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樣看？太幼稚了。”沒等白剛說完，陸永安驚奇地說，“哼！回到了人間！話是這麽說，遇事也應該這樣據理力爭，可是也不能給你個棒槌就當針（真）。你等著吧！誰會把你當人？隻是我們自己覺得是個人罷了。”說得大家心灰意冷。是啊！今後究竟是什麽樣的日子在等待著他們呢？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2(1)
他的心情糟透了。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農村能有什麽活氣呢？雖然農田是平整的，莊稼也是整齊的，並且還能看到插著紅旗幹活的人群，但這些景象和顏色不足以抹去他心頭的恐懼和悲涼。在這樣貧困的農村，自己又是以特殊身份而來，會有什麽好！
白剛從小參加革命，在省裏工作那麽多年，在外邊混了半輩子，最後落個這個結果，雖然是回了家，但哪裏會感到家的溫馨，又怎能不困惑，不羞愧？
好在他家裏還有親人，不必一開始就低三下四地去找隊裏給以照顧。他和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住在一起。最初的一段日子裏，確實也享受了回到人間的一些自由。由於早年有些積蓄，有時便改善一下生活。家在海邊可以買到新鮮的海貨，這是多少年也沒吃過的了。母親雖然年邁，但是還能做飯。雖然兒子沒有衣錦還鄉，但看來手裏還有點錢。自己多年隻有過年過節才能吃上點好飯，現在平時也可以吃點魚、包頓餃子了。
最讓白剛擔心的是村裏人對他怎麽看，是不是會受歧視。他當然知道在“文革”中他這種身份的人受歧視是不可避免的，但究竟人們會是一種什麽態度，仍然是難以捉摸。所以自己盡量小心謹慎，知道自己在隊裏最多隻能是三等社員。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農村階級陣線是十分分明的。
一等社員自然是貧下中農，這些人在隊裏說話做事，無拘無束，大隊（村）小隊的幹部都是這些人擔當。二等社員是老中農和地富子女們，這些人在隊裏不當家不主事，可是多是勞動骨幹和技術能手。三等社員便是摘帽的地富反壞右和各種政治上有汙點的人，像刑滿釋放人員或是從機關中被清理回來的人等等。戴帽的地富反壞右則是第四等人，他們已不能叫社員，是不折不扣的專政對象。三等社員雖然名義上不屬於專政對象，但實際上卻常常被當做專政對象看待。
白剛這個三等社員，又是身兼數“職”的：地主出身，摘帽右派，再加上剛從勞改隊清理回來，階級敵人的色彩就更濃了，隻能勉勉強強算個三等社員。雖然是三等社員，但終究是和一二等社員在一起幹活，他覺得比勞改隊鬆快多了。
吃完飯在隊裏等著出工派活，已經歇了很長時間，去地裏走個十分二十分鍾，到地頭又都在地上盤腿打坐歇一陣叫“地頭歇”。白剛起初還真有些不習慣，覺得這不是磨洋工嗎？幹上一個多小時又是“二一歇”。歇多長時間可沒準了，這要看什麽人領著，隊長領著，或是年歲大又積極的人領著，歇的時間還少一些，要是隊長不在，多是年輕人，歇起來至少也得三四十分鍾。
在這樣的環境裏勞動，白剛自然覺得舒心多了。地裏活幹快幹慢，還都能將就，最讓他發怵的是家務活挑水。這本來是個極簡單的勞動，倒把他難住了。吃水要到村頭的井裏去挑。人站在井口上，用扁擔鉤住水桶送入井中，桶到水麵上手一晃動扁擔，水桶猛一倒桶口便紮到水裏把桶提上來就行了。這活在農村人人都會，可是白剛卻覺得難上加難，他擺不倒那個水桶。井口很小，隻能同時站兩三個人打水。一般人多是早上出工前挑水，時間很集中，井台上人很多，白剛動作太慢怕影響別人，總是等晚上收工回來去挑水，有一次正巧井台上沒人，他便練習擺水桶，一次次擺動，擺倒了他也不提水，把桶放正再擺，以捉摸那個巧勁兒。
可是怎麽也摸不到這個巧勁兒，一陣急躁噔的一下水桶脫鉤沉底了。這需要拿“撈鉤”——一個拴著長繩子鐵錨似的大鐵鉤去撈。可是天黑了已經沒法打撈水桶，明天早上挑水的人多也不能打撈。經過許多人打水把井底的淤泥翻騰起來，桶便會埋在泥裏那就很難撈上來了。他這水桶還是借人家的，明天不僅自己挑不了水，還影響人家挑水，就是去買也沒那麽方便，要等到趕集才行，這可怎麽辦？他又氣又恨，別人不費吹灰之力的事，自己為什麽就不會？他呆呆地立在井台上，欲哭無淚，欲喊不能。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一個年輕人走了過來：“是三叔吧！”
一個“三叔”，立即使白剛轉悲為喜。多少年來，除了家裏人，再也沒人這麽稱呼他了。隻這麽簡單的一句話，便使他心中暖洋洋的。可是他根本不認識這個青年，所以便以問作答：“啊？你是……”
“我叫二正，是郭慶紅家的老二。人們都叫我二愣，以後您也就叫我二愣吧！”年輕人說。白剛看他說話很爽快，和他沒有絲毫隔閡，心裏很高興，便也主動攀談起來：“你爸爸是郭慶紅？我們哥倆從小同學可好了。我記得他以前教書，現在在哪兒？”二愣說：“早不教了，在家呢！身體不大好。你一回來他就念叨老想看你去。”白剛急忙說：“不！不！還是我看我大哥去吧！你知道我這情況不願往人前走動，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嫌棄。”二愣說：“嫌棄什麽？村裏誰不知道你？為革命蹲敵人監獄，戰爭中擔驚受怕，對革命是有功之人。不過這年頭注意點也好，成分不對著咧。”說到這兒，二愣好像想起了什麽似的，“哎！三叔，我老遠就看見你在井台上立著，也沒挑水這是幹什麽？”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2(1)
他的心情糟透了。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農村能有什麽活氣呢？雖然農田是平整的，莊稼也是整齊的，並且還能看到插著紅旗幹活的人群，但這些景象和顏色不足以抹去他心頭的恐懼和悲涼。在這樣貧困的農村，自己又是以特殊身份而來，會有什麽好！
白剛從小參加革命，在省裏工作那麽多年，在外邊混了半輩子，最後落個這個結果，雖然是回了家，但哪裏會感到家的溫馨，又怎能不困惑，不羞愧？
好在他家裏還有親人，不必一開始就低三下四地去找隊裏給以照顧。他和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住在一起。最初的一段日子裏，確實也享受了回到人間的一些自由。由於早年有些積蓄，有時便改善一下生活。家在海邊可以買到新鮮的海貨，這是多少年也沒吃過的了。母親雖然年邁，但是還能做飯。雖然兒子沒有衣錦還鄉，但看來手裏還有點錢。自己多年隻有過年過節才能吃上點好飯，現在平時也可以吃點魚、包頓餃子了。
最讓白剛擔心的是村裏人對他怎麽看，是不是會受歧視。他當然知道在“文革”中他這種身份的人受歧視是不可避免的，但究竟人們會是一種什麽態度，仍然是難以捉摸。所以自己盡量小心謹慎，知道自己在隊裏最多隻能是三等社員。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農村階級陣線是十分分明的。
一等社員自然是貧下中農，這些人在隊裏說話做事，無拘無束，大隊（村）小隊的幹部都是這些人擔當。二等社員是老中農和地富子女們，這些人在隊裏不當家不主事，可是多是勞動骨幹和技術能手。三等社員便是摘帽的地富反壞右和各種政治上有汙點的人，像刑滿釋放人員或是從機關中被清理回來的人等等。戴帽的地富反壞右則是第四等人，他們已不能叫社員，是不折不扣的專政對象。三等社員雖然名義上不屬於專政對象，但實際上卻常常被當做專政對象看待。
白剛這個三等社員，又是身兼數“職”的：地主出身，摘帽右派，再加上剛從勞改隊清理回來，階級敵人的色彩就更濃了，隻能勉勉強強算個三等社員。雖然是三等社員，但終究是和一二等社員在一起幹活，他覺得比勞改隊鬆快多了。
吃完飯在隊裏等著出工派活，已經歇了很長時間，去地裏走個十分二十分鍾，到地頭又都在地上盤腿打坐歇一陣叫“地頭歇”。白剛起初還真有些不習慣，覺得這不是磨洋工嗎？幹上一個多小時又是“二一歇”。歇多長時間可沒準了，這要看什麽人領著，隊長領著，或是年歲大又積極的人領著，歇的時間還少一些，要是隊長不在，多是年輕人，歇起來至少也得三四十分鍾。
在這樣的環境裏勞動，白剛自然覺得舒心多了。地裏活幹快幹慢，還都能將就，最讓他發怵的是家務活挑水。這本來是個極簡單的勞動，倒把他難住了。吃水要到村頭的井裏去挑。人站在井口上，用扁擔鉤住水桶送入井中，桶到水麵上手一晃動扁擔，水桶猛一倒桶口便紮到水裏把桶提上來就行了。這活在農村人人都會，可是白剛卻覺得難上加難，他擺不倒那個水桶。井口很小，隻能同時站兩三個人打水。一般人多是早上出工前挑水，時間很集中，井台上人很多，白剛動作太慢怕影響別人，總是等晚上收工回來去挑水，有一次正巧井台上沒人，他便練習擺水桶，一次次擺動，擺倒了他也不提水，把桶放正再擺，以捉摸那個巧勁兒。
可是怎麽也摸不到這個巧勁兒，一陣急躁噔的一下水桶脫鉤沉底了。這需要拿“撈鉤”——一個拴著長繩子鐵錨似的大鐵鉤去撈。可是天黑了已經沒法打撈水桶，明天早上挑水的人多也不能打撈。經過許多人打水把井底的淤泥翻騰起來，桶便會埋在泥裏那就很難撈上來了。他這水桶還是借人家的，明天不僅自己挑不了水，還影響人家挑水，就是去買也沒那麽方便，要等到趕集才行，這可怎麽辦？他又氣又恨，別人不費吹灰之力的事，自己為什麽就不會？他呆呆地立在井台上，欲哭無淚，欲喊不能。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一個年輕人走了過來：“是三叔吧！”
一個“三叔”，立即使白剛轉悲為喜。多少年來，除了家裏人，再也沒人這麽稱呼他了。隻這麽簡單的一句話，便使他心中暖洋洋的。可是他根本不認識這個青年，所以便以問作答：“啊？你是……”
“我叫二正，是郭慶紅家的老二。人們都叫我二愣，以後您也就叫我二愣吧！”年輕人說。白剛看他說話很爽快，和他沒有絲毫隔閡，心裏很高興，便也主動攀談起來：“你爸爸是郭慶紅？我們哥倆從小同學可好了。我記得他以前教書，現在在哪兒？”二愣說：“早不教了，在家呢！身體不大好。你一回來他就念叨老想看你去。”白剛急忙說：“不！不！還是我看我大哥去吧！你知道我這情況不願往人前走動，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嫌棄。”二愣說：“嫌棄什麽？村裏誰不知道你？為革命蹲敵人監獄，戰爭中擔驚受怕，對革命是有功之人。不過這年頭注意點也好，成分不對著咧。”說到這兒，二愣好像想起了什麽似的，“哎！三叔，我老遠就看見你在井台上立著，也沒挑水這是幹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