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來說，1995年春天的北京、徐州、無錫之旅，盛夏時節的大連、瀋陽、常州之旅，都是難以忘懷的美好的回憶。
一晃，我們之間的交往已有整整十年。1998年早春，他又編出了我的兩部書《煩惱婚姻》和《風雲際會宋耀如》。不知不覺間，老周成了90年代和我關係最為密切的一個責任編輯。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周也會像很多老同誌一樣，離開他熱愛的編輯崗位，退休養老。就讓我這篇短文，作為對我們之間交往和友誼的一個見證和紀念罷。
願天下的作家們都能像我一樣遇到周鴻鑄這樣的好編輯。
（2001年6月）
《孽債》的電視劇本改編(1)
還是我在貴陽剛提筆寫作《孽債》時，雲南電視台派了一位叫楊凱的編導專程出差來貴州，找到我，詢問我正在寫什麽東西。
楊凱到我家時，已近中午，我們聊了一會兒，我招呼他就在家裏吃飯。他見我妻子飯桌上準備了好幾個菜餚，卻執意再三推託，不願坐下來吃。在我們的一再招呼之下，他才不好意思地道出了實情，說他正在拉肚子，一點也吃不下。希望我們給他下一碗光麵條，不要有
油水，有一點蔥花和菜葉子就行了。
正是這一細節，深深打動了我。我想他生著病，還坐夜車到貴陽來組稿，很不容易。於是我便表示，一旦小說發表出來，一定首先給雲南電視台選擇。
楊凱回到昆明，不久就寫了信來，說把我正在寫的《孽債》向孫副台長作了匯報，孫副台長表示，這個小說發表出來，我們就請葉辛改成本子拍攝。
似乎為了證實楊凱的信，沒幾天我就接到了孫恆恬副台長的電話，他熱情地向我表示，一俟小說發表，就請我進入劇本的改編。
他還沒讀過小說，就對我寄予這麽大的信任，也感動了我。
所以，在小說全文發表以後，我首先把作品寄給了他們。在得到他們的確切答覆之後，我就一頭進入了劇本的改編。
在決定改編劇本時，我已回到了上海。為了使得改編更有把握，我去了一趟西雙版納。在瀾滄江畔的傣族寨子裏，逗留了半個月時間，捕捉當年知識青年們生活的足跡，感受今天西南邊陲的風貌，和至今還留在這塊土地上的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知青們聊天。這些老知青中，就有已在大返城時回到出生的城市，後來又因牽掛尚留在版納的妻兒，重又二度來到這裏的。通過這次旅行，對於展現連接昨天和今天的這塊風光如畫的土地，以及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故事，我心中更有底了，筆下也更有把握了。把握度還不十分大的，恰恰是目前生活於其中的變化中的大上海。上海太大了，那麽多的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天天在展現她、挖掘她的方方麵麵，稍有點新鮮的東西或是新玩意兒，很快就被人寫出來了。似乎很難找到更新的東西。
作為我這個從西南山鄉剛剛回歸不久的上海人，又該怎麽準確地表現當代上海的蓬勃生機和實實在在的當代上海人呢？
改編之前，我細細地把小說回味了又回味。
嚴格地說來，長篇小說和電視連續劇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藝術樣式。小說是語言的藝術，而電視劇則是視聽藝術。小說是提供給人閱讀和想像的，而電視劇則是直接把畫麵和聲音推到觀眾的麵前。兩者的表現形式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需要真摯的感情。
真摯的感情不需要煽情。煽情這個字眼是港台傳過來的，一下子就在我們的報刊上泛濫成災了。火不旺，才需要煽；感情不真，才需要煽。導演、演員們拚命煽出來的情，那隻能是嘻嘻哈哈、嘰嘰喳喳、哭哭啼啼、嘶聲拉氣，因此也註定了大多數港台片隻能停留在那麽個檔次上。
《孽債》不是我本身的生活體驗，我當過長達十年又七個月的知青，我在西南山鄉整整生活了二十一年，但我沒有《孽債》這本書裏寫到的那些感情經歷。當藝術的構思初步形成的時候，所有的故事都是憑藉著我往常的生活積累而想像出來的。想像在創作中具有其難以言說的魔力。這一想像的魔力全部基於一點：如果我處於故事中人物這樣的境地，如果我遇到了這樣的事，我本能的反應將是怎麽樣的，我理智的反應會是怎麽樣的，我周圍那些好友、同事、鄰居們會怎麽看待和議論這件事？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心裏就是清楚的，要通過五個外來孩子的目光，展現今日上海各個社會階層的形形色色，各個不同生活背景的今天的上海人形象。但小說的上半部分，是我在貴州寫成的。那時我主要依靠的是往日的記憶和合理的聯想。屬於藝術的想像部分占大多數。在改編劇本時，我對天天置身於其中的大上海，倍添了許許多多的感性認識。如果僅僅隻是一般化膚淺地描繪當代上海人擠公共汽車的窘迫，自行車匯成的洪流的壯觀，樓群的聳立，霓虹燈的多彩，或者說是住房的逼仄——那仿佛也是現實，但絕對打動不了人。這樣的鏡頭我們在各種各樣的影視片中看得太多太多了。
要挖掘當代上海人真實的心靈世界，要展現真正的當代上海人的風采，除了縱情謳歌，除了大開大合的方式之外，還應該有一種曲徑通幽的方式，那就是從良知、從親情這麽一種人類所共有的細縷但又強烈的感情關係中去展示。當五個尋親的外來孩子走進一個個陌生的又是有著血緣關係的家庭裏時，情與理、情與法、情與愛、情與恨、情與忌等一係列令人怦然心動的場麵就在父與女、母與子、過去的夫婦和今日的夫妻之間展開了。這是多麽動人的一幕幕戲啊！於是乎，所有那些藝術的光點就這樣閃亮起來，連綴成篇，成了一本書。在進入改編的時候，我還得盯住這麽一個找準了的角度，往深處開掘。同時我應根據電視藝術有世俗一麵的特點，盡可能為廣大的觀眾著想，為那些老太太或者說是小孩子也能一看就懂著想，刪去橫生出去的枝蔓，然後把小說語言描繪感情的部分，相對地集中到上海人大都熟悉的家庭場景和畫麵上，提供給導演、演員們，讓他們在二度創作的時候有充分的施展餘地。
一晃，我們之間的交往已有整整十年。1998年早春，他又編出了我的兩部書《煩惱婚姻》和《風雲際會宋耀如》。不知不覺間，老周成了90年代和我關係最為密切的一個責任編輯。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周也會像很多老同誌一樣，離開他熱愛的編輯崗位，退休養老。就讓我這篇短文，作為對我們之間交往和友誼的一個見證和紀念罷。
願天下的作家們都能像我一樣遇到周鴻鑄這樣的好編輯。
（2001年6月）
《孽債》的電視劇本改編(1)
還是我在貴陽剛提筆寫作《孽債》時，雲南電視台派了一位叫楊凱的編導專程出差來貴州，找到我，詢問我正在寫什麽東西。
楊凱到我家時，已近中午，我們聊了一會兒，我招呼他就在家裏吃飯。他見我妻子飯桌上準備了好幾個菜餚，卻執意再三推託，不願坐下來吃。在我們的一再招呼之下，他才不好意思地道出了實情，說他正在拉肚子，一點也吃不下。希望我們給他下一碗光麵條，不要有
油水，有一點蔥花和菜葉子就行了。
正是這一細節，深深打動了我。我想他生著病，還坐夜車到貴陽來組稿，很不容易。於是我便表示，一旦小說發表出來，一定首先給雲南電視台選擇。
楊凱回到昆明，不久就寫了信來，說把我正在寫的《孽債》向孫副台長作了匯報，孫副台長表示，這個小說發表出來，我們就請葉辛改成本子拍攝。
似乎為了證實楊凱的信，沒幾天我就接到了孫恆恬副台長的電話，他熱情地向我表示，一俟小說發表，就請我進入劇本的改編。
他還沒讀過小說，就對我寄予這麽大的信任，也感動了我。
所以，在小說全文發表以後，我首先把作品寄給了他們。在得到他們的確切答覆之後，我就一頭進入了劇本的改編。
在決定改編劇本時，我已回到了上海。為了使得改編更有把握，我去了一趟西雙版納。在瀾滄江畔的傣族寨子裏，逗留了半個月時間，捕捉當年知識青年們生活的足跡，感受今天西南邊陲的風貌，和至今還留在這塊土地上的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知青們聊天。這些老知青中，就有已在大返城時回到出生的城市，後來又因牽掛尚留在版納的妻兒，重又二度來到這裏的。通過這次旅行，對於展現連接昨天和今天的這塊風光如畫的土地，以及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故事，我心中更有底了，筆下也更有把握了。把握度還不十分大的，恰恰是目前生活於其中的變化中的大上海。上海太大了，那麽多的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天天在展現她、挖掘她的方方麵麵，稍有點新鮮的東西或是新玩意兒，很快就被人寫出來了。似乎很難找到更新的東西。
作為我這個從西南山鄉剛剛回歸不久的上海人，又該怎麽準確地表現當代上海的蓬勃生機和實實在在的當代上海人呢？
改編之前，我細細地把小說回味了又回味。
嚴格地說來，長篇小說和電視連續劇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藝術樣式。小說是語言的藝術，而電視劇則是視聽藝術。小說是提供給人閱讀和想像的，而電視劇則是直接把畫麵和聲音推到觀眾的麵前。兩者的表現形式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需要真摯的感情。
真摯的感情不需要煽情。煽情這個字眼是港台傳過來的，一下子就在我們的報刊上泛濫成災了。火不旺，才需要煽；感情不真，才需要煽。導演、演員們拚命煽出來的情，那隻能是嘻嘻哈哈、嘰嘰喳喳、哭哭啼啼、嘶聲拉氣，因此也註定了大多數港台片隻能停留在那麽個檔次上。
《孽債》不是我本身的生活體驗，我當過長達十年又七個月的知青，我在西南山鄉整整生活了二十一年，但我沒有《孽債》這本書裏寫到的那些感情經歷。當藝術的構思初步形成的時候，所有的故事都是憑藉著我往常的生活積累而想像出來的。想像在創作中具有其難以言說的魔力。這一想像的魔力全部基於一點：如果我處於故事中人物這樣的境地，如果我遇到了這樣的事，我本能的反應將是怎麽樣的，我理智的反應會是怎麽樣的，我周圍那些好友、同事、鄰居們會怎麽看待和議論這件事？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心裏就是清楚的，要通過五個外來孩子的目光，展現今日上海各個社會階層的形形色色，各個不同生活背景的今天的上海人形象。但小說的上半部分，是我在貴州寫成的。那時我主要依靠的是往日的記憶和合理的聯想。屬於藝術的想像部分占大多數。在改編劇本時，我對天天置身於其中的大上海，倍添了許許多多的感性認識。如果僅僅隻是一般化膚淺地描繪當代上海人擠公共汽車的窘迫，自行車匯成的洪流的壯觀，樓群的聳立，霓虹燈的多彩，或者說是住房的逼仄——那仿佛也是現實，但絕對打動不了人。這樣的鏡頭我們在各種各樣的影視片中看得太多太多了。
要挖掘當代上海人真實的心靈世界，要展現真正的當代上海人的風采，除了縱情謳歌，除了大開大合的方式之外，還應該有一種曲徑通幽的方式，那就是從良知、從親情這麽一種人類所共有的細縷但又強烈的感情關係中去展示。當五個尋親的外來孩子走進一個個陌生的又是有著血緣關係的家庭裏時，情與理、情與法、情與愛、情與恨、情與忌等一係列令人怦然心動的場麵就在父與女、母與子、過去的夫婦和今日的夫妻之間展開了。這是多麽動人的一幕幕戲啊！於是乎，所有那些藝術的光點就這樣閃亮起來，連綴成篇，成了一本書。在進入改編的時候，我還得盯住這麽一個找準了的角度，往深處開掘。同時我應根據電視藝術有世俗一麵的特點，盡可能為廣大的觀眾著想，為那些老太太或者說是小孩子也能一看就懂著想，刪去橫生出去的枝蔓，然後把小說語言描繪感情的部分，相對地集中到上海人大都熟悉的家庭場景和畫麵上，提供給導演、演員們，讓他們在二度創作的時候有充分的施展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