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主任聽了匯報以後氣消了一點,但還是一條一條地質問:“不是站崗,讓民兵巡邏那也不好吧?”老郝說:“不是我們讓他,是馬永昌提出來的呀!而且還是以工作組夜裏不出去為交換條件,實際是限製工作組活動。”步主任說:“你不會不同意嗎?”
“我不同意行嗎?夜裏騷擾恐嚇工作組,還扔石頭打傷了人,他都說是劉家的人幹的,有民兵巡邏他再這麽說就站不住腳了吧!我總得保證工作組的安全哪!”步主任說:“就按你的說法,你們去了不還是馬劉兩家矛盾加深了嗎?這算不算挑起了雙方的矛盾?”
“是馬永昌製造事端嫁禍於人,劉家幹了什麽?”老郝說,“這怎麽算是我們挑起了雙方的矛盾?”步主任非常不滿:“說馬永昌嫁禍於人有證據嗎?”
“大清白日工作組幾次被搜查,夜裏連續糟害工作組,馬永昌都說是劉家人幹的,這可能嗎?到底是誰幹的不少人看見了,我們也了解是誰。領導要想弄清楚,隻管派人去調查,我可以提供足夠證人。”事情到這個份兒上,老郝也寸步不讓了。
老郝一說能提供證人,步主任便不再追問了,改變了話題:“我問你,那個吳玉萍表現怎麽樣?”老郝說:“不錯呀!工作積極負責,有能力……”步主任非常不滿地打斷了老郝的話:“不是問你這個,是說她的階級立場。右派裏沒傻瓜,有能力又怎麽樣?立場有問題,越有能力越壞!”老郝想了想說:“立場也沒啥問題呀!”雖然肯定,但說得就不像以前說別的問題時那麽幹脆、果斷。他想準是朱一夫或公社匯報裏說了什麽。步主任看老郝不那麽果斷,便嚴厲地說:“告訴你,她是個摘帽右派。你是個老黨員了,可不能喪失政治嗅覺。”
“這個我知道,她立場沒問題。”這回老郝果斷了。他覺得人不能喪良心,平心而論,吳玉萍在組裏是他最有力的助手,大部分實際工作是人家支撐著。他可以經常回家一住就是三天五天。別人也都不斷回家。人家離家也不算遠,卻一直沒要求回去,整天堅守崗位,而且做了許多工作,一個婦女能做到這點容易嗎?怎能昧著良心說話。
步主任說:“劉國良反革命案,不是她在攪和嗎?還調了案卷?要幹什麽?為反革命分子翻案?這是不是臭味相投階級立場問題呀!”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25(2)
“案卷是我去公社要的。”老郝說,“她沒攪和什麽呀!村裏有些人對這案件有反映,我們不了解情況沒法解釋,調卷隻是了解下情況。”
“縣裏、公社定了的案子,你們了解什麽?誰有意見讓他找公社找縣裏,用不著你們解釋。”步主任氣嘟嘟的,把話說得很絕。
老郝聽了十分窩火,我們在村裏住著,這麽大的問題,難道了解下情況都是問題?這樣的領導已不好和他講理了,便不客氣地說:“我們在下麵解決問題,也是縣裏的要求啊!村裏住著工作組,還讓群眾到處去告狀不好吧?那不成了鼓動群眾上訪嗎?還要工作組幹啥!如果縣裏認為我們有問題,還是那句話,請派人調查。如果真有問題任憑處置。”
“算啦算啦!有不少工作都抽不出人來,哪有工夫去調查你們?”步主任說,“看來你們和村支部很難相處了,和朱一夫、公社也很難共事。指揮部研究了,決定把你們調到另一片去,進駐道廟村。這個村班子癱瘓了,什麽工作也推不動。你們去了也要有思想準備,有可能連飯也吃不上,有什麽困難努力克服吧!你們手裏的關於橋頭營的材料,全部交到公社去,不能帶走。”老郝覺得和這樣的領導已不能實話實說了,便說:“案卷我們早送到公社去了,另外也沒有什麽材料。”步主任說:“你們不是收集了劉國良的材料嗎?”老郝說:“沒有啊!”步主任說:“沒有就好。這樣吧,你回去收拾收拾立即去道廟。”
老郝回來先找吳玉萍原原本本講了,隻是沒說她是個摘帽右派可不能喪失立場那句話。雖然如此,對吳玉萍來說,也仍然是晴天霹靂。她一直為找到了解決這一冤案的重要證據而喜悅,卻想不到落了這樣一個結果。不僅冤案解決無望,而且使全組跟著她受訓斥受責難。
她沉默了好長時間,才強忍著眼淚說:“你們都受我的連累了。”老郝說:“這不能怨你,你做了很多工作。劉國良這案件起先我是不想管,聽了你的匯報,又看了卷我相信這是冤案。你做得對,該管。可是現在我們沒法管了,路上我就想了,我對領導說沒材料,留著也是禍害,我看燒了算了,就當沒這回事,對誰也不要提了。”吳玉萍痛苦地搖了搖頭:“不!不能!這材料來之不易,我相信總有用的著的一天,材料我留著,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一個女同誌,過去受了那麽多的磨難,現在身上還承受著巨大壓力,但她寧願冒更大的風險,也要為民伸冤,這太難得了。老郝是早就看破了紅塵的一個人,工作上隻是應付差事,很少動感情,這時心中也感動了。但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人們不能不對右派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不能把心裏話講出來,隻是說:“好吧!你要保存就保存吧!可是小心,千萬可別弄出事來呀!以後情況允許,如果有可能解決,你告訴我,咱倆一塊兒跑。”
“我不同意行嗎?夜裏騷擾恐嚇工作組,還扔石頭打傷了人,他都說是劉家的人幹的,有民兵巡邏他再這麽說就站不住腳了吧!我總得保證工作組的安全哪!”步主任說:“就按你的說法,你們去了不還是馬劉兩家矛盾加深了嗎?這算不算挑起了雙方的矛盾?”
“是馬永昌製造事端嫁禍於人,劉家幹了什麽?”老郝說,“這怎麽算是我們挑起了雙方的矛盾?”步主任非常不滿:“說馬永昌嫁禍於人有證據嗎?”
“大清白日工作組幾次被搜查,夜裏連續糟害工作組,馬永昌都說是劉家人幹的,這可能嗎?到底是誰幹的不少人看見了,我們也了解是誰。領導要想弄清楚,隻管派人去調查,我可以提供足夠證人。”事情到這個份兒上,老郝也寸步不讓了。
老郝一說能提供證人,步主任便不再追問了,改變了話題:“我問你,那個吳玉萍表現怎麽樣?”老郝說:“不錯呀!工作積極負責,有能力……”步主任非常不滿地打斷了老郝的話:“不是問你這個,是說她的階級立場。右派裏沒傻瓜,有能力又怎麽樣?立場有問題,越有能力越壞!”老郝想了想說:“立場也沒啥問題呀!”雖然肯定,但說得就不像以前說別的問題時那麽幹脆、果斷。他想準是朱一夫或公社匯報裏說了什麽。步主任看老郝不那麽果斷,便嚴厲地說:“告訴你,她是個摘帽右派。你是個老黨員了,可不能喪失政治嗅覺。”
“這個我知道,她立場沒問題。”這回老郝果斷了。他覺得人不能喪良心,平心而論,吳玉萍在組裏是他最有力的助手,大部分實際工作是人家支撐著。他可以經常回家一住就是三天五天。別人也都不斷回家。人家離家也不算遠,卻一直沒要求回去,整天堅守崗位,而且做了許多工作,一個婦女能做到這點容易嗎?怎能昧著良心說話。
步主任說:“劉國良反革命案,不是她在攪和嗎?還調了案卷?要幹什麽?為反革命分子翻案?這是不是臭味相投階級立場問題呀!”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25(2)
“案卷是我去公社要的。”老郝說,“她沒攪和什麽呀!村裏有些人對這案件有反映,我們不了解情況沒法解釋,調卷隻是了解下情況。”
“縣裏、公社定了的案子,你們了解什麽?誰有意見讓他找公社找縣裏,用不著你們解釋。”步主任氣嘟嘟的,把話說得很絕。
老郝聽了十分窩火,我們在村裏住著,這麽大的問題,難道了解下情況都是問題?這樣的領導已不好和他講理了,便不客氣地說:“我們在下麵解決問題,也是縣裏的要求啊!村裏住著工作組,還讓群眾到處去告狀不好吧?那不成了鼓動群眾上訪嗎?還要工作組幹啥!如果縣裏認為我們有問題,還是那句話,請派人調查。如果真有問題任憑處置。”
“算啦算啦!有不少工作都抽不出人來,哪有工夫去調查你們?”步主任說,“看來你們和村支部很難相處了,和朱一夫、公社也很難共事。指揮部研究了,決定把你們調到另一片去,進駐道廟村。這個村班子癱瘓了,什麽工作也推不動。你們去了也要有思想準備,有可能連飯也吃不上,有什麽困難努力克服吧!你們手裏的關於橋頭營的材料,全部交到公社去,不能帶走。”老郝覺得和這樣的領導已不能實話實說了,便說:“案卷我們早送到公社去了,另外也沒有什麽材料。”步主任說:“你們不是收集了劉國良的材料嗎?”老郝說:“沒有啊!”步主任說:“沒有就好。這樣吧,你回去收拾收拾立即去道廟。”
老郝回來先找吳玉萍原原本本講了,隻是沒說她是個摘帽右派可不能喪失立場那句話。雖然如此,對吳玉萍來說,也仍然是晴天霹靂。她一直為找到了解決這一冤案的重要證據而喜悅,卻想不到落了這樣一個結果。不僅冤案解決無望,而且使全組跟著她受訓斥受責難。
她沉默了好長時間,才強忍著眼淚說:“你們都受我的連累了。”老郝說:“這不能怨你,你做了很多工作。劉國良這案件起先我是不想管,聽了你的匯報,又看了卷我相信這是冤案。你做得對,該管。可是現在我們沒法管了,路上我就想了,我對領導說沒材料,留著也是禍害,我看燒了算了,就當沒這回事,對誰也不要提了。”吳玉萍痛苦地搖了搖頭:“不!不能!這材料來之不易,我相信總有用的著的一天,材料我留著,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一個女同誌,過去受了那麽多的磨難,現在身上還承受著巨大壓力,但她寧願冒更大的風險,也要為民伸冤,這太難得了。老郝是早就看破了紅塵的一個人,工作上隻是應付差事,很少動感情,這時心中也感動了。但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人們不能不對右派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不能把心裏話講出來,隻是說:“好吧!你要保存就保存吧!可是小心,千萬可別弄出事來呀!以後情況允許,如果有可能解決,你告訴我,咱倆一塊兒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