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變
國民革命軍於一九二八年春繼續北伐時，原分四路出師直指京津。何應欽率‘第一軍團’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濟南為日軍所阻，引發‘濟南慘案’之外，‘直魯聯軍’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隸(旋改名‘河北’)。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則於津浦、平漢兩鐵路之間自新鄉向北推進。白崇禧則率‘第四集團軍’之一部(原唐生智舊部，經桂係收編者)，循津浦線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後改名‘北平’)。閻錫山之‘第三集團軍’則循年前舊路，東出娘子關，北出大同，拊奉軍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圍。在此軍力懸殊，大勢已去的情況下，奉張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遜位讓賢，回師東北，再作打算了。
據張學良將軍近年告訴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鄭州班師時，便決定力諫老帥，停止內戰。蓋連年殺伐，他耳濡目染，覺得內爭太無意義而老百姓受禍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鄭州登車返京時在車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帥細詢之下，竟與之相對流涕。張學良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還是個血性青年。這位老人的故事，觸發了他潛在的良心──他自覺不能再做個禍國殃民的青年軍閥。回到北京之後，乃泣諫老父全師出關，內戰絕對不能再打了。至於後來的涿州之圍，也實在是晉閩投機所惹出來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結果。
在學良力勸之下，老帥也迫於現實，他父子乃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決定全師出關。可是他父子這一決策，卻忽視了那把他們家鄉早已視作禁臠的日本帝國主義了。當時日本田中內閣對我東北的侵略設計，則為增建五條有戰略價值和經濟利益的鐵路。為此‘五路建設權’，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張作霖正式簽約，而張是個愛國的硬漢子。對日本這項要求，始終‘軟磨、硬泡、死拖’，永不立於文字。
可日本在華的‘關東駐屯軍’對我東北的陰謀那就更進一步了──他們要設立個傀儡政權，使東北永遠脫離中國。如果張作霖不是個適當的傀儡，那就殺張而另選之。所以張作霖出關之前，媒體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張作霖做‘大遼帝國皇帝’的傳聞。不幸的是我們這對父子檔老少帥，都是雄才有餘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終不敢把日本陰謀看得太嚴重，並有一種‘諒他不敢’的糊塗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當老帥於六月三日在北京專車返奉時，竟坐上前西太後的禦用專列，堂而皇之，浩浩蕩蕩地開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殺他，那就是插標賣首了。果然於六月四日清晨五時卅分，皇姑屯一聲爆炸，張老帥就應聲殉國了。
從以美為師到以俄為師
張作霖之死，不用說在近代中國也寫完軍閥混戰史的最後一頁。筆者作此長文底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變前三四年之間，最複雜的軍閥混戰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讀者對軍閥故事略知始末，也可為‘九?一八事變’鋪陳點歷史的背景，以乞教於方家。
拙篇若有餘事足紀者，則是對‘軍閥’這一萬惡名辭，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簽‘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後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嚐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結無虧，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謂‘軍閥’者，固不可一概而論。蓋我國近代史的發展，從中古社會走向現在社會實有其極顯著的‘階段性’。舜猶人也，各階段的英雄豪傑，都是各該階段的特殊產品。各階段有各階段的通性；各階段亦各有其賢與不肖。非此階段人物多屬聖賢，而彼階段(如軍閥時代)所產者，盡屬不肖也。治史者‘秉筆直書’，絕不可先有成見而一竿打翻一條船也。
再者，各民族國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國者)，均各有其不同的歷史發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於‘通性’。我國所特有的‘國家強於社會’和‘中央集權’的帝王專政製度，自秦漢以降，雖算不得是個‘好’製度，然亦不失為農業社會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製度，故能一拖兩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製度在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中則失其‘效用’。以故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主要目標，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尋找另一個‘有效用’的新製度，為長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會’至民初‘國民黨’，吾民族所嚮往之新製度，實為‘議會政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製’等等之美國模式也。一切以美國為師。然二十世紀初年(甚至中期以後)之中國，卻無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因此‘總統’也，‘國會’也，搞了十來年，至張作霖組織‘軍政府’，即證明早年‘美國模式’在中國的澈底破產。‘軍閥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國模式破產之併發症也。
孫中山先生聖之時者也。民六(一九一七)以後，見列寧革命成功之新經驗而‘頓悟’，而‘大徹大悟’。他深知‘中國革命若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自此我們尋找新製度的方向就轉向‘俄國模式’了。
國民革命軍於一九二八年春繼續北伐時，原分四路出師直指京津。何應欽率‘第一軍團’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濟南為日軍所阻，引發‘濟南慘案’之外，‘直魯聯軍’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隸(旋改名‘河北’)。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則於津浦、平漢兩鐵路之間自新鄉向北推進。白崇禧則率‘第四集團軍’之一部(原唐生智舊部，經桂係收編者)，循津浦線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後改名‘北平’)。閻錫山之‘第三集團軍’則循年前舊路，東出娘子關，北出大同，拊奉軍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圍。在此軍力懸殊，大勢已去的情況下，奉張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遜位讓賢，回師東北，再作打算了。
據張學良將軍近年告訴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鄭州班師時，便決定力諫老帥，停止內戰。蓋連年殺伐，他耳濡目染，覺得內爭太無意義而老百姓受禍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鄭州登車返京時在車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帥細詢之下，竟與之相對流涕。張學良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還是個血性青年。這位老人的故事，觸發了他潛在的良心──他自覺不能再做個禍國殃民的青年軍閥。回到北京之後，乃泣諫老父全師出關，內戰絕對不能再打了。至於後來的涿州之圍，也實在是晉閩投機所惹出來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結果。
在學良力勸之下，老帥也迫於現實，他父子乃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決定全師出關。可是他父子這一決策，卻忽視了那把他們家鄉早已視作禁臠的日本帝國主義了。當時日本田中內閣對我東北的侵略設計，則為增建五條有戰略價值和經濟利益的鐵路。為此‘五路建設權’，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張作霖正式簽約，而張是個愛國的硬漢子。對日本這項要求，始終‘軟磨、硬泡、死拖’，永不立於文字。
可日本在華的‘關東駐屯軍’對我東北的陰謀那就更進一步了──他們要設立個傀儡政權，使東北永遠脫離中國。如果張作霖不是個適當的傀儡，那就殺張而另選之。所以張作霖出關之前，媒體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張作霖做‘大遼帝國皇帝’的傳聞。不幸的是我們這對父子檔老少帥，都是雄才有餘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終不敢把日本陰謀看得太嚴重，並有一種‘諒他不敢’的糊塗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當老帥於六月三日在北京專車返奉時，竟坐上前西太後的禦用專列，堂而皇之，浩浩蕩蕩地開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殺他，那就是插標賣首了。果然於六月四日清晨五時卅分，皇姑屯一聲爆炸，張老帥就應聲殉國了。
從以美為師到以俄為師
張作霖之死，不用說在近代中國也寫完軍閥混戰史的最後一頁。筆者作此長文底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變前三四年之間，最複雜的軍閥混戰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讀者對軍閥故事略知始末，也可為‘九?一八事變’鋪陳點歷史的背景，以乞教於方家。
拙篇若有餘事足紀者，則是對‘軍閥’這一萬惡名辭，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簽‘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後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嚐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結無虧，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謂‘軍閥’者，固不可一概而論。蓋我國近代史的發展，從中古社會走向現在社會實有其極顯著的‘階段性’。舜猶人也，各階段的英雄豪傑，都是各該階段的特殊產品。各階段有各階段的通性；各階段亦各有其賢與不肖。非此階段人物多屬聖賢，而彼階段(如軍閥時代)所產者，盡屬不肖也。治史者‘秉筆直書’，絕不可先有成見而一竿打翻一條船也。
再者，各民族國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國者)，均各有其不同的歷史發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於‘通性’。我國所特有的‘國家強於社會’和‘中央集權’的帝王專政製度，自秦漢以降，雖算不得是個‘好’製度，然亦不失為農業社會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製度，故能一拖兩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製度在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中則失其‘效用’。以故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主要目標，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尋找另一個‘有效用’的新製度，為長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會’至民初‘國民黨’，吾民族所嚮往之新製度，實為‘議會政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製’等等之美國模式也。一切以美國為師。然二十世紀初年(甚至中期以後)之中國，卻無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因此‘總統’也，‘國會’也，搞了十來年，至張作霖組織‘軍政府’，即證明早年‘美國模式’在中國的澈底破產。‘軍閥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國模式破產之併發症也。
孫中山先生聖之時者也。民六(一九一七)以後，見列寧革命成功之新經驗而‘頓悟’，而‘大徹大悟’。他深知‘中國革命若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自此我們尋找新製度的方向就轉向‘俄國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