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略言之，袁和孫的不同之點是，孫專好搞理想；袁則專要抓實權。袁的錯是他貪得無厭，做了終身總統，還要做皇帝，這就不是個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眥必報，絕不中途罷手，與人為善，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孫、黃的革命派鬥爭時，在黃留守，唐內閣雙垮台之後，同盟會在中央之內，可說是掃地出門。袁對他們是連個冷衙門，也不留一個。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會員，隻分到粵、皖、贛三省，實力微乎其微也。袁總統和當今的李總統一樣，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會在一敗塗地之後，他們想卷士重來，就隻有寄於唯一出路的國會了。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國會：
美國模式的中國國會
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在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之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袁臨時大總統在就職之後，也急於要做正式大總統；那時中央與各省的大小政客和黨人，也看好將來的國會，認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於要參加這項近在目前的國會大選。因此當中山還在作其講演旅行之時，中央與各省為著籌備這第一次國會大選，都已在緊張的進行之中。
按參議院製定，由袁大總統於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國會分上下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員，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學會’選出八名；各地華僑選出六名。各省參議員由各該省的省參議員，依法作選舉人，其他也各有專法規定選舉方式。
【筆者符注】：中央學會依法是一種由教育總長領導的專家學者，超然於一般政團政黨之外的公會組織，享有八名參議員的名額，立意至善，然未成為事實，就胎死腹中了。見錢端升著「民國政製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節。
按法定名額，則參議員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國製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
至於全國眾議員的名額，則依各地區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萬選眾議員一人，然每省至少有眾議員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萬之小省份亦照選。唯蒙古、西藏、青海則參眾議員人數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隸(今河北)人口最多，有眾議員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龍江，各選眾議員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屆，三年一選，選舉法分初選和複選，條例滋多，不俱載。按法家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五百九十六人，參眾兩院合計，共有議員八百四十一人；當時媒體戲稱之‘八百羅漢’【見上引錢書。原檔載民元發行之‘政府公報’六月份以後各期；最近複印彙編，見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之‘北洋軍閥’(1921-1928)，武漢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頁六八○─七四七】。
這國會中隻有羅漢而無觀音，當時曾有少數女權主義者來鬧場，爭取男女平權。不幸那時去古未遠，男好之間尚有其授受不親之大防，女權轉型尚在爭取小腳放大時代。女強人中不但出不了呂秀蓮、陳文茜，連男議員們所共同欣賞的甚麽‘國大之花’之出現，這時都還為時尚早呢。他們鬧了一陣，未鬧出結果來，也就算了。
議員並無選民；政黨隨意整合
這‘八百羅漢’(且看他們在菩薩裏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國初年的中國，大鬧天宮。真是天翻地覆。近年台灣立法院裏諸後輩，所表演的肢體抗爭，和當年八百羅漢的功夫表演，不逮遠矣。閑話不應多說，就此刪去。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八百羅漢在民國初年是沒有選民(constituesnts)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這時雖有人口四萬萬，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識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雖認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選舉？這玩藝兒，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們何能頓悟起來呢？他們之中也確有略通民主選舉之皮毛的，但這種人就是孫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覺’了。一個文盲遍地的社會能產生幾個先知先覺呢？因此這些羅漢們就隻是一批徘徊於轉型中期，從前朝(帝製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轉到後朝(共和的民國)，仍背著「入朝做官’底老包袱不放的，半舊的政客；但是這些半新半舊底轉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舊中國裏職業客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補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為官。他們看重的隻是自己的‘政治前途’，並不代表什麽鳥階級。以前入朝為官的捷徑是參加科舉，現在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科舉的代替品了。入黨做官，或組黨做官，就是有誌青年的‘正途’了。這是我們政治社會大轉型，還未轉完的一條大尾巴。孫中山先生勸告當時的青年，‘要立誌做大事，不要立誌做大官’，可是針砭時弊，但是他老人家還是在這‘大尾巴’上做文章。試問青年人個個都要立誌做大事，那麽小事誰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個銅元的兩麵。國父大人也是我們五千年中華大醬缸裏出來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為官’和‘入黨做官’(後者是劉少奇的話)這條大尾巴，一直綢著國共兩黨治下的有誌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經商’所替代。嗚呼，社會文化轉型之難，有如此者。世紀末尚且如此，況且紀之初乎？所以在孫中山和袁世凱那個世代，入朝為官，是當時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導思想。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國會：
美國模式的中國國會
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在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之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袁臨時大總統在就職之後，也急於要做正式大總統；那時中央與各省的大小政客和黨人，也看好將來的國會，認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於要參加這項近在目前的國會大選。因此當中山還在作其講演旅行之時，中央與各省為著籌備這第一次國會大選，都已在緊張的進行之中。
按參議院製定，由袁大總統於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國會分上下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員，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學會’選出八名；各地華僑選出六名。各省參議員由各該省的省參議員，依法作選舉人，其他也各有專法規定選舉方式。
【筆者符注】：中央學會依法是一種由教育總長領導的專家學者，超然於一般政團政黨之外的公會組織，享有八名參議員的名額，立意至善，然未成為事實，就胎死腹中了。見錢端升著「民國政製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節。
按法定名額，則參議員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國製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
至於全國眾議員的名額，則依各地區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萬選眾議員一人，然每省至少有眾議員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萬之小省份亦照選。唯蒙古、西藏、青海則參眾議員人數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隸(今河北)人口最多，有眾議員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龍江，各選眾議員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屆，三年一選，選舉法分初選和複選，條例滋多，不俱載。按法家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五百九十六人，參眾兩院合計，共有議員八百四十一人；當時媒體戲稱之‘八百羅漢’【見上引錢書。原檔載民元發行之‘政府公報’六月份以後各期；最近複印彙編，見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之‘北洋軍閥’(1921-1928)，武漢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頁六八○─七四七】。
這國會中隻有羅漢而無觀音，當時曾有少數女權主義者來鬧場，爭取男女平權。不幸那時去古未遠，男好之間尚有其授受不親之大防，女權轉型尚在爭取小腳放大時代。女強人中不但出不了呂秀蓮、陳文茜，連男議員們所共同欣賞的甚麽‘國大之花’之出現，這時都還為時尚早呢。他們鬧了一陣，未鬧出結果來，也就算了。
議員並無選民；政黨隨意整合
這‘八百羅漢’(且看他們在菩薩裏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國初年的中國，大鬧天宮。真是天翻地覆。近年台灣立法院裏諸後輩，所表演的肢體抗爭，和當年八百羅漢的功夫表演，不逮遠矣。閑話不應多說，就此刪去。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八百羅漢在民國初年是沒有選民(constituesnts)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這時雖有人口四萬萬，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識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雖認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選舉？這玩藝兒，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們何能頓悟起來呢？他們之中也確有略通民主選舉之皮毛的，但這種人就是孫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覺’了。一個文盲遍地的社會能產生幾個先知先覺呢？因此這些羅漢們就隻是一批徘徊於轉型中期，從前朝(帝製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轉到後朝(共和的民國)，仍背著「入朝做官’底老包袱不放的，半舊的政客；但是這些半新半舊底轉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舊中國裏職業客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補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為官。他們看重的隻是自己的‘政治前途’，並不代表什麽鳥階級。以前入朝為官的捷徑是參加科舉，現在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科舉的代替品了。入黨做官，或組黨做官，就是有誌青年的‘正途’了。這是我們政治社會大轉型，還未轉完的一條大尾巴。孫中山先生勸告當時的青年，‘要立誌做大事，不要立誌做大官’，可是針砭時弊，但是他老人家還是在這‘大尾巴’上做文章。試問青年人個個都要立誌做大事，那麽小事誰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個銅元的兩麵。國父大人也是我們五千年中華大醬缸裏出來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為官’和‘入黨做官’(後者是劉少奇的話)這條大尾巴，一直綢著國共兩黨治下的有誌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經商’所替代。嗚呼，社會文化轉型之難，有如此者。世紀末尚且如此，況且紀之初乎？所以在孫中山和袁世凱那個世代，入朝為官，是當時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