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女士是地位很高的電影女明星，因此她的結婚(這是一件平凡的事情)，就引起了廣大的影迷的注意，或者說是興趣。——這不稀奇，因為電影明星的行動，本來就是極引人注目的。
可是我們聽到許多人的意見，說是電影明星結婚，要影響到她的地位的。
為什麽電影明星的結婚會影響到她的地位呢?假如她的地位原是用自己的修養和努力換來的話。這是我們所不懂的。因為私生活的關係嗎?電影演員的藝術修養，當然和他們的私生活有關，但結婚並非就是生活的墮落……
胡蝶女士是結婚了，我們除祝頌她的私生活幸福以外，還希望她在藝術上有更多的努力，更好的貢獻。對於那樣不合理的謬見，我們期待著事實的有力反證。
胡蝶的確以實際行動作出了“有力的反證”，在以後的日子裏，她接連拍攝了《女權》和《永遠的微笑》。在拍完《永遠的微笑》後，胡蝶漸漸地淡出影壇。
1937年春季來臨之時，胡蝶終於擺脫了繁忙的拍片生活。胡蝶之淡出影壇，收入當然要減少，潘有聲擔負起家庭的責任，他早有赴香港發展的計劃，潘有聲和胡蝶開始作移居香港的準備。
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始了全麵侵華戰爭。8月13日，日軍發動了對上海的進攻，11月12日，上海失守。“明星”總廠廠址被日軍占領，明星公司從此不復存在。
“明星”即亡，胡蝶與它的一年一片的協議當然也就一筆勾銷了。潘有聲已在香港發展他的事業，胡蝶便同家人在抗戰爆發後避居香港。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暫時還未存在戰爭的威脅，因此，胡蝶赴港後和潘有聲度過了一段堪稱平靜的日子。胡蝶除了持家和社交之外，出於職業習慣，關心起香港的電影業來。
1938年春季的一天，胡蝶忍不住影壇的誘惑，終於重下銀海。此後，胡蝶主演了《胭脂淚》、《絕代佳人》、《孔雀東南飛》等影片。
1941年12月7日，日軍突然偷襲了美軍在太平洋的重要軍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12月25日，日軍占領了香港。此時的胡蝶，感到了做人的尊嚴受到深深傷害的屈辱。
一天，衣冠楚楚的諸熟中國文化的“中國通”和久田幸助跨進了胡蝶的寓所。胡蝶知道他曾威脅利誘當時也在香港的梅蘭芳，梅蘭芳則蓄鬚言誌，委婉而堅決地拒絕了在日本統治下的香港登台演戲。胡蝶對梅蘭芳不畏強暴堅持民族氣節的行為深為敬佩。
和久田幸助跨進胡蝶的家，客氣一番，在沙發上坐下，他開口說道：
“此次‘大東亞聖戰’，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讓世界矚目的“大東亞共榮圈’。我們非常希望能和胡蝶女士交朋友。”
“不敢當。”胡蝶冷冷地答道。
“胡女士能在戰時留在香港，我們非常高興!我們希望胡蝶女士能出來為‘大東亞共榮’和中日親善做些事。胡女士可以繼續拍一些電影。”
“這……”胡蝶不知如何回答。
“請胡女士不要有什麽顧慮。對待像胡女士這樣的名人，我們擬定了三項政策：第一，如果你仍願意留在香港，我們會妥善保護你們的生命和財產。第二，我們會尊重你們的個人自由，如果你們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慶之類的地方的話，我們會無條件地放行。第三，我們從來都不損害中國人的自尊心。我的話，胡女士和潘先生都聽明白了嗎?”
“……”胡蝶、潘有聲未置可否。
和久田幸助告辭。
送走和久田幸助，直覺告訴胡蝶，此事決不會就此結束，恐伯是麻煩才開了頭。至於和久田幸助的三項保證，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果然，不久後和久回再次登門，依然是彬彬有禮，笑容滿麵，但他的話卻讓胡蝶膽戰心驚：
“我們想請胡女士到東京作客，遊覽東京的風景名勝，順便和日本的電影公司合作，拍部風景片。片名我們也想好了，就叫做《胡蝶遊東京》吧，保證毫無政治內容。”
胡蝶陷入了沉思，所謂毫無政治內容隻是自欺欺人，在這種時候去東京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但又不能硬頂下去，麵對兇殘的日本侵略者，無疑是以卵擊石，得想出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才行。
和久田見胡蝶沉默不言，以為她動心了，正要繼續開導，胡蝶開言了：
“謝謝和久田君的盛情，幾年前我遊歷歐洲，曾大開了眼界，現有機會去東京當然也不錯。隻是我已有孕在身，不便拍片，是否等分娩以後再說?”
和久田盯著胡蝶看了一會，似未見有懷孕的跡象，但胡蝶的表情鎮定，也不大像說謊，和久田將信將疑，為了保持“親善”的姿態，而且還要指望胡蝶合作，終究不能勉強。想想你區區一個女演員，總逃不脫我的手掌心，於是就答應了胡蝶，待她生下孩子後再去東京。
其實，胡蝶並未懷孕，她是一時急中生智，想出了這個藉口以爭取準備出逃的時間。自和久因此次登門後，胡蝶和潘有聲都明白，無論多麽艱難危險，該是逃出香港的日子了。
他們開始為逃亡作積極的準備，將所有的財物裝箱成箱。潘有聲設法通過秘密渠道與活躍在這一帶的抗日遊擊隊聯絡，請求他們的幫助，並安排好逃亡的路線及方法。遊擊隊曾幫助過許多名人成功地逃離香港到達大後方。
胡蝶為了迷惑監視她的日本人，平時很少上街的她，也開始在街頭頻頻露麵，或購物，或訪友，作出一副要在香港長住的樣子。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和遊擊隊接頭的日子又到了，胡、潘等人在家急切地等待著遊擊隊聯絡員的到來。
這天晚上，胡蝶的家門被敲響了，一開門是個二十來歲的姑娘，那姑娘向胡蝶深鞠一躬，甜甜地叫道：
“胡女士，我是來接你的人。”
胡蝶覺得眼前這個姑娘很麵熟，便問：
“你叫什麽名字?”
“我叫楊惠敏呀。胡女士可能不認識我，可我早就是你的影迷了。”
“楊惠敏?是不是大名鼎鼎的童子軍戰地慰問團的楊惠敏?”
“是呀，你怎麽也認識我?”
“原來是你，我早在報紙上看到過你的照片，怪不得麵熟得很呢。”胡蝶這才釋然。
楊惠敏是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女孩，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日軍猛攻上海，代表童子團和上海市人民，把旗幟親手交給謝晉之團長的就是她。當時上海各報均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楊惠敏的事跡和照片。胡蝶做夢也沒想到，在這裏會遇到她。
兩人熱心地交談了一會兒，接著，楊惠敏代表遊擊隊將出逃路線又一次重新安排了一下，並要胡蝶和家人這幾天什麽地方也不要去，遊擊隊將會在近日派人來接。
胡蝶望著小小年紀的楊惠敏，感慨地說道：
“小妹妹，你真了不起，當年你在蘇州河獻旗之舉，已被老百姓所稱道，沒想到如今，你又能為我們這些滯留在香港的人出力，真是有膽有識。”
可是我們聽到許多人的意見，說是電影明星結婚，要影響到她的地位的。
為什麽電影明星的結婚會影響到她的地位呢?假如她的地位原是用自己的修養和努力換來的話。這是我們所不懂的。因為私生活的關係嗎?電影演員的藝術修養，當然和他們的私生活有關，但結婚並非就是生活的墮落……
胡蝶女士是結婚了，我們除祝頌她的私生活幸福以外，還希望她在藝術上有更多的努力，更好的貢獻。對於那樣不合理的謬見，我們期待著事實的有力反證。
胡蝶的確以實際行動作出了“有力的反證”，在以後的日子裏，她接連拍攝了《女權》和《永遠的微笑》。在拍完《永遠的微笑》後，胡蝶漸漸地淡出影壇。
1937年春季來臨之時，胡蝶終於擺脫了繁忙的拍片生活。胡蝶之淡出影壇，收入當然要減少，潘有聲擔負起家庭的責任，他早有赴香港發展的計劃，潘有聲和胡蝶開始作移居香港的準備。
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始了全麵侵華戰爭。8月13日，日軍發動了對上海的進攻，11月12日，上海失守。“明星”總廠廠址被日軍占領，明星公司從此不復存在。
“明星”即亡，胡蝶與它的一年一片的協議當然也就一筆勾銷了。潘有聲已在香港發展他的事業，胡蝶便同家人在抗戰爆發後避居香港。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暫時還未存在戰爭的威脅，因此，胡蝶赴港後和潘有聲度過了一段堪稱平靜的日子。胡蝶除了持家和社交之外，出於職業習慣，關心起香港的電影業來。
1938年春季的一天，胡蝶忍不住影壇的誘惑，終於重下銀海。此後，胡蝶主演了《胭脂淚》、《絕代佳人》、《孔雀東南飛》等影片。
1941年12月7日，日軍突然偷襲了美軍在太平洋的重要軍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12月25日，日軍占領了香港。此時的胡蝶，感到了做人的尊嚴受到深深傷害的屈辱。
一天，衣冠楚楚的諸熟中國文化的“中國通”和久田幸助跨進了胡蝶的寓所。胡蝶知道他曾威脅利誘當時也在香港的梅蘭芳，梅蘭芳則蓄鬚言誌，委婉而堅決地拒絕了在日本統治下的香港登台演戲。胡蝶對梅蘭芳不畏強暴堅持民族氣節的行為深為敬佩。
和久田幸助跨進胡蝶的家，客氣一番，在沙發上坐下，他開口說道：
“此次‘大東亞聖戰’，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讓世界矚目的“大東亞共榮圈’。我們非常希望能和胡蝶女士交朋友。”
“不敢當。”胡蝶冷冷地答道。
“胡女士能在戰時留在香港，我們非常高興!我們希望胡蝶女士能出來為‘大東亞共榮’和中日親善做些事。胡女士可以繼續拍一些電影。”
“這……”胡蝶不知如何回答。
“請胡女士不要有什麽顧慮。對待像胡女士這樣的名人，我們擬定了三項政策：第一，如果你仍願意留在香港，我們會妥善保護你們的生命和財產。第二，我們會尊重你們的個人自由，如果你們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慶之類的地方的話，我們會無條件地放行。第三，我們從來都不損害中國人的自尊心。我的話，胡女士和潘先生都聽明白了嗎?”
“……”胡蝶、潘有聲未置可否。
和久田幸助告辭。
送走和久田幸助，直覺告訴胡蝶，此事決不會就此結束，恐伯是麻煩才開了頭。至於和久田幸助的三項保證，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果然，不久後和久回再次登門，依然是彬彬有禮，笑容滿麵，但他的話卻讓胡蝶膽戰心驚：
“我們想請胡女士到東京作客，遊覽東京的風景名勝，順便和日本的電影公司合作，拍部風景片。片名我們也想好了，就叫做《胡蝶遊東京》吧，保證毫無政治內容。”
胡蝶陷入了沉思，所謂毫無政治內容隻是自欺欺人，在這種時候去東京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但又不能硬頂下去，麵對兇殘的日本侵略者，無疑是以卵擊石，得想出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才行。
和久田見胡蝶沉默不言，以為她動心了，正要繼續開導，胡蝶開言了：
“謝謝和久田君的盛情，幾年前我遊歷歐洲，曾大開了眼界，現有機會去東京當然也不錯。隻是我已有孕在身，不便拍片，是否等分娩以後再說?”
和久田盯著胡蝶看了一會，似未見有懷孕的跡象，但胡蝶的表情鎮定，也不大像說謊，和久田將信將疑，為了保持“親善”的姿態，而且還要指望胡蝶合作，終究不能勉強。想想你區區一個女演員，總逃不脫我的手掌心，於是就答應了胡蝶，待她生下孩子後再去東京。
其實，胡蝶並未懷孕，她是一時急中生智，想出了這個藉口以爭取準備出逃的時間。自和久因此次登門後，胡蝶和潘有聲都明白，無論多麽艱難危險，該是逃出香港的日子了。
他們開始為逃亡作積極的準備，將所有的財物裝箱成箱。潘有聲設法通過秘密渠道與活躍在這一帶的抗日遊擊隊聯絡，請求他們的幫助，並安排好逃亡的路線及方法。遊擊隊曾幫助過許多名人成功地逃離香港到達大後方。
胡蝶為了迷惑監視她的日本人，平時很少上街的她，也開始在街頭頻頻露麵，或購物，或訪友，作出一副要在香港長住的樣子。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和遊擊隊接頭的日子又到了，胡、潘等人在家急切地等待著遊擊隊聯絡員的到來。
這天晚上，胡蝶的家門被敲響了，一開門是個二十來歲的姑娘，那姑娘向胡蝶深鞠一躬，甜甜地叫道：
“胡女士，我是來接你的人。”
胡蝶覺得眼前這個姑娘很麵熟，便問：
“你叫什麽名字?”
“我叫楊惠敏呀。胡女士可能不認識我，可我早就是你的影迷了。”
“楊惠敏?是不是大名鼎鼎的童子軍戰地慰問團的楊惠敏?”
“是呀，你怎麽也認識我?”
“原來是你，我早在報紙上看到過你的照片，怪不得麵熟得很呢。”胡蝶這才釋然。
楊惠敏是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女孩，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日軍猛攻上海，代表童子團和上海市人民，把旗幟親手交給謝晉之團長的就是她。當時上海各報均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楊惠敏的事跡和照片。胡蝶做夢也沒想到，在這裏會遇到她。
兩人熱心地交談了一會兒，接著，楊惠敏代表遊擊隊將出逃路線又一次重新安排了一下，並要胡蝶和家人這幾天什麽地方也不要去，遊擊隊將會在近日派人來接。
胡蝶望著小小年紀的楊惠敏，感慨地說道：
“小妹妹，你真了不起，當年你在蘇州河獻旗之舉，已被老百姓所稱道，沒想到如今，你又能為我們這些滯留在香港的人出力，真是有膽有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