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莊子的思想都是圍繞著“萬物皆一”展開的。他說：“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天下沒有比秋天動物新換的絨毛的尖端更大的東西，而泰山還算小的;天下沒有比夭折的嬰兒更長壽的人，而彭祖還算是短命的。天地與我一起存在，萬物與我合為一體。莊子認為世間萬物的小和大都是相對的。
胡適曾用一個比喻解釋莊子的哲學之道：
譬如，我說我比你高半寸，你說你比我高半寸。你我爭論不休，莊子走過來排解道：“你們二位不用爭了罷，我剛才在那愛拂兒塔上(eiffel towe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為世界第一高塔)看下來，覺得你們二位的高低實在沒有什麽區別，何必多爭。不如算作一樣高低罷。”
按照莊子的說法，這世界就沒有什麽是非曲直，周文王未必賢能，商紂王未必荒淫;蜜糖未必是甜的，老醋未必是酸的……萬物沒有了所謂的“差異”。而按照胡適的看法，“世界上學識的進步隻是爭這半寸的同異;世界上社會的維新、政治的革命，也隻是爭這半寸的同異。”如果把莊子的思想推而廣之，付諸實踐，那麽社會的製度和人們的思想永遠不會有進步，也就永遠沒有革新改良的希望。所以胡適認為，莊子的學說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阻力。
(本章完)
第54章 顏元：儒家講求實幹
第十二章3 顏元：儒家講求實幹
他(顏元)的思想是從亂離經驗出來的，從生活裏閱歷過來的。他是個農夫，又是個醫生，這兩種職業都是注重實習的，故他的思想以“習”字為主腦。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
顏元，號習齋，是清代唯物主義思想家、教育家。胡適認為，顏元是真正從農民階級走出來的哲學家。顏元曾務農養家，後又開設私塾，並為人治病。他既耕田工作，也常常學靜坐。不過他的靜坐不是佛教的打坐，他家中立著一個“道統龕”，供奉著伏羲、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孟子等儒者。
胡適在《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中專門寫到了顏元，說顏元自己做農夫、做大夫，注重實際的勞作，所以他的思想以“習”為根本。宋、明兩代的儒者是輕視習勞的，他們高談性命之理。那時，佛教禪宗和尚以高妙空靈的哲學博取了很多眼球，儒者們不甘示弱，也脫離實際妄圖追求所謂的空靈，不想卻走向了空虛，這幾乎是一種自殺。顏元說：
孔子則隻教人刁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
宋代儒家的毛病恰恰是隻靜坐而不習事。朱熹為他的先生李侗寫生平時，說：“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爭。”這句話幾乎使顏元拍案而起了!他說：
隻“不作費力事”五字，……將有宋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日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幾何?
顏元的學說與傳統理學的區別在此處得以凸顯，朱熹認為儒者應該不費力氣去做事， 顏元則認為放手去做才是孔子所提倡的。
顏元的思想簡單而淺近，胡適分析，之所以他會與傳統理學家分道揚鑣，就是因為他厭惡那些虛無縹緲的所謂玄談。顏元說他們“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各自以為孔、顏復出矣。”玄談就像一種猜謎，聰明者之間如做遊戲般猜來猜去，自得其樂，但是所謂“慧根不高”的人，則被那些高雅的強調搞得暈頭轉向。
“性”是最適合玄談的話題，它無形無相，看不見，摸不著，可以由著人發揮。但在這個問題上，顏元依舊不肯用花哨的詞句雲來霧去地去闡述，他隻老老實實地承認性即是這個氣質之性：“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就這樣簡簡單單把幾百年來的一個難題做了論斷。
人性不過如此，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教育，顏元認為教育的方法就是實踐，他以學琴為例，做了生動的比喻：
以讀經史。訂群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裏。以讀經史，訂群書為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裏矣。……
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裏也。
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裏也。……
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為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為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慾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裏也。今日不睹，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裏也。
畫家大醉後，靈感所至，依然能揮毫潑墨畫出氣勢磅礴的山水。那是他實際學習、練習久了，憑直覺就能完成傑作。所有的技藝都是需要實際演練的。顏元認為，光讀琴譜不實際練習，永遠也學不會操弦。天天動手練習，日積月累才能打到 “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的地步，那時才會有隨心所欲便成曲調，那才是知行合一。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顏元認為那些隻知道靜坐、玄談的理學思想是錯誤的，是對孔子的誤讀。“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 他的觀點是隻有實踐才能體現知識的價值。因為對實踐有著這麽熱情的擁護，胡適自然而然地把顏元歸入了“實習主義(pragmatism)”。
(本章完)
第55章 《詩經》：多為艷曲而非廟堂之歌
第十二章4《詩經》：多為艷曲而非廟堂之歌
《詩經?國風》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寫，一般經學家多把這種普遍真摯的作品勉強拿來安到什麽文王、武王的歷史上去;一部活潑潑的文學因為他們這種牽強的解釋，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這是很可痛惜的!
——《談談〈詩經〉》
《詩經》被認為是中國詩歌的源頭，很多詩人都喜愛從中汲取靈感和營養，胡適也很喜愛這本質樸自然的佳作。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記述說，有次胡適看到午飯後的水果是木瓜，立刻聯想到了《詩?衛風?木瓜》，問胡頌平：“《詩經》裏‘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是不是就是今天吃的木瓜?”胡頌平說：“這種木瓜好像隻有南方各省才有的，台灣也有;但‘衛風’是現在河北省大名縣及河南省衛輝、懷慶兩府一帶的地方。這些地方產生的木瓜，怕不是我們今天吃的這種木瓜。”胡適拿出《詩經》來查看注釋，《注》裏說是楙木，《疏》裏也說楙木瓜，味道發酸，可以吃，但無法確定詩裏寫的到底是不是現在的木瓜。胡適認為，詩經裏的木瓜所以說“投”，一定不會很大。
胡適曾用一個比喻解釋莊子的哲學之道：
譬如，我說我比你高半寸，你說你比我高半寸。你我爭論不休，莊子走過來排解道：“你們二位不用爭了罷，我剛才在那愛拂兒塔上(eiffel towe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為世界第一高塔)看下來，覺得你們二位的高低實在沒有什麽區別，何必多爭。不如算作一樣高低罷。”
按照莊子的說法，這世界就沒有什麽是非曲直，周文王未必賢能，商紂王未必荒淫;蜜糖未必是甜的，老醋未必是酸的……萬物沒有了所謂的“差異”。而按照胡適的看法，“世界上學識的進步隻是爭這半寸的同異;世界上社會的維新、政治的革命，也隻是爭這半寸的同異。”如果把莊子的思想推而廣之，付諸實踐，那麽社會的製度和人們的思想永遠不會有進步，也就永遠沒有革新改良的希望。所以胡適認為，莊子的學說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阻力。
(本章完)
第54章 顏元：儒家講求實幹
第十二章3 顏元：儒家講求實幹
他(顏元)的思想是從亂離經驗出來的，從生活裏閱歷過來的。他是個農夫，又是個醫生，這兩種職業都是注重實習的，故他的思想以“習”字為主腦。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
顏元，號習齋，是清代唯物主義思想家、教育家。胡適認為，顏元是真正從農民階級走出來的哲學家。顏元曾務農養家，後又開設私塾，並為人治病。他既耕田工作，也常常學靜坐。不過他的靜坐不是佛教的打坐，他家中立著一個“道統龕”，供奉著伏羲、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孟子等儒者。
胡適在《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中專門寫到了顏元，說顏元自己做農夫、做大夫，注重實際的勞作，所以他的思想以“習”為根本。宋、明兩代的儒者是輕視習勞的，他們高談性命之理。那時，佛教禪宗和尚以高妙空靈的哲學博取了很多眼球，儒者們不甘示弱，也脫離實際妄圖追求所謂的空靈，不想卻走向了空虛，這幾乎是一種自殺。顏元說：
孔子則隻教人刁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
宋代儒家的毛病恰恰是隻靜坐而不習事。朱熹為他的先生李侗寫生平時，說：“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爭。”這句話幾乎使顏元拍案而起了!他說：
隻“不作費力事”五字，……將有宋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日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幾何?
顏元的學說與傳統理學的區別在此處得以凸顯，朱熹認為儒者應該不費力氣去做事， 顏元則認為放手去做才是孔子所提倡的。
顏元的思想簡單而淺近，胡適分析，之所以他會與傳統理學家分道揚鑣，就是因為他厭惡那些虛無縹緲的所謂玄談。顏元說他們“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各自以為孔、顏復出矣。”玄談就像一種猜謎，聰明者之間如做遊戲般猜來猜去，自得其樂，但是所謂“慧根不高”的人，則被那些高雅的強調搞得暈頭轉向。
“性”是最適合玄談的話題，它無形無相，看不見，摸不著，可以由著人發揮。但在這個問題上，顏元依舊不肯用花哨的詞句雲來霧去地去闡述，他隻老老實實地承認性即是這個氣質之性：“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就這樣簡簡單單把幾百年來的一個難題做了論斷。
人性不過如此，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教育，顏元認為教育的方法就是實踐，他以學琴為例，做了生動的比喻：
以讀經史。訂群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裏。以讀經史，訂群書為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裏矣。……
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裏也。
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裏也。……
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為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為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慾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裏也。今日不睹，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裏也。
畫家大醉後，靈感所至，依然能揮毫潑墨畫出氣勢磅礴的山水。那是他實際學習、練習久了，憑直覺就能完成傑作。所有的技藝都是需要實際演練的。顏元認為，光讀琴譜不實際練習，永遠也學不會操弦。天天動手練習，日積月累才能打到 “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的地步，那時才會有隨心所欲便成曲調，那才是知行合一。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顏元認為那些隻知道靜坐、玄談的理學思想是錯誤的，是對孔子的誤讀。“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 他的觀點是隻有實踐才能體現知識的價值。因為對實踐有著這麽熱情的擁護，胡適自然而然地把顏元歸入了“實習主義(pragmatism)”。
(本章完)
第55章 《詩經》：多為艷曲而非廟堂之歌
第十二章4《詩經》：多為艷曲而非廟堂之歌
《詩經?國風》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寫，一般經學家多把這種普遍真摯的作品勉強拿來安到什麽文王、武王的歷史上去;一部活潑潑的文學因為他們這種牽強的解釋，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這是很可痛惜的!
——《談談〈詩經〉》
《詩經》被認為是中國詩歌的源頭，很多詩人都喜愛從中汲取靈感和營養，胡適也很喜愛這本質樸自然的佳作。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記述說，有次胡適看到午飯後的水果是木瓜，立刻聯想到了《詩?衛風?木瓜》，問胡頌平：“《詩經》裏‘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是不是就是今天吃的木瓜?”胡頌平說：“這種木瓜好像隻有南方各省才有的，台灣也有;但‘衛風’是現在河北省大名縣及河南省衛輝、懷慶兩府一帶的地方。這些地方產生的木瓜，怕不是我們今天吃的這種木瓜。”胡適拿出《詩經》來查看注釋，《注》裏說是楙木，《疏》裏也說楙木瓜，味道發酸，可以吃，但無法確定詩裏寫的到底是不是現在的木瓜。胡適認為，詩經裏的木瓜所以說“投”，一定不會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