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受磨難受壓抑的人要求並不高，隻要領導給個好臉兒，有幾句溫暖的言語，他們的心裏就會寬鬆好多。吳玉萍的態度立即緩和了下來：“我並不是追責任，我是覺得兒子在機關死了，領導卻不聞不問，太冷了。不是領導扔河裏去的，可是撈上來隻怕對領導影響不好，不搶救直接送火葬場，第二天的情景都見了，心中就沒一點自責嗎？朱局長的話更讓人寒心了，哭都不行。我多少天沒睡過一宿好覺，沒好好吃過一頓飯，走路都困難，讓立即上班，可能嗎？……”
“嗨！”沒等吳玉萍說完，李局長便打斷了她，“那都是氣頭上的話，也不必當真。這樣吧！我也知道你生活挺不容易，有啥困難就提出來吧！經濟方麵是不是要點補助？我們商量商量，能照顧盡量照顧點。”吳玉萍說：“錢有什麽用？補助幾十塊錢，解決了今天還能解決明天？這些年再苦也過來了，我向來不向領導張嘴。”
“錢有什麽用？”李局長重複了一句，覺得這話有點奇怪。別人爭還爭不到手呢！我主動提出來，你還說這個話，便說：“那你說怎麽辦？”吳玉萍說：“我請局長們研究研究，把我的根本困難解決了。把白剛的戶口轉到咱縣裏來，最好能給他安排個工作。這事領導也清楚，我以前提過幾次，省委統戰部也和咱縣聯繫過，縣委李書記早先也跟局長打過招呼，我希望領導再認真研究研究。實在不行轉到咱縣城附近農村也行，反正在哪裏都是勞動，在咱們縣也可以照顧照顧家。”李局長麵露難色：“這事我可做不了主，等我們研究以後再說吧！”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3(6)
吳玉萍隻好等待。和以前幾次一樣，沒有人給她一個回答。每次吳玉萍找去，李局長都說工作忙，局長們還沒研究。最後實在推拖不過去了才說研究了，工作問題不能解決，把白剛戶口轉到本縣農村，領導也一口拒絕了。吳玉萍對領導徹底失望了。實在沒辦法也就不顧及這個規矩那個規定了，隻好像國際歌中所說的，自己去解放自己。
吳玉萍拖著病弱的身體，去縣委、縣政府找了幾個關係不錯的同誌，他們手中多少有點權力，和有關部門也熟悉。他們私下告訴她，現在村裏都不願意進人，特別是成分高、有問題的人，更沒人敢要。隻能自己找好願意接收的大隊，和公社疏通好，縣裏哪個部門卡住了，我們去做做工作，但是領導都不能出麵與公社或大隊聯繫。
當然這也迫於是階級鬥爭的形勢，雖然充滿同情也隻能採取猶抱琵琶半遮麵的辦法，但終於開了一個心照不宣準予放行的通行證。沒有任何憑證這樣不會給哪個領導添麻煩，隻是需要的時候，人不知鬼不覺地暗中給你說句話而已。這已經是吳玉萍求之不得的了，說實在的，那個年頭隻要領導答應對此事不上綱、不追究、暗中準予放行就是最大的恩惠了。
有了這支無形的令箭，吳玉萍便四處托人找縣城附近的幾個村莊去疏通，離縣城近才好照顧家。但很快都有了答覆：不要。理由很簡單：勞教過的右派，又是地主出身，誰敢要？告訴他們縣裏有的領導同意了，回答是拿機關的證明信來。有的回答更幹脆，領導同意也不行，我們不惹這個麻煩。
最後隻好找邵祥，吳玉萍讓她找找道廟村支書田玉生，她覺得這人公道正派，敢作敢當，兩次相處關係都很好，有可能阻力較小。邵祥和田玉生一說，他十分痛快地說：“吳玉萍的家屬來，我們要。別說她遇到了這麽大的不幸，就是沒這事，她有那麽大的困難，我們也得幫著解決。地主成分，人家從小跟著黨出生入死，革命那麽多年，家庭成分不好算個啥？右派，不是摘帽了嗎？到我們村還是個農民，有啥不行的？他們還跑了那麽多地方，為啥不早說呀！”邵祥說：“主要是考慮你們村離縣城遠，照顧家不方便。”
田玉生說他不用上隊裏勞動，我們不缺勞動力。每年隻向隊裏交錢領糧食就行了。一下解決了吳玉萍一個心病。但失去兒子的悔恨、內疚、痛苦卻沒能緩解，她有時還癡癡呆呆的，說話也前言不答後語。白剛真擔心她的精神要徹底崩潰了。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4(1)
但是一家終究可以團聚在一起了，不必四分五散，不必兩地懸念，不必秋後搬來春天又搬走。就算是一隻破船吧！總算有了一個可以停泊的港灣。他們的要求並不高，不僅不敢和一般幹部的家庭相比，連副業工的待遇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奢望。副業工住機關的好房子是天經地義，你們一家有個勞改犯，能在機關大院裏給你一間小房子就是莫大的恩賜了，說不讓住隨時可以把你清出去，你還妄想住好房？
對白剛一家來說，他們也特別知趣，心裏並沒有不平之氣。有這麽一個穩定的安靜的沒人打攪的小窩，他可以“自由”地活動，再也不用天天到生產隊去報到去受監督勞動了，這已經是最大的解放，他們已經心滿意足了。
吳玉萍精神的創傷身體的虛弱雖沒有恢復，但每天上班不出院，上著班也不耽誤照顧孩子和做飯。隻是白剛在這個院打家具賣影響不好，人多眼雜，人們又受階級鬥爭為綱的多年薰陶，學會了一套無限上綱的本領，隻要有一個人看你不順眼，向上一反映，你就受不了。所以白剛便決定避開人們的眼睛，到外地去找活幹。
“嗨！”沒等吳玉萍說完，李局長便打斷了她，“那都是氣頭上的話，也不必當真。這樣吧！我也知道你生活挺不容易，有啥困難就提出來吧！經濟方麵是不是要點補助？我們商量商量，能照顧盡量照顧點。”吳玉萍說：“錢有什麽用？補助幾十塊錢，解決了今天還能解決明天？這些年再苦也過來了，我向來不向領導張嘴。”
“錢有什麽用？”李局長重複了一句，覺得這話有點奇怪。別人爭還爭不到手呢！我主動提出來，你還說這個話，便說：“那你說怎麽辦？”吳玉萍說：“我請局長們研究研究，把我的根本困難解決了。把白剛的戶口轉到咱縣裏來，最好能給他安排個工作。這事領導也清楚，我以前提過幾次，省委統戰部也和咱縣聯繫過，縣委李書記早先也跟局長打過招呼，我希望領導再認真研究研究。實在不行轉到咱縣城附近農村也行，反正在哪裏都是勞動，在咱們縣也可以照顧照顧家。”李局長麵露難色：“這事我可做不了主，等我們研究以後再說吧！”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3(6)
吳玉萍隻好等待。和以前幾次一樣，沒有人給她一個回答。每次吳玉萍找去，李局長都說工作忙，局長們還沒研究。最後實在推拖不過去了才說研究了，工作問題不能解決，把白剛戶口轉到本縣農村，領導也一口拒絕了。吳玉萍對領導徹底失望了。實在沒辦法也就不顧及這個規矩那個規定了，隻好像國際歌中所說的，自己去解放自己。
吳玉萍拖著病弱的身體，去縣委、縣政府找了幾個關係不錯的同誌，他們手中多少有點權力，和有關部門也熟悉。他們私下告訴她，現在村裏都不願意進人，特別是成分高、有問題的人，更沒人敢要。隻能自己找好願意接收的大隊，和公社疏通好，縣裏哪個部門卡住了，我們去做做工作，但是領導都不能出麵與公社或大隊聯繫。
當然這也迫於是階級鬥爭的形勢，雖然充滿同情也隻能採取猶抱琵琶半遮麵的辦法，但終於開了一個心照不宣準予放行的通行證。沒有任何憑證這樣不會給哪個領導添麻煩，隻是需要的時候，人不知鬼不覺地暗中給你說句話而已。這已經是吳玉萍求之不得的了，說實在的，那個年頭隻要領導答應對此事不上綱、不追究、暗中準予放行就是最大的恩惠了。
有了這支無形的令箭，吳玉萍便四處托人找縣城附近的幾個村莊去疏通，離縣城近才好照顧家。但很快都有了答覆：不要。理由很簡單：勞教過的右派，又是地主出身，誰敢要？告訴他們縣裏有的領導同意了，回答是拿機關的證明信來。有的回答更幹脆，領導同意也不行，我們不惹這個麻煩。
最後隻好找邵祥，吳玉萍讓她找找道廟村支書田玉生，她覺得這人公道正派，敢作敢當，兩次相處關係都很好，有可能阻力較小。邵祥和田玉生一說，他十分痛快地說：“吳玉萍的家屬來，我們要。別說她遇到了這麽大的不幸，就是沒這事，她有那麽大的困難，我們也得幫著解決。地主成分，人家從小跟著黨出生入死，革命那麽多年，家庭成分不好算個啥？右派，不是摘帽了嗎？到我們村還是個農民，有啥不行的？他們還跑了那麽多地方，為啥不早說呀！”邵祥說：“主要是考慮你們村離縣城遠，照顧家不方便。”
田玉生說他不用上隊裏勞動，我們不缺勞動力。每年隻向隊裏交錢領糧食就行了。一下解決了吳玉萍一個心病。但失去兒子的悔恨、內疚、痛苦卻沒能緩解，她有時還癡癡呆呆的，說話也前言不答後語。白剛真擔心她的精神要徹底崩潰了。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4(1)
但是一家終究可以團聚在一起了，不必四分五散，不必兩地懸念，不必秋後搬來春天又搬走。就算是一隻破船吧！總算有了一個可以停泊的港灣。他們的要求並不高，不僅不敢和一般幹部的家庭相比，連副業工的待遇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奢望。副業工住機關的好房子是天經地義，你們一家有個勞改犯，能在機關大院裏給你一間小房子就是莫大的恩賜了，說不讓住隨時可以把你清出去，你還妄想住好房？
對白剛一家來說，他們也特別知趣，心裏並沒有不平之氣。有這麽一個穩定的安靜的沒人打攪的小窩，他可以“自由”地活動，再也不用天天到生產隊去報到去受監督勞動了，這已經是最大的解放，他們已經心滿意足了。
吳玉萍精神的創傷身體的虛弱雖沒有恢復，但每天上班不出院，上著班也不耽誤照顧孩子和做飯。隻是白剛在這個院打家具賣影響不好，人多眼雜，人們又受階級鬥爭為綱的多年薰陶，學會了一套無限上綱的本領，隻要有一個人看你不順眼，向上一反映，你就受不了。所以白剛便決定避開人們的眼睛，到外地去找活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