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剛看看妻子憂愁的樣子，也不好再說什麽了。她的精神壓力夠大了，他不能再給她增加負擔。他停止了與妻子的爭論，可是剛才衝口而出的告狀的想法，心中卻更加堅定了。他知道他這樣的人，告一個省裏高級領導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惹禍，而不會討回什麽公道，但為了給那些胡作非為的人添點膩味，添點堵兒，讓他們知道他們的世界也並非完全太平，別那麽得意，別笑得太早了！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14(1)
吳玉萍要走了，她放心不下白剛這個強脾氣，別看平時不愛說話，他是越到節骨眼兒上越攏不住火兒，不管不顧。她最擔心的就是為了地主帽子要告狀的事兒。按說這事兒也確實讓人難以接受，可是人家現在已升為省裏領導，新縣委書記又是他的小兄弟，一個右派告省、縣兩級領導這不是惹禍嗎？吳玉萍說：“戴地主帽子的事兒我看別告了。”白剛氣憤地說：“不行！他們純粹是胡來。”吳玉萍說：“現在還不是當權的說了算？什麽叫胡來，你看那些高級幹部怎麽樣？說你是走資派就是走資派，說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白剛說：“那些帽子沒個政策界限，劃地主有明確政策規定，還沒有說你是地主就是地主的。”吳玉萍憂心忡忡一直好言相勸，白剛卻是寧可惹禍也得弄個明白，要看看人們現在都胡塗到什麽程度。氣得吳玉萍哭了起來。
看妻子哭了白剛非常難過。想到妻子的痛苦，他真想不去告狀了。他也知道這事凶多吉少，自己豁出去了還要給妻子、孩子想想啊！可是一樁樁一件件的事又偏偏擠對他。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一事未了，又遇見了一件倒黴的事。白剛二哥一家七口住著一間廂房，大小子、二小子經常是各處打遊擊睡覺，剩下五口人就擠在一鋪小炕上。可是這一間屋也不是他們的，而是一戶常年在外人家的空房。現在這家來信說房子他們不要了交給大隊處理，大隊正愁沒錢花，要拆了這間房賣磚和木料。大隊讓二哥一家和老太太住到一起，讓白剛住大哥家一間盛破爛家具的一間小房。這樣白剛不僅沒人做飯，老太太吃飯還要上輪，哥仨一家十天。
白剛戴帽以後，不僅按規定出義務工多了，而且中午和晚上還經常加班出臨時義務工。有時中午收工剛到家，大喇叭噗噗兩聲，便馬上喊叫：五類分子聽著，你們趕快到大隊把牆上標語刷幹淨，下午上工要寫新標語。五類分子聽著：中午你們馬上把大道溝的道路上坑坑窪窪的地方墊平。墊不平一人罰你們多出三個義務工。白剛一聽見這類的呼喚，便氣不打一處來，你讓我白出工幹這些活也行，為什麽非得吃飯時間讓幹活？這不是成心折騰人耍戲人嗎？因為吃不上中午飯了，當母親輪到他這裏時，隻能把早晨做出的冷粥放在鍋裏讓母親自己熱一熱，他就匆匆忙忙吃上幾口僵硬的冷秫米粥咬兩口鹹菜喝上半飄冷水就走了。
他並不怕艱苦。傅作義的騎兵曾經追蹤著他們整天在大山裏盤旋，也是吃不上喝不上。在國民黨監獄裏發黴的玉米麵餅子一頓也隻有一個，再給半碗清水菜湯，餓得頭暈眼花。他不僅沒有感到悲痛，而且感到自豪。那種艱苦有代價，充滿了希望，而現在這是為什麽？這種痛苦毫無代價，隻是給人一種莫明的屈辱，是在摧殘人的尊嚴。他再也忍受不了啦！不顧妻子臨走時的懇切勸告，決心去公安局告狀。
他知道五類分子為翻案去公安局告狀意味著什麽，會有多大危險。那時中國政治中最大的禁忌，就是階級敵人鬧翻案，這是極大的一項罪名。但是再大的罪名他也無所顧忌了。總想當初參加革命時殺頭尚且不怕，現在總不至於到殺頭的地步吧？他就抱著這種心情去闖了公安局大院。
他藉口去趕集，偷偷跑到縣裏去了。那是一個初冬的晴朗天氣，已經冷了，可是還沒到生火取暖的時候。屋裏陰冷陰冷的，外邊嬌艷的陽光卻是暖洋洋的，令人心醉。這正是農村老頭兒們蹲牆根兒曬太陽的季節，沒想到公安局的大院裏，人們也都在外麵曬太陽。不知是正趕上他們工間休息，還是因為他們沒多少事幹，反正是有些人正在無所事事地聊天，有些人正在懶洋洋地看報。
白剛看到這種景象，在門口曾猶豫了一下：是通過傳達室，還是直接往裏闖？如果到傳達室登記，一問你成分，傳達室就可能擋了。可是自己這個身份硬闖公安局，問題就大了，傳達室就是管傳達的，和他說說好話也許會給傳達吧！他猶豫了一下還是規規矩矩地去登記。登記時他如實說明來意，沒想到傳達室老頭兒把頭一仰，立即精神抖擻起來，惡狠狠地訓斥說：“你這不是地主分子翻案嗎？翻案？休想，你給我滾！”白剛說：“我是到公安局來申訴的，我是什麽問題，也不能你說了算哪！”老頭兒一聽火就上來了：“在這兒就是我說了算，你管得著？”他摘掉了老花鏡，開開門跑出來：“你快滾，再在這兒搗亂我就叫人把你銬走！”看他那兇狠的樣子白剛再不走，他就要扇他嘴巴了。
白剛氣憤地走了，覺得和這種人沒法講理。而且當前這種形勢，他就是打了你，你也沒處說理去。怎麽辦呢？逼得他這守規矩的人，也不得不想歪點子了。他暗暗觀察老頭兒的行動，他是低頭看會兒報紙，一會兒又摘掉老花鏡抬頭看看窗外。白剛覺得不能再等了，便趁老頭兒低頭時急走幾步，突然闖進了大門，但很快老頭兒還是發現了，從門裏追出來喊叫道：“你要幹什麽？回來！回來！”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14(1)
吳玉萍要走了，她放心不下白剛這個強脾氣，別看平時不愛說話，他是越到節骨眼兒上越攏不住火兒，不管不顧。她最擔心的就是為了地主帽子要告狀的事兒。按說這事兒也確實讓人難以接受，可是人家現在已升為省裏領導，新縣委書記又是他的小兄弟，一個右派告省、縣兩級領導這不是惹禍嗎？吳玉萍說：“戴地主帽子的事兒我看別告了。”白剛氣憤地說：“不行！他們純粹是胡來。”吳玉萍說：“現在還不是當權的說了算？什麽叫胡來，你看那些高級幹部怎麽樣？說你是走資派就是走資派，說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白剛說：“那些帽子沒個政策界限，劃地主有明確政策規定，還沒有說你是地主就是地主的。”吳玉萍憂心忡忡一直好言相勸，白剛卻是寧可惹禍也得弄個明白，要看看人們現在都胡塗到什麽程度。氣得吳玉萍哭了起來。
看妻子哭了白剛非常難過。想到妻子的痛苦，他真想不去告狀了。他也知道這事凶多吉少，自己豁出去了還要給妻子、孩子想想啊！可是一樁樁一件件的事又偏偏擠對他。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一事未了，又遇見了一件倒黴的事。白剛二哥一家七口住著一間廂房，大小子、二小子經常是各處打遊擊睡覺，剩下五口人就擠在一鋪小炕上。可是這一間屋也不是他們的，而是一戶常年在外人家的空房。現在這家來信說房子他們不要了交給大隊處理，大隊正愁沒錢花，要拆了這間房賣磚和木料。大隊讓二哥一家和老太太住到一起，讓白剛住大哥家一間盛破爛家具的一間小房。這樣白剛不僅沒人做飯，老太太吃飯還要上輪，哥仨一家十天。
白剛戴帽以後，不僅按規定出義務工多了，而且中午和晚上還經常加班出臨時義務工。有時中午收工剛到家，大喇叭噗噗兩聲，便馬上喊叫：五類分子聽著，你們趕快到大隊把牆上標語刷幹淨，下午上工要寫新標語。五類分子聽著：中午你們馬上把大道溝的道路上坑坑窪窪的地方墊平。墊不平一人罰你們多出三個義務工。白剛一聽見這類的呼喚，便氣不打一處來，你讓我白出工幹這些活也行，為什麽非得吃飯時間讓幹活？這不是成心折騰人耍戲人嗎？因為吃不上中午飯了，當母親輪到他這裏時，隻能把早晨做出的冷粥放在鍋裏讓母親自己熱一熱，他就匆匆忙忙吃上幾口僵硬的冷秫米粥咬兩口鹹菜喝上半飄冷水就走了。
他並不怕艱苦。傅作義的騎兵曾經追蹤著他們整天在大山裏盤旋，也是吃不上喝不上。在國民黨監獄裏發黴的玉米麵餅子一頓也隻有一個，再給半碗清水菜湯，餓得頭暈眼花。他不僅沒有感到悲痛，而且感到自豪。那種艱苦有代價，充滿了希望，而現在這是為什麽？這種痛苦毫無代價，隻是給人一種莫明的屈辱，是在摧殘人的尊嚴。他再也忍受不了啦！不顧妻子臨走時的懇切勸告，決心去公安局告狀。
他知道五類分子為翻案去公安局告狀意味著什麽，會有多大危險。那時中國政治中最大的禁忌，就是階級敵人鬧翻案，這是極大的一項罪名。但是再大的罪名他也無所顧忌了。總想當初參加革命時殺頭尚且不怕，現在總不至於到殺頭的地步吧？他就抱著這種心情去闖了公安局大院。
他藉口去趕集，偷偷跑到縣裏去了。那是一個初冬的晴朗天氣，已經冷了，可是還沒到生火取暖的時候。屋裏陰冷陰冷的，外邊嬌艷的陽光卻是暖洋洋的，令人心醉。這正是農村老頭兒們蹲牆根兒曬太陽的季節，沒想到公安局的大院裏，人們也都在外麵曬太陽。不知是正趕上他們工間休息，還是因為他們沒多少事幹，反正是有些人正在無所事事地聊天，有些人正在懶洋洋地看報。
白剛看到這種景象，在門口曾猶豫了一下：是通過傳達室，還是直接往裏闖？如果到傳達室登記，一問你成分，傳達室就可能擋了。可是自己這個身份硬闖公安局，問題就大了，傳達室就是管傳達的，和他說說好話也許會給傳達吧！他猶豫了一下還是規規矩矩地去登記。登記時他如實說明來意，沒想到傳達室老頭兒把頭一仰，立即精神抖擻起來，惡狠狠地訓斥說：“你這不是地主分子翻案嗎？翻案？休想，你給我滾！”白剛說：“我是到公安局來申訴的，我是什麽問題，也不能你說了算哪！”老頭兒一聽火就上來了：“在這兒就是我說了算，你管得著？”他摘掉了老花鏡，開開門跑出來：“你快滾，再在這兒搗亂我就叫人把你銬走！”看他那兇狠的樣子白剛再不走，他就要扇他嘴巴了。
白剛氣憤地走了，覺得和這種人沒法講理。而且當前這種形勢，他就是打了你，你也沒處說理去。怎麽辦呢？逼得他這守規矩的人，也不得不想歪點子了。他暗暗觀察老頭兒的行動，他是低頭看會兒報紙，一會兒又摘掉老花鏡抬頭看看窗外。白剛覺得不能再等了，便趁老頭兒低頭時急走幾步，突然闖進了大門，但很快老頭兒還是發現了，從門裏追出來喊叫道：“你要幹什麽？回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