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個人獨裁，中山且不能免
拙作本篇原是專談民國初年袁大總統要做皇帝的故事，何以憑空把毛主席也拖出來陪斬一番呢？這就是我們後輩史家所享有的時代特權了。我們可以搞‘比較史學’嘛。市場經濟叫做貨比三家不吃虧。我們討論歷史問題，也要把類似的史例歸納一下，來比較一翻，便容易找出，比較更正確的結論了。前輩史家像李劍農、郭廷以、範文瀾諸先生，都因為時間過早，歷史發展前景迷糊，歧路亡羊不知羊在何方，就無法比較了。
目前國家轉型發展的遠景，已甚清晰。我們試把近百年來的當國者，和他們的政治行為做點比較研究，便知道，說‘共和政體，不合國情’，並非袁氏一人，孫、蔣、毛、鄧皆然也。可是他們對下一步如何走法，各人雖觀點互異，卻方法雷同。這方法便是‘個人獨裁’。自己的黨徒，乃至全國人民，要對當領袖的我，‘絕對服從’。在民國史上從袁世凱開始，孫、蔣、毛、鄧都是一樣的。沒啥例外。因此這也可說是，近代中國轉型史發展中，正如孕婦之臨盆，避免不了的陣痛吧。明乎此，我們對袁、孫、蔣、毛、鄧諸公所搞的不同形式的獨裁政權，這個避免不了的惡魔(necessary evil)，應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了。因此我們執筆臧否古人，不能人雲亦雲，而亂下雌黃。讀拙作前篇，便知縱是至聖大賢，如國父孫中山先生者，搞個人獨裁，且不能免，況其他跳梁之輩乎？所以不才才鬥膽把毛主席也請出來，陪陪袁皇帝。讓他們彼此比較、比較，才能對某些個體，作比較突出的評論。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民國史上搞個人獨裁的始祖，袁老四個人獨裁發展的經過：
共和向帝製回潮的過渡體製
上麵說過袁、孫、蔣、毛、鄧的個人獨裁，原則相同，而形式互異，袁的獨裁究竟是甚麽個形式呢？我們要知道，袁是遜清老官僚出身，在他個人所知的政治常識裏麵，世界各國的國體，就隻有‘共和’(republic)和‘帝製’(monarchy)兩個定型。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團，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會的‘定型’(settled pattern)，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慢慢地發展出來的。這一形態，今日雖不合中國國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後，它就合乎中國國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們當時沒有這種歷史進化的觀念，因此認為共和既然不合中國國情，那就隻有幹脆回頭去搞帝製了。可是，搞帝製，他也知道，決不能讓溥儀復辟；更不能讓那些腐爛而顢頇透頂的‘遺老’隨之復位。因此，天降大任，隻有我袁世凱自己來做皇帝了。這一構想，事實也不限於袁氏自己，當時誠實的勸進者，是不乏其人的，他們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顯然也早有稱帝的居心。但是從總統回潮變皇帝，不可變之於一夕之間，因此他也就採取王莽的辦法，先做做假皇帝，搞個過渡和醞釀的時期，一麵製造輿論，改變人民心理；一麵變更官製，把民國的製度，逐步變成漢唐明清習用的封建老套。庶幾他在最後登基時，官製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廢除民國官製的第一步，便是廢除共和體製的國務院和國務總理。把內閣各部改為總統直轄，另設頗有封建氣息的國務卿，以為總統之佐理。因此國務卿一職，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廢除宰相製以後，所設之大學士，和滿清雍正以後所設立的軍機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萬機，而本身卻無決策之權。另外各級官員的級別，亦採用古封建的舊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復了清製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肅官箴，和禦史台(改名肅政廳)以糾彈違法官吏。這兩項設置，倒不無新意。因為在清末民初，中國在試行現代法製時，向西方引進的是‘大陸法’。大陸法係，與英美法係不同之處，便是大陸法係把行政訴訟，和一般民、刑訴訟分庭處理。所以平政院事實上便是一個處理官民訴訟和官官訴訟的特種法庭，而肅政廳在製度上雖隸屬於平政院，但是在糾彈違法官廳或違法官吏的操作上，卻是獨立運行的。它是傳統中國監察製度的現代化。其運作方式，頗近乎近月來，在華府主持糾察柯林頓大總統緋聞案的‘獨立檢察官’史達(keh starr)。據此新製，在當年袁政府中，官吏不論大小，違法貪贓逾五百元，便可判處死刑。其後袁的京師警察總監，後來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一樁五百元的貪汙案而被袁飭令槍決。(試想今日北京的陳希同案，該判多少個死刑？)
同時，袁對海陸兩軍軍製，以及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頓。上篇便曾說過，袁曾有意向趙匡胤看齊，搞廢督裁兵，和‘將不專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鍔等調入京師，另設將軍府，餌以高位厚祿，以豢養之。另設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以統一軍令軍政。
於地方省區，廢督之後，原有實權的民政長亦改製成虛銜的巡按使，廢(虛)省設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實權，而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政權之控製。總之，袁氏在坐上終身大總統的寶座之後，其誌向雖非以‘天下奉一人’，而恢復帝製時代‘以一人治天下’的企圖，則是昭然若揭的。他已鋪平了帝製大道，萬事俱備，所缺的隻剩個皇帝的尊號了。
拙作本篇原是專談民國初年袁大總統要做皇帝的故事，何以憑空把毛主席也拖出來陪斬一番呢？這就是我們後輩史家所享有的時代特權了。我們可以搞‘比較史學’嘛。市場經濟叫做貨比三家不吃虧。我們討論歷史問題，也要把類似的史例歸納一下，來比較一翻，便容易找出，比較更正確的結論了。前輩史家像李劍農、郭廷以、範文瀾諸先生，都因為時間過早，歷史發展前景迷糊，歧路亡羊不知羊在何方，就無法比較了。
目前國家轉型發展的遠景，已甚清晰。我們試把近百年來的當國者，和他們的政治行為做點比較研究，便知道，說‘共和政體，不合國情’，並非袁氏一人，孫、蔣、毛、鄧皆然也。可是他們對下一步如何走法，各人雖觀點互異，卻方法雷同。這方法便是‘個人獨裁’。自己的黨徒，乃至全國人民，要對當領袖的我，‘絕對服從’。在民國史上從袁世凱開始，孫、蔣、毛、鄧都是一樣的。沒啥例外。因此這也可說是，近代中國轉型史發展中，正如孕婦之臨盆，避免不了的陣痛吧。明乎此，我們對袁、孫、蔣、毛、鄧諸公所搞的不同形式的獨裁政權，這個避免不了的惡魔(necessary evil)，應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了。因此我們執筆臧否古人，不能人雲亦雲，而亂下雌黃。讀拙作前篇，便知縱是至聖大賢，如國父孫中山先生者，搞個人獨裁，且不能免，況其他跳梁之輩乎？所以不才才鬥膽把毛主席也請出來，陪陪袁皇帝。讓他們彼此比較、比較，才能對某些個體，作比較突出的評論。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民國史上搞個人獨裁的始祖，袁老四個人獨裁發展的經過：
共和向帝製回潮的過渡體製
上麵說過袁、孫、蔣、毛、鄧的個人獨裁，原則相同，而形式互異，袁的獨裁究竟是甚麽個形式呢？我們要知道，袁是遜清老官僚出身，在他個人所知的政治常識裏麵，世界各國的國體，就隻有‘共和’(republic)和‘帝製’(monarchy)兩個定型。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團，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會的‘定型’(settled pattern)，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慢慢地發展出來的。這一形態，今日雖不合中國國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後，它就合乎中國國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們當時沒有這種歷史進化的觀念，因此認為共和既然不合中國國情，那就隻有幹脆回頭去搞帝製了。可是，搞帝製，他也知道，決不能讓溥儀復辟；更不能讓那些腐爛而顢頇透頂的‘遺老’隨之復位。因此，天降大任，隻有我袁世凱自己來做皇帝了。這一構想，事實也不限於袁氏自己，當時誠實的勸進者，是不乏其人的，他們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顯然也早有稱帝的居心。但是從總統回潮變皇帝，不可變之於一夕之間，因此他也就採取王莽的辦法，先做做假皇帝，搞個過渡和醞釀的時期，一麵製造輿論，改變人民心理；一麵變更官製，把民國的製度，逐步變成漢唐明清習用的封建老套。庶幾他在最後登基時，官製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廢除民國官製的第一步，便是廢除共和體製的國務院和國務總理。把內閣各部改為總統直轄，另設頗有封建氣息的國務卿，以為總統之佐理。因此國務卿一職，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廢除宰相製以後，所設之大學士，和滿清雍正以後所設立的軍機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萬機，而本身卻無決策之權。另外各級官員的級別，亦採用古封建的舊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復了清製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肅官箴，和禦史台(改名肅政廳)以糾彈違法官吏。這兩項設置，倒不無新意。因為在清末民初，中國在試行現代法製時，向西方引進的是‘大陸法’。大陸法係，與英美法係不同之處，便是大陸法係把行政訴訟，和一般民、刑訴訟分庭處理。所以平政院事實上便是一個處理官民訴訟和官官訴訟的特種法庭，而肅政廳在製度上雖隸屬於平政院，但是在糾彈違法官廳或違法官吏的操作上，卻是獨立運行的。它是傳統中國監察製度的現代化。其運作方式，頗近乎近月來，在華府主持糾察柯林頓大總統緋聞案的‘獨立檢察官’史達(keh starr)。據此新製，在當年袁政府中，官吏不論大小，違法貪贓逾五百元，便可判處死刑。其後袁的京師警察總監，後來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一樁五百元的貪汙案而被袁飭令槍決。(試想今日北京的陳希同案，該判多少個死刑？)
同時，袁對海陸兩軍軍製，以及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頓。上篇便曾說過，袁曾有意向趙匡胤看齊，搞廢督裁兵，和‘將不專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鍔等調入京師，另設將軍府，餌以高位厚祿，以豢養之。另設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以統一軍令軍政。
於地方省區，廢督之後，原有實權的民政長亦改製成虛銜的巡按使，廢(虛)省設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實權，而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政權之控製。總之，袁氏在坐上終身大總統的寶座之後，其誌向雖非以‘天下奉一人’，而恢復帝製時代‘以一人治天下’的企圖，則是昭然若揭的。他已鋪平了帝製大道，萬事俱備，所缺的隻剩個皇帝的尊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