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胡適出任駐美大使期間, 偶爾收藏了幾個火柴盒玩耍，不想美國《生活雜誌》的記者來採訪，看見了胡適房中這些“藏品”，於是這位記者撰稿時大筆一揮在採訪照片上題註：“火柴收藏家胡適”。記者此舉本想博人眼球，沒想到給胡適的“愛好”做了軟gg，世界各地的讀者紛紛給胡適寄去各種各樣的火柴盒，美國的火花收藏家們和火柴生產商寄來了大批的火柴盒——讀者和收藏家們純粹是出於對胡適的喜愛和尊敬才這麽做，火柴生產商則是想用胡適的盛名進行宣傳。
一時間，胡適的住處到處都堆滿了各種各樣的火柴盒，胡適不得不跳出來聲明“夠了”，誰知火柴生產商並不肯歇手，反而變本加厲加大了寄火柴盒的力度，搞得胡適叫苦不迭卻又無可奈何。
事事都有個度，同樣的事情，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來做，效果是決然不同的。紅袖添香本是讀書人都嚮往的雅事，然而若你在潛心讀書撰文時，這位佳人總是不合時宜地添茶倒水，三分鍾打擾一次，兩分種製造點兒動靜，想必這份高雅的清福不是人人都享受得了的。
不合時宜地幫助人，並不能拉近人與人的感情，接受的一方不但不會心生感激，還會深感困擾，所以助人一定要拿捏好分寸，急人之所急，才會使人心生感激。
美國人貝莉在她生兒子時和一名叫安的婦女住在同一個病房。貝莉的父親是個開花店的，每天都給她按時送來一大束鮮艷的玫瑰花。而那個叫安的婦女，卻總是一個人孤寂地待在病房裏，從來沒收到過一朵花，也沒人來看望她。當貝莉第七次收到鮮花時，她感到很不安，為她從安的眼睛裏所看到的憂傷和鬱悶而不安。
於是，當她的父親再次看望她時，她叮囑父親也給安帶束鮮花。吃完晚餐，鮮花就送來了。
“這次是給你的。”貝莉將一大捧嬌艷欲滴的玫瑰花送到安的懷抱。安凝視著鮮花，臉上露出了難得的笑容，並深情地說了聲：“謝謝!”
30年過去了，貝莉早已忘記了這件事，忘了她曾經送花給一個婦女。然而這時，不幸降臨了，貝莉的兒子被癌症奪走了生命。報上登了訃告，悲哀的心情籠罩著這個小家庭。在喪禮上，一個郵差送來了一小瓶嬌艷欲滴的花束。卡片上寫著她兒子的名字：“獻給約翰——和你同一天出生在紀念醫院中的孩子和她的母親謹上。”
貝莉望著那隻小花瓶，這才認出是30年前那位憂鬱的婦女的。貝莉的內心突然湧出一種說不出的感動!
貝莉一輩子送出了無數束鮮花，接受的人往往都為花朵的芬芳艷麗所欣喜，隨即棄之記憶不起眼的角落。唯有30年前的那束玫瑰，被人鐫刻在生命裏，僅僅是因為它出現在一個人最脆弱、最需要撫慰的時刻。
胡適總會伸出熱情的手，去幫助真正需要關懷和幫助的人，他知道他的幫助會給那些人帶來怎樣的驚喜與安慰。這種困境中的幫助不會被時間的流沙淹沒遺忘，它會成為一株玫瑰在一個人的心裏紮根。
(本章完)
第36章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第八章3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我對於一切青年人的勸告是有幾分證據，才說幾分的話。有一分證據，隻可以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隻可以說三分的話。
——《胡適全集》
古人常說，謹言慎行，做事要謹慎，說話也要思慮過後再出口。世上的事情，本就真假難辨，親眼看到的尚不可信，沒有親眼所見的事情，更不可多說、胡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看似容易，行之則難，一來人們說話總喜歡渲染，不知不覺就會把事實誇大，二來人們為了達到種種目的會忽視言語不實的危害。這種例子在今日很是長見，在民國時代也時有發生。
1919年，北大要進行關於文理合併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陽建議用教務長取代學長，蔡元培對此建議進行了多方的思考和探究，但是還沒有決定採納實施。就在此時，一家報紙刊載出了一篇通訊，說胡適、陳獨秀、陶孟和、劉半農等人因思想激烈之故受到政府幹涉，陳獨秀辭職去了天津，態度消極。胡適三人與校長據理力爭才勉強保住了職位。胡適等人名氣很大，文章一出立刻被各地報刊轉載，流言四起。
這篇有“先見之明”的通訊的作者，是北大學生張厚載。
張厚載其人，胡適並不陌生。張厚載曾經是林琴南的學生，林琴南與新文化運動中人論戰時，此君為林氏牽馬墜鞍，並時常添油加醋地報告一些北大內情。
流言越傳越離譜，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給北大內部都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不得已，胡適專門登報聲明： “兩個星期以來，外麵發生一種謠言，說文科學長及胡適等四人，被政府幹涉，驅逐出校，並有逮捕的話，還說陳先生已逃至天津。這個謠言越傳越遠，竟由北京電傳到上海各報，惹起了許多人的注意。這事乃是全無根據的謠言。”
隨即，蔡元培和北大評議會以“惡意損壞學校名譽”、“屢勸不改”等理由將學生張厚載開除學籍。
此時，距離張厚載畢業隻有幾個月了。道聽途說之辭，真假難辨。張厚載輕信傳言而大肆傳播，竟然丟掉了唾手可得的畢業證，教訓之深，叫人為之扼腕。
胡適一生在學術、政治中周旋，處處小心，說話尤其謹慎，少了許多麻煩上身。但是以胡適之謹慎，依然也犯下過道聽途說、妄下結論的錯誤。
據《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載，1961年一個春天的周末，錢思亮夫婦晚飯後來胡適家聊天。胡適那天心情很好，講了許多名人的趣事，他提到了翁文灝、李四光、陳寅恪等人，還談到了馮友蘭。
胡適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一百三十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一九五○年(此時中美關係已經中斷，應是胡適誤記)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裏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時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剃鬍子的錢。”
在胡適的言辭間，馮友蘭人頗吝嗇，儼然一個小氣的商販，事實果真如此嗎?
宗璞為懷念父親馮友蘭先生而於1992年撰寫《三鬆堂歲暮二三事》一文，其中提到了冰箱的下落：
“回想起來，父親和母親一生自奉甚儉，對公益之事總是很熱心的。1948年父親從美國回來，帶回一個電冰箱，當時是清華園中唯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醫院需要，立即捐出。近年又向家鄉唐河縣圖書館和祁儀鎮中學各捐贈一萬元。款項雖小，也算是為文教事業做出的小小的吶喊吧。”
以馮友蘭學人身份，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必然想不到去做買賣，買冰箱自然是為了生活方麵。而且，這冰箱最後他也沒有留用，而是捐獻給了清華大學醫院。所謂人言可畏，傳到胡適的耳中，冰箱成了賺大錢的工具，而且一台變成了三台。一個勤儉、熱心為公的老人，被傳言扭曲成了吝嗇利己的小人。而胡適，在毫無感覺的情況下成了謠言的傳播者，若他得見宗璞的文章，不知該作何感想?
一時間，胡適的住處到處都堆滿了各種各樣的火柴盒，胡適不得不跳出來聲明“夠了”，誰知火柴生產商並不肯歇手，反而變本加厲加大了寄火柴盒的力度，搞得胡適叫苦不迭卻又無可奈何。
事事都有個度，同樣的事情，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來做，效果是決然不同的。紅袖添香本是讀書人都嚮往的雅事，然而若你在潛心讀書撰文時，這位佳人總是不合時宜地添茶倒水，三分鍾打擾一次，兩分種製造點兒動靜，想必這份高雅的清福不是人人都享受得了的。
不合時宜地幫助人，並不能拉近人與人的感情，接受的一方不但不會心生感激，還會深感困擾，所以助人一定要拿捏好分寸，急人之所急，才會使人心生感激。
美國人貝莉在她生兒子時和一名叫安的婦女住在同一個病房。貝莉的父親是個開花店的，每天都給她按時送來一大束鮮艷的玫瑰花。而那個叫安的婦女，卻總是一個人孤寂地待在病房裏，從來沒收到過一朵花，也沒人來看望她。當貝莉第七次收到鮮花時，她感到很不安，為她從安的眼睛裏所看到的憂傷和鬱悶而不安。
於是，當她的父親再次看望她時，她叮囑父親也給安帶束鮮花。吃完晚餐，鮮花就送來了。
“這次是給你的。”貝莉將一大捧嬌艷欲滴的玫瑰花送到安的懷抱。安凝視著鮮花，臉上露出了難得的笑容，並深情地說了聲：“謝謝!”
30年過去了，貝莉早已忘記了這件事，忘了她曾經送花給一個婦女。然而這時，不幸降臨了，貝莉的兒子被癌症奪走了生命。報上登了訃告，悲哀的心情籠罩著這個小家庭。在喪禮上，一個郵差送來了一小瓶嬌艷欲滴的花束。卡片上寫著她兒子的名字：“獻給約翰——和你同一天出生在紀念醫院中的孩子和她的母親謹上。”
貝莉望著那隻小花瓶，這才認出是30年前那位憂鬱的婦女的。貝莉的內心突然湧出一種說不出的感動!
貝莉一輩子送出了無數束鮮花，接受的人往往都為花朵的芬芳艷麗所欣喜，隨即棄之記憶不起眼的角落。唯有30年前的那束玫瑰，被人鐫刻在生命裏，僅僅是因為它出現在一個人最脆弱、最需要撫慰的時刻。
胡適總會伸出熱情的手，去幫助真正需要關懷和幫助的人，他知道他的幫助會給那些人帶來怎樣的驚喜與安慰。這種困境中的幫助不會被時間的流沙淹沒遺忘，它會成為一株玫瑰在一個人的心裏紮根。
(本章完)
第36章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第八章3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我對於一切青年人的勸告是有幾分證據，才說幾分的話。有一分證據，隻可以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隻可以說三分的話。
——《胡適全集》
古人常說，謹言慎行，做事要謹慎，說話也要思慮過後再出口。世上的事情，本就真假難辨，親眼看到的尚不可信，沒有親眼所見的事情，更不可多說、胡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看似容易，行之則難，一來人們說話總喜歡渲染，不知不覺就會把事實誇大，二來人們為了達到種種目的會忽視言語不實的危害。這種例子在今日很是長見，在民國時代也時有發生。
1919年，北大要進行關於文理合併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陽建議用教務長取代學長，蔡元培對此建議進行了多方的思考和探究，但是還沒有決定採納實施。就在此時，一家報紙刊載出了一篇通訊，說胡適、陳獨秀、陶孟和、劉半農等人因思想激烈之故受到政府幹涉，陳獨秀辭職去了天津，態度消極。胡適三人與校長據理力爭才勉強保住了職位。胡適等人名氣很大，文章一出立刻被各地報刊轉載，流言四起。
這篇有“先見之明”的通訊的作者，是北大學生張厚載。
張厚載其人，胡適並不陌生。張厚載曾經是林琴南的學生，林琴南與新文化運動中人論戰時，此君為林氏牽馬墜鞍，並時常添油加醋地報告一些北大內情。
流言越傳越離譜，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給北大內部都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不得已，胡適專門登報聲明： “兩個星期以來，外麵發生一種謠言，說文科學長及胡適等四人，被政府幹涉，驅逐出校，並有逮捕的話，還說陳先生已逃至天津。這個謠言越傳越遠，竟由北京電傳到上海各報，惹起了許多人的注意。這事乃是全無根據的謠言。”
隨即，蔡元培和北大評議會以“惡意損壞學校名譽”、“屢勸不改”等理由將學生張厚載開除學籍。
此時，距離張厚載畢業隻有幾個月了。道聽途說之辭，真假難辨。張厚載輕信傳言而大肆傳播，竟然丟掉了唾手可得的畢業證，教訓之深，叫人為之扼腕。
胡適一生在學術、政治中周旋，處處小心，說話尤其謹慎，少了許多麻煩上身。但是以胡適之謹慎，依然也犯下過道聽途說、妄下結論的錯誤。
據《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載，1961年一個春天的周末，錢思亮夫婦晚飯後來胡適家聊天。胡適那天心情很好，講了許多名人的趣事，他提到了翁文灝、李四光、陳寅恪等人，還談到了馮友蘭。
胡適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一百三十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一九五○年(此時中美關係已經中斷，應是胡適誤記)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裏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時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剃鬍子的錢。”
在胡適的言辭間，馮友蘭人頗吝嗇，儼然一個小氣的商販，事實果真如此嗎?
宗璞為懷念父親馮友蘭先生而於1992年撰寫《三鬆堂歲暮二三事》一文，其中提到了冰箱的下落：
“回想起來，父親和母親一生自奉甚儉，對公益之事總是很熱心的。1948年父親從美國回來，帶回一個電冰箱，當時是清華園中唯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醫院需要，立即捐出。近年又向家鄉唐河縣圖書館和祁儀鎮中學各捐贈一萬元。款項雖小，也算是為文教事業做出的小小的吶喊吧。”
以馮友蘭學人身份，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必然想不到去做買賣，買冰箱自然是為了生活方麵。而且，這冰箱最後他也沒有留用，而是捐獻給了清華大學醫院。所謂人言可畏，傳到胡適的耳中，冰箱成了賺大錢的工具，而且一台變成了三台。一個勤儉、熱心為公的老人，被傳言扭曲成了吝嗇利己的小人。而胡適，在毫無感覺的情況下成了謠言的傳播者，若他得見宗璞的文章，不知該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