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經歷由此成為爸爸工會工作的起點，他在靠近懷斯特區的希伯來工人工會中工作過，又在靠近北部的沃布裏茲工會裏幹過，後來成了一名工會的組織者。他換過很多家工廠，無論在哪裏，他總是工會活動和罷工運動中的骨幹分子。
路易叔叔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現在他已經是“道維斯銀行”的信託部主管了，這家著名的銀行是由擔任過柯立芝時期副總統的查理·蓋茨·道維斯一手創建的，它的正式名稱是“伊利諾斯州中央信託公司”，這是芝加哥銀行的翹楚之一。安娜姑媽在路易叔叔從西北學院畢業的那一年死於精神病院，所以路易叔叔順理成章地繼承了一大筆遺產，不必經歷白手起家的艱難歷程了。盡管這筆錢是來自於下賤的妓院和賣身的妓女，路易叔叔還是藉此搖身一變，把自己汙穢的過去留在了身後。
因而我父親和叔叔之間的會麵總是充滿了火藥味兒，一個是前途無量的年輕銀行職員，一個是致力於工會組織的激進工人，通常他們的會麵是以父親高喊口號，叔叔沉默不語而告終。叔叔慣常以一言不發的方式表現他對父親言行的蔑視態度，他認為自己根本無須屈尊回答父親的問題，有意思的是這一默不做聲的反抗方式一向是父親的專長。父親除了參與工會活動以外，一直是一個能克製自己脾氣的人，就好像是在饑荒年代吃到了一塊根本無法下咽的肉卻又不得不把它硬咽下去一樣。可是對叔叔，父親總是大吼大叫，發泄自己的怒氣。沒過多久，他們兩個就不再碰麵了，因為他們根本就是生活在兩個圈子裏的人。
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父親墜入了情網。盡管他沒有受過像路易叔叔那樣的正規教育，可他開始自學。在工會組織引導他閱讀有關歷史和經濟方麵的著述以前，他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也許這就是父親自負和自卑雙重性格的來源所在，所有自學成才的人都有一種不安定的自負情緒。不管怎麽說，正是他在紐伯利圖書館裏自修課程使他結識了珍妮特·諾蘭，另一位自修課程卻不自負的姑娘。她是一個長著一頭紅髮，體格孱弱的漂亮女孩。實際上，正是由於她不時發作的病症使她不得不從學校退學，開始自學。我一直不清楚她的病症根源究竟在哪兒，後來我逐漸推斷出可能是心髒病。她的脆弱體質更加重了父親對她的愛戀，因為大仲馬和狄更斯一直是父親最喜愛的兩個作家。後來，父親曾向我表白，他一直以為《茶花女》和《三個火槍手》同出自於大仲馬的筆下，過了許多年他才知道，原來大仲馬和小仲馬是兩個不同的作家。
就在珍妮特和父親決定去法庭公證結婚後不久，父親就獨自一人上了法庭，後來又被關進了監獄。他的工會工作經常使他與警察發生衝突，這一次他是因一起紡織廠的罷工事件而被捕，並被判在布德雷爾監獄關押一個月。
布德雷爾監獄是一所人間地獄。在沙石結構的牢房裏既沒有供暖設備，也沒有洗漱設備，隻在壁麵斑駁的牆角處有一個五加侖大的破桶以及兩個土墩兒壘起來的床鋪，上麵有著破舊的草墊子和比糯米紙還薄的毯子。牢房裏充斥著惡臭味，沒有水，每天清晨六點鍾，囚犯們排著隊在公共水池旁用涼水洗漱，另一個囚犯還得把裝有穢物的破桶拎到化糞池倒掉，然後再用化學藥品刷幹淨。犯人們每周一次集體沐浴，在經歷了一周的石灰坑中的工作以後，這樣的一次洗浴是很及時的。父親在石灰坑中的採石場工作，負責將大塊的石灰石鑿成小塊。
父親習慣了艱苦生活，安娜姑媽早就看出了這一點。父親一直十分健康，他和我體型差不多，身高大約六英尺，體重在七十至八十公斤左右。盡管如此，一個月的監獄生涯還是對他的健康產生了極惡劣的影響，在他被放出來以後，大約瘦了二十斤左右。監獄的一日三餐十分惡劣，早餐是麵包片，午餐是麵包和稀湯，晚餐還是麵包片和一種古怪的混合物，裏麵有豌豆和牛肉“粒兒”以及其它一些難以識別的混合物。所有的夥食量都極少，父親和他的獄友就靠著每天三片麵包度日。奇怪的是，父親總是說那是他吃過的烤得最鬆脆的麵包。由於在採石場工作吸入過量的粉塵，父親總是咳嗽，不過他始終為自己道義上的勝利引以為傲，深為自己能成為工會“殉道者”而自豪。
不過珍妮特並不像父親那樣熱衷此道，她也沒有看出此事的深遠意義所在。她為父親被從監獄放出來以後的身體狀況擔心，同時她也不想再忍受為父親清洗和包紮由罷工糾紛帶來的創傷時的憂心沖忡和切膚心痛。在父親入獄以前，他已經向她求婚了，正式向珍妮特的父母請求他們將女兒嫁給他，珍妮特答應考慮父親的求婚。現在她說隻要父親答應她一件事，她就會嫁給他。
於是父親離開了工會。
父親很熟悉邁斯威爾街，他以前曾在那兒講授政治和工會方麵的課程。他不想為資本家的公司工作，比如說銀行這類的地方，他把這樣的地方留給了他的弟弟路易;而且他也不能再到工廠去工作，芝加哥大部分工廠都將他的名字列上了黑名單，而那些還沒將他的名字列上黑名單的工廠很可能重新燃起使父親對工會工作的熱情。所以父親在邁斯威爾街上擺了一個小書攤，出售新書和舊書，主要是一些通俗小說，此外還有一些文教用品——鋼筆、鉛筆、本子——以吸引那些小孩子，他們可是父親最好的顧客。盡管小孩子的家長和對政治敏感的珍妮特對父親書攤上那些巴法羅·比爾和尼克·卡特一類有明顯政治色彩的書很不滿意，父親還是我行我素。好在邁斯威爾街的寬鬆氛圍使這些政論書不會為父親惹來麻煩。
路易叔叔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現在他已經是“道維斯銀行”的信託部主管了，這家著名的銀行是由擔任過柯立芝時期副總統的查理·蓋茨·道維斯一手創建的，它的正式名稱是“伊利諾斯州中央信託公司”，這是芝加哥銀行的翹楚之一。安娜姑媽在路易叔叔從西北學院畢業的那一年死於精神病院，所以路易叔叔順理成章地繼承了一大筆遺產，不必經歷白手起家的艱難歷程了。盡管這筆錢是來自於下賤的妓院和賣身的妓女，路易叔叔還是藉此搖身一變，把自己汙穢的過去留在了身後。
因而我父親和叔叔之間的會麵總是充滿了火藥味兒，一個是前途無量的年輕銀行職員，一個是致力於工會組織的激進工人，通常他們的會麵是以父親高喊口號，叔叔沉默不語而告終。叔叔慣常以一言不發的方式表現他對父親言行的蔑視態度，他認為自己根本無須屈尊回答父親的問題，有意思的是這一默不做聲的反抗方式一向是父親的專長。父親除了參與工會活動以外，一直是一個能克製自己脾氣的人，就好像是在饑荒年代吃到了一塊根本無法下咽的肉卻又不得不把它硬咽下去一樣。可是對叔叔，父親總是大吼大叫，發泄自己的怒氣。沒過多久，他們兩個就不再碰麵了，因為他們根本就是生活在兩個圈子裏的人。
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父親墜入了情網。盡管他沒有受過像路易叔叔那樣的正規教育，可他開始自學。在工會組織引導他閱讀有關歷史和經濟方麵的著述以前，他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也許這就是父親自負和自卑雙重性格的來源所在，所有自學成才的人都有一種不安定的自負情緒。不管怎麽說，正是他在紐伯利圖書館裏自修課程使他結識了珍妮特·諾蘭，另一位自修課程卻不自負的姑娘。她是一個長著一頭紅髮，體格孱弱的漂亮女孩。實際上，正是由於她不時發作的病症使她不得不從學校退學，開始自學。我一直不清楚她的病症根源究竟在哪兒，後來我逐漸推斷出可能是心髒病。她的脆弱體質更加重了父親對她的愛戀，因為大仲馬和狄更斯一直是父親最喜愛的兩個作家。後來，父親曾向我表白，他一直以為《茶花女》和《三個火槍手》同出自於大仲馬的筆下，過了許多年他才知道，原來大仲馬和小仲馬是兩個不同的作家。
就在珍妮特和父親決定去法庭公證結婚後不久，父親就獨自一人上了法庭，後來又被關進了監獄。他的工會工作經常使他與警察發生衝突，這一次他是因一起紡織廠的罷工事件而被捕，並被判在布德雷爾監獄關押一個月。
布德雷爾監獄是一所人間地獄。在沙石結構的牢房裏既沒有供暖設備，也沒有洗漱設備，隻在壁麵斑駁的牆角處有一個五加侖大的破桶以及兩個土墩兒壘起來的床鋪，上麵有著破舊的草墊子和比糯米紙還薄的毯子。牢房裏充斥著惡臭味，沒有水，每天清晨六點鍾，囚犯們排著隊在公共水池旁用涼水洗漱，另一個囚犯還得把裝有穢物的破桶拎到化糞池倒掉，然後再用化學藥品刷幹淨。犯人們每周一次集體沐浴，在經歷了一周的石灰坑中的工作以後，這樣的一次洗浴是很及時的。父親在石灰坑中的採石場工作，負責將大塊的石灰石鑿成小塊。
父親習慣了艱苦生活，安娜姑媽早就看出了這一點。父親一直十分健康，他和我體型差不多，身高大約六英尺，體重在七十至八十公斤左右。盡管如此，一個月的監獄生涯還是對他的健康產生了極惡劣的影響，在他被放出來以後，大約瘦了二十斤左右。監獄的一日三餐十分惡劣，早餐是麵包片，午餐是麵包和稀湯，晚餐還是麵包片和一種古怪的混合物，裏麵有豌豆和牛肉“粒兒”以及其它一些難以識別的混合物。所有的夥食量都極少，父親和他的獄友就靠著每天三片麵包度日。奇怪的是，父親總是說那是他吃過的烤得最鬆脆的麵包。由於在採石場工作吸入過量的粉塵，父親總是咳嗽，不過他始終為自己道義上的勝利引以為傲，深為自己能成為工會“殉道者”而自豪。
不過珍妮特並不像父親那樣熱衷此道，她也沒有看出此事的深遠意義所在。她為父親被從監獄放出來以後的身體狀況擔心，同時她也不想再忍受為父親清洗和包紮由罷工糾紛帶來的創傷時的憂心沖忡和切膚心痛。在父親入獄以前，他已經向她求婚了，正式向珍妮特的父母請求他們將女兒嫁給他，珍妮特答應考慮父親的求婚。現在她說隻要父親答應她一件事，她就會嫁給他。
於是父親離開了工會。
父親很熟悉邁斯威爾街，他以前曾在那兒講授政治和工會方麵的課程。他不想為資本家的公司工作，比如說銀行這類的地方，他把這樣的地方留給了他的弟弟路易;而且他也不能再到工廠去工作，芝加哥大部分工廠都將他的名字列上了黑名單，而那些還沒將他的名字列上黑名單的工廠很可能重新燃起使父親對工會工作的熱情。所以父親在邁斯威爾街上擺了一個小書攤，出售新書和舊書，主要是一些通俗小說，此外還有一些文教用品——鋼筆、鉛筆、本子——以吸引那些小孩子，他們可是父親最好的顧客。盡管小孩子的家長和對政治敏感的珍妮特對父親書攤上那些巴法羅·比爾和尼克·卡特一類有明顯政治色彩的書很不滿意，父親還是我行我素。好在邁斯威爾街的寬鬆氛圍使這些政論書不會為父親惹來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