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改隊每次出工，看見鄰近村農民去地裏幹活，男男女女，一路上說說笑笑，打打鬧鬧，雖然他們穿得破破爛爛，連大姑娘也衣不蔽體，但是他們喜氣洋洋，身上充滿了朝氣。他看了以後十分羨慕，每當這時，他就想起了家。晚上收工回來，望見村裏家家土房頂升起的裊裊炊煙，他就仿佛是跨進了自家的房門，再苦再窮，也是守著自己的鍋台，想吃點什麽就可以做點什麽，不會像這裏，長年累月早早晚晚都是一成不變的老鹹菜。那時他就想將來隻要解除了教養，就是領導所說的從牛鬼蛇神的隊伍裏回到了人間，我就馬上回家。
白剛萬萬想不到在這個鬼地方竟然一呆就是十幾年。
起初許多人都有白剛這種想法，隻要一解除教養馬上回家。看到一批批解教以後，人們才知道，你認為回到了人民隊伍？摘帽了你還是摘帽右派呀！還是不能和右派脫離關係，你必須留場就業不許回家，繼續改造。
後來回家問題雖然有些鬆動，不少人倒不想回家了。因為聽說在公社生產隊幹活，一天隻能收入兩三毛錢，不少生產隊一個壯勞力一天分紅還是“一大一小”（指硬幣一角一分），勞改回去的農活幹不好還分不了一毛錢。收入這麽少還要自己忙活三頓飯，想到這些，思想又矛盾起來了。
白剛沒有想到，自己解決不了的矛盾，迅猛發展的客觀形勢為他解決了。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九次代表大會，把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作為黨的“基本路線”，而且誇大了帝國主義發動世界大戰的危險性，強調要準備打仗，提出用打仗落實一切。
林彪發出了“一號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按說要準備打仗，主要是大中城市的人要疏散，已經處於窮鄉僻壤，而且又在勞改單位嚴厲看管之下的右派們，“一號令”和他們不會有多大關係吧？不！早已被遺忘受到最嚴厲懲處的右派和社會渣滓們，又忽然被最高層領導重視起來。林彪指示，怎麽能讓這些壞人吃商品糧，給國家造成很大負擔，把他們遣送到農村去，交群眾專政，就地改造。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1(2)
十年勞改對這些右派倒成了過分的仁慈，讓這些人在勞改隊吃商品糧竟突然變成了一種奢侈。從古代歷史上這裏就是流放罪犯的海邊荒灘，被人們視為畏途的不毛之地，也突然變成了寶地。一個大城市要在這裏建大專院校的“五七幹校”，而且立等進駐。所以勞教所便迅速處理已解除勞教的就業職工，隻要是原籍在農村的不管你老家還有沒有親人，一律遣送回原籍。
原來一些人把這裏看做地獄，現在又突然變成了天堂。因為不少人老家已沒有一個親人，沒有房子沒有任何生活生產用具，也強製他們回原籍，回去怎麽維持生活？所以不少人賴著不走，但是絕對不允許。
農村生產隊也不願意收留，因為去了也是個累贅。農村本來就那麽一點地，僧多粥少，添一個人又得從很少的粥裏再分出一份去，沒家的還得給他找房子安家，幹部、群眾都是不情願的。所以勞教所便想出辦法，說這些人是“清理階級隊伍”中“清理”出的階級敵人，押送回村交你貧下中農對他們專政，在階級鬥爭高於一切的年代，讓你專政你總不能拒絕吧？就這樣很多人便迅速遣送回農村了。
人還沒有處理完，便來了一批眼鏡隊，幾乎人人一架高度近視鏡，那些大學教授、老師們便來接這些右派、反革命、壞分子的班，在這裏參加勞動，改造思想。就是在這個時候，白剛被隊長看押著回了農村老家。
白剛那時雖然也不願意回農村，但是當通知他回老家時，他沒有向領導要求留下。因為那次除夕之夜，一群造反派破門而入，一個女造反派把他從被窩裏赤條條地抻出來當眾淩辱，還說第二天還要找他算帳。從那以後，他就覺得這裏決不是久留之地。既然領導決心讓走，又何必強求？
那天夜裏的遭遇，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當時真不知道第二天會發生什麽災難。多虧第二天場裏“文革”形勢發生了巨變。
“文革”初期場黨委郝書記，是因為對勞改係統還讓造反派胡鬧不滿，才稱病不出。但當時上級明確勞改係統不能亂，勞教、勞改人員仍必須由黨委負全責嚴加看管，不許出任何問題。許多管教幹部對除夕夜造反派脫離開各隊管理幹部，亂打人抓人非法另行關押，非常不滿，這樣下去，非把勞教所搞亂不可，幾千名勞教人員和職工亂了，後果不堪設想。紛紛找郝書記反映。郝書記根本沒想到會搞成這個樣子，知道這一切還是他的責任，他也不忍心把個教養所搞成這個樣子，所以決心挺身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收拾局麵。造反的賈副書記又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女兒黑丫頭，也從造反派“一號”頭頭的寶座上跌落下來成了黑幫子女，白剛才逃脫了大年初一還將被淩辱的一劫。
既然平反無望，這裏哪能是安身立命之地？白剛覺得農村收入雖少，但那麽多人都能生活，自己一個壯勞力，回家也不至於沒法生活吧？所以決心回家。
他們一起被押送的是三個人，其中一個竟是“小可憐”甄有福，他倆曾在一個班，這幾年一直沒見過，想不到他還活著。白剛清清楚楚地記得，1960年的大饑荒中，他已餓得奄奄一息了，幸好百裏挑一得了營養飯才活了下來。
白剛萬萬想不到在這個鬼地方竟然一呆就是十幾年。
起初許多人都有白剛這種想法，隻要一解除教養馬上回家。看到一批批解教以後，人們才知道，你認為回到了人民隊伍？摘帽了你還是摘帽右派呀！還是不能和右派脫離關係，你必須留場就業不許回家，繼續改造。
後來回家問題雖然有些鬆動，不少人倒不想回家了。因為聽說在公社生產隊幹活，一天隻能收入兩三毛錢，不少生產隊一個壯勞力一天分紅還是“一大一小”（指硬幣一角一分），勞改回去的農活幹不好還分不了一毛錢。收入這麽少還要自己忙活三頓飯，想到這些，思想又矛盾起來了。
白剛沒有想到，自己解決不了的矛盾，迅猛發展的客觀形勢為他解決了。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九次代表大會，把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作為黨的“基本路線”，而且誇大了帝國主義發動世界大戰的危險性，強調要準備打仗，提出用打仗落實一切。
林彪發出了“一號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按說要準備打仗，主要是大中城市的人要疏散，已經處於窮鄉僻壤，而且又在勞改單位嚴厲看管之下的右派們，“一號令”和他們不會有多大關係吧？不！早已被遺忘受到最嚴厲懲處的右派和社會渣滓們，又忽然被最高層領導重視起來。林彪指示，怎麽能讓這些壞人吃商品糧，給國家造成很大負擔，把他們遣送到農村去，交群眾專政，就地改造。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1(2)
十年勞改對這些右派倒成了過分的仁慈，讓這些人在勞改隊吃商品糧竟突然變成了一種奢侈。從古代歷史上這裏就是流放罪犯的海邊荒灘，被人們視為畏途的不毛之地，也突然變成了寶地。一個大城市要在這裏建大專院校的“五七幹校”，而且立等進駐。所以勞教所便迅速處理已解除勞教的就業職工，隻要是原籍在農村的不管你老家還有沒有親人，一律遣送回原籍。
原來一些人把這裏看做地獄，現在又突然變成了天堂。因為不少人老家已沒有一個親人，沒有房子沒有任何生活生產用具，也強製他們回原籍，回去怎麽維持生活？所以不少人賴著不走，但是絕對不允許。
農村生產隊也不願意收留，因為去了也是個累贅。農村本來就那麽一點地，僧多粥少，添一個人又得從很少的粥裏再分出一份去，沒家的還得給他找房子安家，幹部、群眾都是不情願的。所以勞教所便想出辦法，說這些人是“清理階級隊伍”中“清理”出的階級敵人，押送回村交你貧下中農對他們專政，在階級鬥爭高於一切的年代，讓你專政你總不能拒絕吧？就這樣很多人便迅速遣送回農村了。
人還沒有處理完，便來了一批眼鏡隊，幾乎人人一架高度近視鏡，那些大學教授、老師們便來接這些右派、反革命、壞分子的班，在這裏參加勞動，改造思想。就是在這個時候，白剛被隊長看押著回了農村老家。
白剛那時雖然也不願意回農村，但是當通知他回老家時，他沒有向領導要求留下。因為那次除夕之夜，一群造反派破門而入，一個女造反派把他從被窩裏赤條條地抻出來當眾淩辱，還說第二天還要找他算帳。從那以後，他就覺得這裏決不是久留之地。既然領導決心讓走，又何必強求？
那天夜裏的遭遇，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當時真不知道第二天會發生什麽災難。多虧第二天場裏“文革”形勢發生了巨變。
“文革”初期場黨委郝書記，是因為對勞改係統還讓造反派胡鬧不滿，才稱病不出。但當時上級明確勞改係統不能亂，勞教、勞改人員仍必須由黨委負全責嚴加看管，不許出任何問題。許多管教幹部對除夕夜造反派脫離開各隊管理幹部，亂打人抓人非法另行關押，非常不滿，這樣下去，非把勞教所搞亂不可，幾千名勞教人員和職工亂了，後果不堪設想。紛紛找郝書記反映。郝書記根本沒想到會搞成這個樣子，知道這一切還是他的責任，他也不忍心把個教養所搞成這個樣子，所以決心挺身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收拾局麵。造反的賈副書記又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女兒黑丫頭，也從造反派“一號”頭頭的寶座上跌落下來成了黑幫子女，白剛才逃脫了大年初一還將被淩辱的一劫。
既然平反無望，這裏哪能是安身立命之地？白剛覺得農村收入雖少，但那麽多人都能生活，自己一個壯勞力，回家也不至於沒法生活吧？所以決心回家。
他們一起被押送的是三個人，其中一個竟是“小可憐”甄有福，他倆曾在一個班，這幾年一直沒見過，想不到他還活著。白剛清清楚楚地記得，1960年的大饑荒中，他已餓得奄奄一息了，幸好百裏挑一得了營養飯才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