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為時不過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國式的共和政體，便在中國大搖大擺地出現了。-這一記‘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初共和政體，在中國近代史上算個什麽東西呢？那堅持‘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理論家都說是辛亥革命‘失敗了’──國民黨認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產黨就幹脆譏之為資產階級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觀察的黨外人士胡適之先生，則扼腕嘆息。他認為中國喪失了那一段最能實行民主政治的機會──因為民初政壇上那批活動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親口一再向我說的)。胡適暗中之意，實在是認為民初那批國會議員，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與民主素養的人物。他們比後來國民黨的‘立監委國大代’，和共產黨內隻知舉手的‘人代’、‘黨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們失去了實行美國式民主的機會多麽可惜！
上述三種理論，事實上都是一種分析中國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們今日如聚積足夠的data輸入電腦，其結論就不一樣了。通過宏觀認知，我們覺得中國近代史上整個轉型期，大致需時兩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為‘歷史三峽’；而轉型程序，尤其是政體轉型則有明顯的‘階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敗，它隻是這個歷史三峽中的一個階段之完成，一個險灘之通過而已。──事實上，國共兩黨的政權，也隻是這個時歷兩百年的歷史三峽裏，先後兩個階段而已。
事過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頭看，我們的政體轉型(從獨裁專製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陸上還在搞一國兩製；台灣還在搞撤銷黨籍和護黨救國。雙方對民生政治，都還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麽，我們如期望八十多年前歷時隻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製為共和，豈不是天大笑話哉？
胡適之之興悲，良有以也。孫中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我們的結論；民初共和政體、代議製度之失敗，原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這個近乎武斷的結論，我想當今的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會有二話吧！
失敗既屬‘必然’，那麽失敗後的民國孤兒，總得有條出路。-為求此出路，事實上，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孫、袁二人都認為民國政治其後的出路，必然是執政領袖的‘個人獨裁’。中山於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時，曾公開要求黨員宣誓並按指模‘服從’甚至‘盲從’他一人。
袁世凱則自始至終圖謀建立合法或非法的個人專製的權力，從終身總統，到專製皇帝。──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肯定的說，辛亥革命之後，時未到三年，以孫、袁二公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兩派政團，都已一致承認：
(一)不適用於中國的共和政體已徹底崩潰；
(二)繼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個人獨裁。
三峽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孫中山、袁世凱，雖然在政治上是一對死敵，但是對獨裁政權的看法，倒是一個銅元的兩麵，沒啥軒輊。可是他二人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上的歷史地位，卻有‘收山’與‘開山’之別。
孫中山是屬於後一型態的開山之祖。他雖然也主張獨裁，但是在理論上他是個有所為而為的獨裁。他要通過‘軍政’、‘訓政’去實行‘憲政’的‘代議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凱就不同了。他之個人獨裁，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是個死胡同。──袁是在民國元年三月十日繼孫文先生作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在他於一九一三年秋季，鎮壓了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之後，就於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國會選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總統。其後他又趕走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解散國會，並由新成立的參政院，修改總統選舉法，終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創立之年)，又把他的總統任期延長至十年，並可連選連任，甚至不連選也可連任，那就變成終身大總統了。──不特此也，他還可以‘嘉禾金簡’提名，秘藏於‘金匱石室’之內，指定接班人作將來的終身總統。──這樣他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終身大獨裁者了。
可是袁世凱雖是個近代中國獨裁政權的始作俑者，隨之而來者亦殊不乏人──蔣、毛二公不都是獨裁終身？若論作風之惡劣，毛澤東較袁世凱實遠有過之。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態’的收山住持，純粹的舊官僚。他的思想作風和政治視覺是沒有任何‘現代’蹤影的。因此他的獨裁政權在理論上既乏遠景與大任；在實踐上，它也沒有現代獨裁政權，對群眾與軍隊那樣嚴密的組織和控製。因此一旦有大事發生，他隻有向老傳統和舊型態中去找老師、覓靈感、求解決。像上述‘金匱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學來的。在波濤洶湧的‘歷史三峽’中去學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開倒車，難免滅頂了。
再者，他學雍正皇帝，卻沒有雍正皇帝駑馭軍隊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鎮起家的。是北洋軍閥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六鎮將領紛紛出任封疆，遂漸形成了藩鎮跋扈之局。他們各有其個別利害，和私人政見，老上司亦不能隨意左右也。
上述三種理論，事實上都是一種分析中國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們今日如聚積足夠的data輸入電腦，其結論就不一樣了。通過宏觀認知，我們覺得中國近代史上整個轉型期，大致需時兩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為‘歷史三峽’；而轉型程序，尤其是政體轉型則有明顯的‘階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敗，它隻是這個歷史三峽中的一個階段之完成，一個險灘之通過而已。──事實上，國共兩黨的政權，也隻是這個時歷兩百年的歷史三峽裏，先後兩個階段而已。
事過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頭看，我們的政體轉型(從獨裁專製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陸上還在搞一國兩製；台灣還在搞撤銷黨籍和護黨救國。雙方對民生政治，都還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麽，我們如期望八十多年前歷時隻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製為共和，豈不是天大笑話哉？
胡適之之興悲，良有以也。孫中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我們的結論；民初共和政體、代議製度之失敗，原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這個近乎武斷的結論，我想當今的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會有二話吧！
失敗既屬‘必然’，那麽失敗後的民國孤兒，總得有條出路。-為求此出路，事實上，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孫、袁二人都認為民國政治其後的出路，必然是執政領袖的‘個人獨裁’。中山於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時，曾公開要求黨員宣誓並按指模‘服從’甚至‘盲從’他一人。
袁世凱則自始至終圖謀建立合法或非法的個人專製的權力，從終身總統，到專製皇帝。──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肯定的說，辛亥革命之後，時未到三年，以孫、袁二公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兩派政團，都已一致承認：
(一)不適用於中國的共和政體已徹底崩潰；
(二)繼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個人獨裁。
三峽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孫中山、袁世凱，雖然在政治上是一對死敵，但是對獨裁政權的看法，倒是一個銅元的兩麵，沒啥軒輊。可是他二人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上的歷史地位，卻有‘收山’與‘開山’之別。
孫中山是屬於後一型態的開山之祖。他雖然也主張獨裁，但是在理論上他是個有所為而為的獨裁。他要通過‘軍政’、‘訓政’去實行‘憲政’的‘代議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凱就不同了。他之個人獨裁，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是個死胡同。──袁是在民國元年三月十日繼孫文先生作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在他於一九一三年秋季，鎮壓了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之後，就於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國會選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總統。其後他又趕走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解散國會，並由新成立的參政院，修改總統選舉法，終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創立之年)，又把他的總統任期延長至十年，並可連選連任，甚至不連選也可連任，那就變成終身大總統了。──不特此也，他還可以‘嘉禾金簡’提名，秘藏於‘金匱石室’之內，指定接班人作將來的終身總統。──這樣他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終身大獨裁者了。
可是袁世凱雖是個近代中國獨裁政權的始作俑者，隨之而來者亦殊不乏人──蔣、毛二公不都是獨裁終身？若論作風之惡劣，毛澤東較袁世凱實遠有過之。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態’的收山住持，純粹的舊官僚。他的思想作風和政治視覺是沒有任何‘現代’蹤影的。因此他的獨裁政權在理論上既乏遠景與大任；在實踐上，它也沒有現代獨裁政權，對群眾與軍隊那樣嚴密的組織和控製。因此一旦有大事發生，他隻有向老傳統和舊型態中去找老師、覓靈感、求解決。像上述‘金匱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學來的。在波濤洶湧的‘歷史三峽’中去學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開倒車，難免滅頂了。
再者，他學雍正皇帝，卻沒有雍正皇帝駑馭軍隊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鎮起家的。是北洋軍閥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六鎮將領紛紛出任封疆，遂漸形成了藩鎮跋扈之局。他們各有其個別利害，和私人政見，老上司亦不能隨意左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