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1982年1983年的機構改革，確實是一場實實在在的革命。
機構改革的關鍵就是按“四化”要求改建中央各部及省、地、市、縣的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四化”不僅是一個口號，而是有具體槓槓、有硬指標，有明確的衡量尺度。是容不得換湯不換藥、矇混過關或打馬虎眼的。
解決機構臃腫除了減少層次、減少黨委政府工作部門以外，主要是大大減少領導職數，以前省級書記、常委幾十人，現在書記常委加起來大省隻有十二三人。比以前的書記還少。年輕化說的是年齡，更是硬碰硬來不得虛假。當然也不是說就完全沒有弄虛作假的可能性，提出“四化”以後，不是很快就出現了一些四五十歲的幹部學歷越來越高，年齡越活越小嗎？不過那終究是少數而且也隻能混小個一兩歲吧，還能縮回去更多嗎？所以年齡對許多領導幹部來說就是個硬槓槓。
當時規定，省委省政府副省級都是六十歲以下，地市廳局幹部還能太大了嗎？而且省級班子成員五十歲左右的、四十歲左右的要占到一定比例。地市廳局要求更年輕一些。這些要求現在看來很簡單，老了該下就下嘛！還有啥說的？可是那時省地市縣三級班子的年齡，幾乎是上下一般粗，都是六十歲左右的居多。有些人都快七十了，身體又不好就是不想下。
一位地委書記，上山下山都需要兩個人攙扶，一出門還得由專人給提著尿壺，仍然說自己能堅持工作。說我靠邊站十幾年，剛恢復工作椅子還沒坐熱就又不讓我幹了？就是想不通。
當時需要下來的不是少數人，而是一大批。不僅許多老的要下來，還有不少年輕的也要下來。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有些直接從工人、農民中提拔到高級領導機關，人也可能不錯，但缺乏工作經驗，文化較低。還有一些“文革”中有些問題不適合在領導崗位上的人，也要調整工作。各機構都要精簡，中央要精簡三分之一，下麵還不止三分之一。小平同誌說就是按四分之一算，也有五百萬人。涉及這麽多人退出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機關，當然是一場大革命。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40(5)
要下的許多人終究還是老黨員老幹部居多，他們都是出生入死為革命工作多年，講清了道理，亮明了形勢，工作還是可以做下來的。最難的還是知識化、專業化這兩化。這兩化都涉及文化程度，就是說大學學歷的在黨政領導班子中必須占一定比例，一般要占三分之一以上。
現在看來這兩化根本不是什麽問題，可是那時知識分子多年都處於被打擊被排斥的狀況。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淪為地富反壞右走資派行列的第九位，人稱臭老九，多年不被重用，很少有人進入重要領導崗位。80年代初全省知識分子幹部四十萬人，但擔任處級職務的不足兩千人，不用說擔任更高職務了。
知識分子不僅不予重用，而且歷次運動都是打擊的重點。50年代隻有知識分子幹部十幾萬人，反右運動就打了三萬多右派。“文革”中又有三萬多知識分子陷入冤假錯案。再加上雖沒有被捲入冤假錯案但因歷史問題、家庭問題、社會關係複雜問題而被懷疑被排斥的知識分子就更多了。
由於知識分子多年被排斥被壓抑，不僅很難進入領導層，就是擔任了中層領導職務的，也是一直被告誡“要夾著尾巴做人”，隻能是循規蹈矩，看領導眼色行事，難有作為。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就曾說過：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多年來，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沒被坑害的隻能裝啞巴，甘當“白癡”；因為“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開不如睡”，談不上還有什麽激情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真才實學。那麽剩下來的，則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
在這種情況下，就是不甘於作“白癡”和庸才的人也很難有什麽作為。從這裏麵選拔進入省級領導班子的人便難上加難了。當然那時的風氣還比較好，如果像後來有些地方在幹部選拔上任人唯親，大走後門，像一副對聯諷刺的那樣：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是：不服不行。那也就沒什麽難的，領導秘書們和身邊的人，大學生還是有的。
但那時的省委班子，是中央不久前調整過的，主要領導不少是被打成反革命、走資派，多年靠邊站，復出後急於想幹一番事業的人，反對任人唯親。
鄧小平同誌正是看清了這一點，才決心推行難度十分大的這場精簡機構的大革命。他對困難、阻力是有充分精神準備的。他說現在一些外國人也在議論，我們搞這件事看起來要失敗。因為單單是機關就涉及四五百萬人的問題，如果加上企業、事業單位，涉及的人就更多了。所以發生問題，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預料到。可是他更看到了當時確實也存在一個好條件，就是許多覺悟高的老同誌還在，能夠帶頭，解決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當時調整不久的省委領導就多是六十左右、七十左右的老同誌，他們決心在幹部任用上進行改革，擴大視野，在全省範圍內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
省委按照“四化”標準提出了具體條件，讓每個地市、廳局級單位、大專院校各推薦兩名適合進省級領導班子的人選。一下就提出六百多人，經過詳細篩選、考察，縮小到八十人，又縮小到二十人，中央也派來了工作組共同進行選拔工作。最後確定白剛等六人進省委省政府領導班子。
機構改革的關鍵就是按“四化”要求改建中央各部及省、地、市、縣的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四化”不僅是一個口號，而是有具體槓槓、有硬指標，有明確的衡量尺度。是容不得換湯不換藥、矇混過關或打馬虎眼的。
解決機構臃腫除了減少層次、減少黨委政府工作部門以外，主要是大大減少領導職數，以前省級書記、常委幾十人，現在書記常委加起來大省隻有十二三人。比以前的書記還少。年輕化說的是年齡，更是硬碰硬來不得虛假。當然也不是說就完全沒有弄虛作假的可能性，提出“四化”以後，不是很快就出現了一些四五十歲的幹部學歷越來越高，年齡越活越小嗎？不過那終究是少數而且也隻能混小個一兩歲吧，還能縮回去更多嗎？所以年齡對許多領導幹部來說就是個硬槓槓。
當時規定，省委省政府副省級都是六十歲以下，地市廳局幹部還能太大了嗎？而且省級班子成員五十歲左右的、四十歲左右的要占到一定比例。地市廳局要求更年輕一些。這些要求現在看來很簡單，老了該下就下嘛！還有啥說的？可是那時省地市縣三級班子的年齡，幾乎是上下一般粗，都是六十歲左右的居多。有些人都快七十了，身體又不好就是不想下。
一位地委書記，上山下山都需要兩個人攙扶，一出門還得由專人給提著尿壺，仍然說自己能堅持工作。說我靠邊站十幾年，剛恢復工作椅子還沒坐熱就又不讓我幹了？就是想不通。
當時需要下來的不是少數人，而是一大批。不僅許多老的要下來，還有不少年輕的也要下來。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有些直接從工人、農民中提拔到高級領導機關，人也可能不錯，但缺乏工作經驗，文化較低。還有一些“文革”中有些問題不適合在領導崗位上的人，也要調整工作。各機構都要精簡，中央要精簡三分之一，下麵還不止三分之一。小平同誌說就是按四分之一算，也有五百萬人。涉及這麽多人退出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機關，當然是一場大革命。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40(5)
要下的許多人終究還是老黨員老幹部居多，他們都是出生入死為革命工作多年，講清了道理，亮明了形勢，工作還是可以做下來的。最難的還是知識化、專業化這兩化。這兩化都涉及文化程度，就是說大學學歷的在黨政領導班子中必須占一定比例，一般要占三分之一以上。
現在看來這兩化根本不是什麽問題，可是那時知識分子多年都處於被打擊被排斥的狀況。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淪為地富反壞右走資派行列的第九位，人稱臭老九，多年不被重用，很少有人進入重要領導崗位。80年代初全省知識分子幹部四十萬人，但擔任處級職務的不足兩千人，不用說擔任更高職務了。
知識分子不僅不予重用，而且歷次運動都是打擊的重點。50年代隻有知識分子幹部十幾萬人，反右運動就打了三萬多右派。“文革”中又有三萬多知識分子陷入冤假錯案。再加上雖沒有被捲入冤假錯案但因歷史問題、家庭問題、社會關係複雜問題而被懷疑被排斥的知識分子就更多了。
由於知識分子多年被排斥被壓抑，不僅很難進入領導層，就是擔任了中層領導職務的，也是一直被告誡“要夾著尾巴做人”，隻能是循規蹈矩，看領導眼色行事，難有作為。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就曾說過：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多年來，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沒被坑害的隻能裝啞巴，甘當“白癡”；因為“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開不如睡”，談不上還有什麽激情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真才實學。那麽剩下來的，則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
在這種情況下，就是不甘於作“白癡”和庸才的人也很難有什麽作為。從這裏麵選拔進入省級領導班子的人便難上加難了。當然那時的風氣還比較好，如果像後來有些地方在幹部選拔上任人唯親，大走後門，像一副對聯諷刺的那樣：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是：不服不行。那也就沒什麽難的，領導秘書們和身邊的人，大學生還是有的。
但那時的省委班子，是中央不久前調整過的，主要領導不少是被打成反革命、走資派，多年靠邊站，復出後急於想幹一番事業的人，反對任人唯親。
鄧小平同誌正是看清了這一點，才決心推行難度十分大的這場精簡機構的大革命。他對困難、阻力是有充分精神準備的。他說現在一些外國人也在議論，我們搞這件事看起來要失敗。因為單單是機關就涉及四五百萬人的問題，如果加上企業、事業單位，涉及的人就更多了。所以發生問題，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預料到。可是他更看到了當時確實也存在一個好條件，就是許多覺悟高的老同誌還在，能夠帶頭，解決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當時調整不久的省委領導就多是六十左右、七十左右的老同誌，他們決心在幹部任用上進行改革，擴大視野，在全省範圍內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
省委按照“四化”標準提出了具體條件，讓每個地市、廳局級單位、大專院校各推薦兩名適合進省級領導班子的人選。一下就提出六百多人，經過詳細篩選、考察，縮小到八十人，又縮小到二十人，中央也派來了工作組共同進行選拔工作。最後確定白剛等六人進省委省政府領導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