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胡適喜歡與人攀老鄉是出於功利的目的。常言道，朝中有人好辦事，人脈好確實能增添許多方便。但是，樂於與人交往並不僅僅能得到這方麵的所謂“好處”，每天走出門去，與人們友善地打聲招呼聊天，生活會多許多樂趣。例如胡適，當他走到徽菜館裏迎頭聽一聲“績溪老倌”的時候，心中豈不是增添了許多溫暖?很多人不擅長與人交往，甚至畏懼與人打交道，那是封閉了自己的生活空間，把自己隔離在了世界之外。唯有學會與人相處，才能享受生活更多的快樂。
1960年10月的一天，在美國一家報社辦公室裏的工作人員任務單上，科寧斯看到一行字：科寧斯——採訪埃莉諾?羅斯福。埃莉諾?羅斯福是聯合國外交家，人道主義者，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夫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受人敬佩的婦女之一。
科寧斯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覆把那一行字看了幾遍。這不是非分之想吧?科寧斯成為《西部報》報社成員才幾個月，還是一個新手呢，怎麽會給他如此重要的任務呢?科寧斯拔腿去找責任編輯。
責任編輯停住手中的活，沖科寧斯一笑：“沒錯，我們很欣賞你採訪那位哈伍德教授的表現，所以派給你這個重要任務。後天隻管把採訪報導送到我辦公室來就是了，祝你好運，小夥子!”
“祝你好運”，說得輕巧，科寧斯覺得自己即將麵對的是前總統夫人，她不但曾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共度春秋，而且有過不凡之舉，而科寧斯覺得自己隻是個毫無名氣的毛頭小夥子。
科寧斯急匆匆地奔進圖書館，尋找所需要的資料。科寧斯認真地將要提的問題依次排序，力圖使其中至少有一個不同於她以前回答過的問題。最後，科寧斯終於成竹在胸，對即將開始的採訪甚至有點迫不及待了。
採訪是在一間布置得格外別致典雅的房中進行的。當科寧斯進去時，這位75歲的老太太已經坐在那裏等他了。一看見科寧斯，她馬上起身與他握手。她那敏銳的目光，慈祥的笑容給人以不可磨滅的印象。科寧斯在她旁邊落座以後，便率先拋出一個自認為別具一格的問題。
“請問夫人，在您會晤過的人中，您發覺哪一位最有趣?”
這個問題提得好極了，而且科寧斯早就預估了一下答案：無論她回答的是她的丈夫羅斯福，還是邱吉爾、海倫?凱勒等，科寧斯都能就她選擇的人物接二連三地提出問題。
羅斯福夫人莞爾一笑：“戴維?科寧斯。”
科寧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選中我，開什麽玩笑?
“夫人，”他終於擠出一句話來，“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和一個陌生人會晤並開始交往，這是生活中最令人感興趣的一部分。”她非常感慨地說：“我小時候總是羞羞答答的，有時甚至到了凡事都縮手縮腳的地步，把自己封閉在一個小天地中。後來我強迫自己歡迎他人進入自己的世界，強迫自己走向生活，終於體會到廣交新友是多麽使人精神振奮。”
科寧斯對羅斯福夫人一個小時的採訪轉眼結束了。她在一開始就使他感到輕鬆自如，整個過程中，他無拘無束，十分滿意。
這篇採訪報導見報後獲得全美學生新聞報導獎。然而，科寧斯最重要的收穫是：羅斯福夫人教給他的人生哲學——廣交新友，走向生活。多年來，這一直是科寧斯的座右銘。
我們生活在人的海洋中，天天都要與各種各樣的人相遇，不要總把自己摒棄於人群之外，那樣不現實，自己也孤獨。胡適一生喜愛交朋友，他對每個人都大膽地敞開自己的心靈。你可能會想，我不像胡適那樣善於應酬，其實與人交往並不是什麽難事，幾句話說過後，你會發現，原來可聊的話題那麽多，原來對方也這麽希望有你這樣一位有趣的朋友。
生活因為有了許許多多的朋友而不孤單，生命因為有了開放的心態而不狹隘。多結交朋友會使你有機會聆聽不同生命的聲響，世界在你眼中也會不再那麽枯燥無味，而是溫暖、和諧，充滿韻律。
(本章完)
第39章 朋友不分貴賤
第九章2 朋友不分貴賤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陝西的黃土埋皇上。南方人有才呀!你身居茅屋，心懷天下，是難得的一片赤子之心。
——《胡適的謙和雅量》
人人都希望有真摯的友情，友情如甘露滋養幹涸的心靈，如美妙的音樂填滿心靈的寂寞。友情不能用金錢度量，於利益無關。所謂友情，是平等的人們之間離開了利益關係的交易。真正了解友情的真味的人，不會因為一個人道德低下有高貴的身份地位就極力去巴結，也不會因為一個人有高貴的靈魂卻生活困窘而不屑一顧。
1960年，胡適心髒病復發住進了台大醫院。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在鄰室住院，一天，梅貽琦的夫人送芝麻餅請胡適吃。胡適拿著餅興高采烈地到梅貽琦的病房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的傑作，你們怎麽認識他的?”梅貽琦為老朋友的孩子般的天真哈哈大笑，反問說：“台北那麽多賣芝麻餅的，都是你的朋友呀?”
看到這個故事的人往往會意外，一個是“中央研究院”院長，一個是背著鉛皮桶在台北街頭賣芝麻餅的小販，他們怎麽會成了朋友?事情要追溯到1959年。那一年的10月23日，胡適收到了一封來信，寫信人署名袁瓞。
袁瓞是江蘇清江人，曾在上海一所中學念到了高中二年級，1949年流落台北，屢屢遭遇坎坷，隻得靠賣麻餅為生。盡管生活窘迫，袁瓞卻很愛讀書，尤其喜歡研究英美政治製度。袁瓞遇到幾個無法解答的問題，向最精通英美政治製度的胡適求教：“英國為君主製，美國為民主製，實質上是否相同?在組織上，英國內閣製與美國總統製，是否以英國的較好?”
一介布衣與素不相識的大學者探討，袁瓞對胡適是否會回應沒有抱多大希望。然而僅僅兩天後他就收到了回信：
袁瓞先生：
謝謝你10月23日的長信。
我細細讀了你的信，很誠懇地感謝你在辛苦做餅、烤餅、賣餅的生活之中，寫這一兩千字長信，把“積在心中多年的話，一直沒有向旁人提起過”的話寫出來寄給我。
你提出的問題太大，我很慚愧，我不能給你一個可以使我自己認為滿意的解答。我隻能說，你說的英國製度和美國製度其實沒有什麽大分別。你信上敘述的那個“杜魯門沒有帶走一個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爾在1945年離開頓寧街10號時沒有帶走一個人，是一樣的。
我還可以說，我們這個國家裏，有一個賣餅的，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裏偷閑，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製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隻這一件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
如有我可以幫你小忙的事，如贈送你找不著的書之類，我一定很願意做。
1960年10月的一天，在美國一家報社辦公室裏的工作人員任務單上，科寧斯看到一行字：科寧斯——採訪埃莉諾?羅斯福。埃莉諾?羅斯福是聯合國外交家，人道主義者，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夫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受人敬佩的婦女之一。
科寧斯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覆把那一行字看了幾遍。這不是非分之想吧?科寧斯成為《西部報》報社成員才幾個月，還是一個新手呢，怎麽會給他如此重要的任務呢?科寧斯拔腿去找責任編輯。
責任編輯停住手中的活，沖科寧斯一笑：“沒錯，我們很欣賞你採訪那位哈伍德教授的表現，所以派給你這個重要任務。後天隻管把採訪報導送到我辦公室來就是了，祝你好運，小夥子!”
“祝你好運”，說得輕巧，科寧斯覺得自己即將麵對的是前總統夫人，她不但曾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共度春秋，而且有過不凡之舉，而科寧斯覺得自己隻是個毫無名氣的毛頭小夥子。
科寧斯急匆匆地奔進圖書館，尋找所需要的資料。科寧斯認真地將要提的問題依次排序，力圖使其中至少有一個不同於她以前回答過的問題。最後，科寧斯終於成竹在胸，對即將開始的採訪甚至有點迫不及待了。
採訪是在一間布置得格外別致典雅的房中進行的。當科寧斯進去時，這位75歲的老太太已經坐在那裏等他了。一看見科寧斯，她馬上起身與他握手。她那敏銳的目光，慈祥的笑容給人以不可磨滅的印象。科寧斯在她旁邊落座以後，便率先拋出一個自認為別具一格的問題。
“請問夫人，在您會晤過的人中，您發覺哪一位最有趣?”
這個問題提得好極了，而且科寧斯早就預估了一下答案：無論她回答的是她的丈夫羅斯福，還是邱吉爾、海倫?凱勒等，科寧斯都能就她選擇的人物接二連三地提出問題。
羅斯福夫人莞爾一笑：“戴維?科寧斯。”
科寧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選中我，開什麽玩笑?
“夫人，”他終於擠出一句話來，“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和一個陌生人會晤並開始交往，這是生活中最令人感興趣的一部分。”她非常感慨地說：“我小時候總是羞羞答答的，有時甚至到了凡事都縮手縮腳的地步，把自己封閉在一個小天地中。後來我強迫自己歡迎他人進入自己的世界，強迫自己走向生活，終於體會到廣交新友是多麽使人精神振奮。”
科寧斯對羅斯福夫人一個小時的採訪轉眼結束了。她在一開始就使他感到輕鬆自如，整個過程中，他無拘無束，十分滿意。
這篇採訪報導見報後獲得全美學生新聞報導獎。然而，科寧斯最重要的收穫是：羅斯福夫人教給他的人生哲學——廣交新友，走向生活。多年來，這一直是科寧斯的座右銘。
我們生活在人的海洋中，天天都要與各種各樣的人相遇，不要總把自己摒棄於人群之外，那樣不現實，自己也孤獨。胡適一生喜愛交朋友，他對每個人都大膽地敞開自己的心靈。你可能會想，我不像胡適那樣善於應酬，其實與人交往並不是什麽難事，幾句話說過後，你會發現，原來可聊的話題那麽多，原來對方也這麽希望有你這樣一位有趣的朋友。
生活因為有了許許多多的朋友而不孤單，生命因為有了開放的心態而不狹隘。多結交朋友會使你有機會聆聽不同生命的聲響，世界在你眼中也會不再那麽枯燥無味，而是溫暖、和諧，充滿韻律。
(本章完)
第39章 朋友不分貴賤
第九章2 朋友不分貴賤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陝西的黃土埋皇上。南方人有才呀!你身居茅屋，心懷天下，是難得的一片赤子之心。
——《胡適的謙和雅量》
人人都希望有真摯的友情，友情如甘露滋養幹涸的心靈，如美妙的音樂填滿心靈的寂寞。友情不能用金錢度量，於利益無關。所謂友情，是平等的人們之間離開了利益關係的交易。真正了解友情的真味的人，不會因為一個人道德低下有高貴的身份地位就極力去巴結，也不會因為一個人有高貴的靈魂卻生活困窘而不屑一顧。
1960年，胡適心髒病復發住進了台大醫院。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在鄰室住院，一天，梅貽琦的夫人送芝麻餅請胡適吃。胡適拿著餅興高采烈地到梅貽琦的病房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的傑作，你們怎麽認識他的?”梅貽琦為老朋友的孩子般的天真哈哈大笑，反問說：“台北那麽多賣芝麻餅的，都是你的朋友呀?”
看到這個故事的人往往會意外，一個是“中央研究院”院長，一個是背著鉛皮桶在台北街頭賣芝麻餅的小販，他們怎麽會成了朋友?事情要追溯到1959年。那一年的10月23日，胡適收到了一封來信，寫信人署名袁瓞。
袁瓞是江蘇清江人，曾在上海一所中學念到了高中二年級，1949年流落台北，屢屢遭遇坎坷，隻得靠賣麻餅為生。盡管生活窘迫，袁瓞卻很愛讀書，尤其喜歡研究英美政治製度。袁瓞遇到幾個無法解答的問題，向最精通英美政治製度的胡適求教：“英國為君主製，美國為民主製，實質上是否相同?在組織上，英國內閣製與美國總統製，是否以英國的較好?”
一介布衣與素不相識的大學者探討，袁瓞對胡適是否會回應沒有抱多大希望。然而僅僅兩天後他就收到了回信：
袁瓞先生：
謝謝你10月23日的長信。
我細細讀了你的信，很誠懇地感謝你在辛苦做餅、烤餅、賣餅的生活之中，寫這一兩千字長信，把“積在心中多年的話，一直沒有向旁人提起過”的話寫出來寄給我。
你提出的問題太大，我很慚愧，我不能給你一個可以使我自己認為滿意的解答。我隻能說，你說的英國製度和美國製度其實沒有什麽大分別。你信上敘述的那個“杜魯門沒有帶走一個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爾在1945年離開頓寧街10號時沒有帶走一個人，是一樣的。
我還可以說，我們這個國家裏，有一個賣餅的，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裏偷閑，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製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隻這一件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
如有我可以幫你小忙的事，如贈送你找不著的書之類，我一定很願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