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娘一見吳玉萍便急了：“我的乖乖，你怎麽黑夜又來咧！我不是讓你這幾天別來嗎？危險哪，你怎麽不聽娘的話呀！”吳玉萍說：“大娘，這事兒我管定了。我們再不管，國良的冤枉就會石沉大海，以後就不會有人管了，村裏壞人就會更猖狂。我白天想來，讓人給纏住了。你看我們工作組還擔驚受怕的，能看著群眾長期過著膽戰心驚的日子不管嗎？”
“閨女，大娘也是眼巴巴地想有人把這事給弄清啊！可是你想過沒有，光大娘一個人說能算數嗎？現在連他娘都不敢說話了，別人誰還敢說話？再說空口說白話誰信？啥是證據？咱沒證據啊！可憐我那國良啊！多好的孩子啊！可惜沒法替他伸冤了。”大娘說著，抑製不住自己的痛苦，又哭出了聲來。
吳玉萍沒想到大娘還有這一層顧慮。便說：“大娘你老別哭了，有人替他伸冤。告訴你老實話吧！證據就在我手裏，誰也賴不掉……”大娘奇怪地說：“你有什麽證據？”吳玉萍說：“血衣！”
“啊？不是燒了嗎？咋會到你手裏？”大娘驚呆了，“那可是個禍根哪！公安局的人走了以後，大隊裏讓她娘交出死人的血衣，他娘說看著傷心，燒了。把他娘整得死去活來，折騰了幾個死啊！也沒整出來，人們都說燒了，怎麽又會到你手裏？”
吳玉萍沒有回答大娘的話，接著說：“他娘也不是死了心了，隻是不敢明說。老太太決心為兒子伸冤。”大娘吃驚地望著吳玉萍，半信半疑：“你怎麽知道的？”
吳玉萍把夜裏發生的事件說了一遍。大娘高興地說：“肯定是他娘送去的。”吳玉萍情深意切地說：“大娘啊！人家舍著性命危險把血衣、告狀信交給我，我能隻考慮自己不為受苦受難的百姓想想嗎？老太太把舍著性命保存下來的血衣交給我，這是她最後的一著棋了，我要再不管，把它交到別人手裏，就把老太太推到火坑裏去啦！我嚐過受冤枉沒人管的滋味。”說著她不禁淚珠兒一串串地往下掉，也不知是為老太太而哭，還是哭她自己。這回倒是大娘勸她了：“孩子啊！別哭了。大娘是為你擔心哪！你既然決心要管，大娘能讓你為難嗎？再說我老姐姐都捨出命去了，我能看熱鬧？大娘不怕，把啥都告訴你。”
村裏馬、劉兩姓的宿怨雖然由來已久，但是矛盾的公開化、尖銳化還是近幾年的事情。這幾年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這些運動就為家族間糾紛，派性的矛盾，或是個人間的嫌隙仇恨，增加了助燃劑，為挾嫌報復、公報私仇帶來了方便。使一些人冠冕堂皇地以革命的名義，達到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四清運動”時，橋頭營主要幹部多是馬家的，被整得死去活來，都成了“四不清”幹部，連他們的子女都跟著倒了黴。因為劉家的人鬥爭積極，“四清”後村裏主要幹部便成了劉家的人。
馬家的下台幹部心中不服，幾個人湊到一起，經高人指點，便捏造了一個以劉家幹部為主的農村秘密組織，說他們秘密串連，辱罵偉大領袖，目的是推翻共產黨。他們覺得單說一個村不容易被人相信，便聯絡了其他村個別下台幹部，一起捏造了一些人的“罪狀”，還編出了一部分骨幹名單，密報到公社。
公社書記慌了，認為事情重大，親自找到縣委書記。縣委書記認為事關重大，不可大意，必須下大力量搞清楚。連夜從公安局、縣委等部門抽調五十多人赴公社十一個村，開展挖“殘反”(殘餘反革命)運動。橋頭營劉家的幹部都上了黑名單，被隔離審查批鬥。
“文革”一開始，這些被審查家屬的子弟都是響噹噹的“紅衛兵”。紅衛兵興起以後，大造“挖殘反工作組”的反。被隔離審查的全部解脫了，造反的這些子弟們還不幹，說是“資產階級當權派”專了他們的政，嚇得工作組連夜逃之夭夭。
“挖殘反”後上台的馬家的幹部自然又成鬥爭的對象，不僅靠邊站，有的還受了殘酷的批鬥。但很快鬥爭的大方向又是指向更大的“走資派”，揪鬥縣委書記、縣長等這些“大人物”。對村幹部批鬥的勁頭也就小了。村裏造反派雖然奪了權，但沒個係統的組織，所謂名不正言不順；原來的村幹部雖靠邊站，但沒正式免職，正所謂是百足之蟲，僵而不死。村裏已成了一種混亂局麵，經過各派大聯合、老中青三結合，成立革委會以後，因馬家在造反派中黨員中都占優勢，在村裏人也多，又加馬永昌在“四清”以前“挖殘反”以後當過多年村裏主要幹部，便又成了支書兼村主任。
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運動中，在馬、劉兩姓的權力爭奪中，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幹部說換都換，劉國良就是其中特殊的一個，可以說是三朝元老。他是“四清”運動前從部隊復員回家的，在部隊中入了黨，立過功，當時村中雖然馬姓當權，但由於他從小離家，在兩姓中沒什麽恩怨，人又正派，同時上級又一再反對幹部中一姓清一色，所以當時的支部書記馬永昌便覺得這是劉姓中可以爭取的一個合適人選，立即安排他當了民兵連長。“文革”以後，馬家的人又重新掌握了大權，為了不使馬家幹部清一色，便又把劉國良留下了，隻是給了他一個名字好聽沒有實權的職務——貧協主席。
“閨女，大娘也是眼巴巴地想有人把這事給弄清啊！可是你想過沒有，光大娘一個人說能算數嗎？現在連他娘都不敢說話了，別人誰還敢說話？再說空口說白話誰信？啥是證據？咱沒證據啊！可憐我那國良啊！多好的孩子啊！可惜沒法替他伸冤了。”大娘說著，抑製不住自己的痛苦，又哭出了聲來。
吳玉萍沒想到大娘還有這一層顧慮。便說：“大娘你老別哭了，有人替他伸冤。告訴你老實話吧！證據就在我手裏，誰也賴不掉……”大娘奇怪地說：“你有什麽證據？”吳玉萍說：“血衣！”
“啊？不是燒了嗎？咋會到你手裏？”大娘驚呆了，“那可是個禍根哪！公安局的人走了以後，大隊裏讓她娘交出死人的血衣，他娘說看著傷心，燒了。把他娘整得死去活來，折騰了幾個死啊！也沒整出來，人們都說燒了，怎麽又會到你手裏？”
吳玉萍沒有回答大娘的話，接著說：“他娘也不是死了心了，隻是不敢明說。老太太決心為兒子伸冤。”大娘吃驚地望著吳玉萍，半信半疑：“你怎麽知道的？”
吳玉萍把夜裏發生的事件說了一遍。大娘高興地說：“肯定是他娘送去的。”吳玉萍情深意切地說：“大娘啊！人家舍著性命危險把血衣、告狀信交給我，我能隻考慮自己不為受苦受難的百姓想想嗎？老太太把舍著性命保存下來的血衣交給我，這是她最後的一著棋了，我要再不管，把它交到別人手裏，就把老太太推到火坑裏去啦！我嚐過受冤枉沒人管的滋味。”說著她不禁淚珠兒一串串地往下掉，也不知是為老太太而哭，還是哭她自己。這回倒是大娘勸她了：“孩子啊！別哭了。大娘是為你擔心哪！你既然決心要管，大娘能讓你為難嗎？再說我老姐姐都捨出命去了，我能看熱鬧？大娘不怕，把啥都告訴你。”
村裏馬、劉兩姓的宿怨雖然由來已久，但是矛盾的公開化、尖銳化還是近幾年的事情。這幾年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這些運動就為家族間糾紛，派性的矛盾，或是個人間的嫌隙仇恨，增加了助燃劑，為挾嫌報復、公報私仇帶來了方便。使一些人冠冕堂皇地以革命的名義，達到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四清運動”時，橋頭營主要幹部多是馬家的，被整得死去活來，都成了“四不清”幹部，連他們的子女都跟著倒了黴。因為劉家的人鬥爭積極，“四清”後村裏主要幹部便成了劉家的人。
馬家的下台幹部心中不服，幾個人湊到一起，經高人指點，便捏造了一個以劉家幹部為主的農村秘密組織，說他們秘密串連，辱罵偉大領袖，目的是推翻共產黨。他們覺得單說一個村不容易被人相信，便聯絡了其他村個別下台幹部，一起捏造了一些人的“罪狀”，還編出了一部分骨幹名單，密報到公社。
公社書記慌了，認為事情重大，親自找到縣委書記。縣委書記認為事關重大，不可大意，必須下大力量搞清楚。連夜從公安局、縣委等部門抽調五十多人赴公社十一個村，開展挖“殘反”(殘餘反革命)運動。橋頭營劉家的幹部都上了黑名單，被隔離審查批鬥。
“文革”一開始，這些被審查家屬的子弟都是響噹噹的“紅衛兵”。紅衛兵興起以後，大造“挖殘反工作組”的反。被隔離審查的全部解脫了，造反的這些子弟們還不幹，說是“資產階級當權派”專了他們的政，嚇得工作組連夜逃之夭夭。
“挖殘反”後上台的馬家的幹部自然又成鬥爭的對象，不僅靠邊站，有的還受了殘酷的批鬥。但很快鬥爭的大方向又是指向更大的“走資派”，揪鬥縣委書記、縣長等這些“大人物”。對村幹部批鬥的勁頭也就小了。村裏造反派雖然奪了權，但沒個係統的組織，所謂名不正言不順；原來的村幹部雖靠邊站，但沒正式免職，正所謂是百足之蟲，僵而不死。村裏已成了一種混亂局麵，經過各派大聯合、老中青三結合，成立革委會以後，因馬家在造反派中黨員中都占優勢，在村裏人也多，又加馬永昌在“四清”以前“挖殘反”以後當過多年村裏主要幹部，便又成了支書兼村主任。
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運動中，在馬、劉兩姓的權力爭奪中，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幹部說換都換，劉國良就是其中特殊的一個，可以說是三朝元老。他是“四清”運動前從部隊復員回家的，在部隊中入了黨，立過功，當時村中雖然馬姓當權，但由於他從小離家，在兩姓中沒什麽恩怨，人又正派，同時上級又一再反對幹部中一姓清一色，所以當時的支部書記馬永昌便覺得這是劉姓中可以爭取的一個合適人選，立即安排他當了民兵連長。“文革”以後，馬家的人又重新掌握了大權，為了不使馬家幹部清一色，便又把劉國良留下了，隻是給了他一個名字好聽沒有實權的職務——貧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