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這樣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來打我們，這都是報應吧!”我對任潮先生說：“這位工頭先生的話要叫蔣介石聽見，也許他有點覺悟吧!”李將軍說：“他聽什麽也沒有覺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車站上一個房子裏坐著理髮，忽然進來一位年輕人在那裏打電話，他拿著耳機大聲說：“我是二少爺， 公館裏快預備兩桌燕菜席，八點鍾我在公館裏請客，不準誤了，並且派車在江岸來接我。”說完了掛上耳機就出去了。我問車站上的人，這是誰呀?一位認識他的人說：“這是陳調元的二少爺，是英國留學生，在這工廠裏當谘議，一月三百元， 什麽都不會。他就會說他是二少爺，他就會每天請客。 ”那位車站的人問我說:“日本軍隊現在在上海打我們，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壞的緣故呢?為什麽北洋政府那麽壞，日本鬼子都不敢來打呢?”他把聲音放低一些說：“用人用到這種壞法，無論哪一國也看不起我們。”我還沒回答他，他又說：“這樣的少爺， 這樣的請客，這樣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應當有的嗎?他們的錢不都是我們老百姓的血汗錢嗎?”我說:“你的話很好， 罵得很對。”
第11章 我在泰山時的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