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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基因（首席女法醫係列之十七） 作者：[美]帕特麗夏·康薇爾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國製造的。可回收紙張。還是個環保型的聖誕炸彈，多好啊。”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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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佩塔把打開的手提箱從地板上拖過。箱子裏裝著二十九個摺疊式文件夾，都用橡皮筋箍住，文件夾上貼著白色的貼紙，貼紙上是手寫的日期，這些文件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六年，差不多涵蓋了華納·艾傑的整個職業生涯。
“如果我跟傑米談，你覺得她會怎麽跟我說你呢?”她繼續打探道。
“那很簡單。她一定會說我有病。”露西的眼裏閃著怒火。
有時候，她那突然而強烈的怒火讓斯卡佩塔覺得就像閃電一樣。
“我心裏一直都充滿怒火，想傷害別人。”露西說。
艾傑一定是把他的許多私人物品都搬到愛麗舍酒店來了，會搬來的當然都是對他來說很重要的東西。斯卡佩塔拿起日期最近的文件夾，在自己外甥女腳旁的地毯上坐下來。
“你為什麽想傷害別人?”斯卡佩塔問她。
“把我失去的都找回來。重新找回自己，然後從頭來過，再也不會讓任何人如此對我。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麽嗎?”露西的雙眼直冒火，“可怕的是你覺得有一些人應該被摧毀，被殺害。然後用自己的想像，在腦海中把他們幹掉，不感到一絲刺痛或懊悔，什麽感覺也沒有。他可能就是這樣。”她揮舞著手臂，就像華納艾傑就在這房間裏似的，“這才是最糟糕的時候，就是什麽感覺也沒有的時候。這時候你就會做出一些事情來，無法挽回的事情。我覺得自己跟我們為了保護民眾而追捕的那些混蛋其實沒什麽兩樣，這真不好受。”
斯卡佩塔摘下手中那個摺疊式文件夾上的橡皮筋，看起來這個文件夾是最近的，起始日期是今年一月份，終止日期空著沒寫。
“你跟他們不一樣。”她說。
“我無法挽回了。”露西說。
“你無法挽回什麽?”
文件夾的六個隔區裏塞滿了紙張和收據，還有一本支票簿，一個棕色的皮革錢包，看起來多年來一直都放在後褲袋裏，已經被磨得光滑而彎曲。
“我無法挽回我做過的事情。”露西深吸了一口氣，強忍著不哭出來，“我是個壞人。”
“不，你不是。”斯卡佩塔回答道。
艾傑的駕駛證在三年前就已經到期了。他的萬事達信用卡也是。還有他的visa信用卡和美國運通卡。
“我是。”露西說，“你知道我都做了些什麽。”
“你並不是一個壞人，我知道你都做了些什麽。也許並非每一件事都知道，但知道得也夠多的了，但我還是要這麽說。”斯卡佩塔說，“你做過fbi探員，是菸酒槍械管製局探員，就像本頓一樣，你身陷工作職責當中，自己也無可奈何，你有很多事是不能講的，可能現在還是不能講。這我當然明白，我明白這是職責所在，有充分理由，就像前線的士兵一樣。警察就是這樣，他們就是士兵，他們逾越正常的界限是為了讓其他人能正常地生活。”
她數出了一萬四千零四十張美元鈔票，全部是二十美元麵額的，像是從自動取款機取出來的。
露西接著道：“真的嗎?那羅科·卡加諾呢?”
“如果你沒那麽做，他的父親，彼得·馬裏諾會怎樣?”斯卡佩塔並不知道在波蘭具體發生了些什麽，她也不想知道，但她知道原因，“馬裏諾本來是會死的。”她說，“羅科捲入了犯罪集團，本來是要殺了他父親。他已經採取了行動，是你阻止了悲劇發生。”
她開始查看那些收據，有食物的、梳洗用品的和交通費用的，許多都是底特律和密西根的酒店、商店、飯館和計程車開具的，全都是用現金支付。
“我希望自己沒有那麽做，我希望做這件事的是別人。我殺了他的兒子。我做了很多無法挽回的事。”露西說。
“我們誰又能挽回什麽呢?這隻是一句蠢話，一種說辭而已。人們一直把它掛在嘴邊，但實際上，我們什麽也不能挽回。”斯卡佩塔說，“我們能做的就是站在我們自己製造的爛攤子前，負起責任，謝罪，然後繼續生活下去·”
她把那些摺疊式文件夾堆放在地板上，認真查看起艾傑十分重視並保存起來的東西。她找到了一個信封，裏麵裝著已兌現的支票。去年一月份，他花了六千多美元買了兩隻西門子逸動700助聽器和配件。他把自己舊的那副助聽器捐給了古德維爾慈善舊貨商店，還收到了一張收據。不久之後，他訂了一個網上字幕電話服務。沒有發現任何能說明他的資金來源的工資存根或銀行記錄。她抽出一個馬尼拉紙信封，上麵貼著iap(異常心理學研究所)的標籤，裏麵裝著厚厚的一疊材料，包括內部通訊、會議程序和期刊文獻，全都是用法語寫的，另外還有一些收據和飛機票。二〇〇六年七月，艾傑去了一趟巴黎，參加了異常心理學研究所的一個會議。
斯卡佩塔的法語會話能力並不好，但她完全可以用法語閱讀。她瀏覽了一封全球意識項目的一位委員寄來的信，來信感謝艾傑同意參加他們的一個討論，討論的話題是在像911這樣的全球重大事件中使用科學工具在隨機數據中尋找結構。這位委員很高興能再次和艾傑會麵，並詢問了他在意誌力方麵的研究是否還存在重現結果1的難題。“當然，問題在於人類主體以及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她翻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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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佩塔把打開的手提箱從地板上拖過。箱子裏裝著二十九個摺疊式文件夾，都用橡皮筋箍住，文件夾上貼著白色的貼紙，貼紙上是手寫的日期，這些文件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六年，差不多涵蓋了華納·艾傑的整個職業生涯。
“如果我跟傑米談，你覺得她會怎麽跟我說你呢?”她繼續打探道。
“那很簡單。她一定會說我有病。”露西的眼裏閃著怒火。
有時候，她那突然而強烈的怒火讓斯卡佩塔覺得就像閃電一樣。
“我心裏一直都充滿怒火，想傷害別人。”露西說。
艾傑一定是把他的許多私人物品都搬到愛麗舍酒店來了，會搬來的當然都是對他來說很重要的東西。斯卡佩塔拿起日期最近的文件夾，在自己外甥女腳旁的地毯上坐下來。
“你為什麽想傷害別人?”斯卡佩塔問她。
“把我失去的都找回來。重新找回自己，然後從頭來過，再也不會讓任何人如此對我。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麽嗎?”露西的雙眼直冒火，“可怕的是你覺得有一些人應該被摧毀，被殺害。然後用自己的想像，在腦海中把他們幹掉，不感到一絲刺痛或懊悔，什麽感覺也沒有。他可能就是這樣。”她揮舞著手臂，就像華納艾傑就在這房間裏似的，“這才是最糟糕的時候，就是什麽感覺也沒有的時候。這時候你就會做出一些事情來，無法挽回的事情。我覺得自己跟我們為了保護民眾而追捕的那些混蛋其實沒什麽兩樣，這真不好受。”
斯卡佩塔摘下手中那個摺疊式文件夾上的橡皮筋，看起來這個文件夾是最近的，起始日期是今年一月份，終止日期空著沒寫。
“你跟他們不一樣。”她說。
“我無法挽回了。”露西說。
“你無法挽回什麽?”
文件夾的六個隔區裏塞滿了紙張和收據，還有一本支票簿，一個棕色的皮革錢包，看起來多年來一直都放在後褲袋裏，已經被磨得光滑而彎曲。
“我無法挽回我做過的事情。”露西深吸了一口氣，強忍著不哭出來，“我是個壞人。”
“不，你不是。”斯卡佩塔回答道。
艾傑的駕駛證在三年前就已經到期了。他的萬事達信用卡也是。還有他的visa信用卡和美國運通卡。
“我是。”露西說，“你知道我都做了些什麽。”
“你並不是一個壞人，我知道你都做了些什麽。也許並非每一件事都知道，但知道得也夠多的了，但我還是要這麽說。”斯卡佩塔說，“你做過fbi探員，是菸酒槍械管製局探員，就像本頓一樣，你身陷工作職責當中，自己也無可奈何，你有很多事是不能講的，可能現在還是不能講。這我當然明白，我明白這是職責所在，有充分理由，就像前線的士兵一樣。警察就是這樣，他們就是士兵，他們逾越正常的界限是為了讓其他人能正常地生活。”
她數出了一萬四千零四十張美元鈔票，全部是二十美元麵額的，像是從自動取款機取出來的。
露西接著道：“真的嗎?那羅科·卡加諾呢?”
“如果你沒那麽做，他的父親，彼得·馬裏諾會怎樣?”斯卡佩塔並不知道在波蘭具體發生了些什麽，她也不想知道，但她知道原因，“馬裏諾本來是會死的。”她說，“羅科捲入了犯罪集團，本來是要殺了他父親。他已經採取了行動，是你阻止了悲劇發生。”
她開始查看那些收據，有食物的、梳洗用品的和交通費用的，許多都是底特律和密西根的酒店、商店、飯館和計程車開具的，全都是用現金支付。
“我希望自己沒有那麽做，我希望做這件事的是別人。我殺了他的兒子。我做了很多無法挽回的事。”露西說。
“我們誰又能挽回什麽呢?這隻是一句蠢話，一種說辭而已。人們一直把它掛在嘴邊，但實際上，我們什麽也不能挽回。”斯卡佩塔說，“我們能做的就是站在我們自己製造的爛攤子前，負起責任，謝罪，然後繼續生活下去·”
她把那些摺疊式文件夾堆放在地板上，認真查看起艾傑十分重視並保存起來的東西。她找到了一個信封，裏麵裝著已兌現的支票。去年一月份，他花了六千多美元買了兩隻西門子逸動700助聽器和配件。他把自己舊的那副助聽器捐給了古德維爾慈善舊貨商店，還收到了一張收據。不久之後，他訂了一個網上字幕電話服務。沒有發現任何能說明他的資金來源的工資存根或銀行記錄。她抽出一個馬尼拉紙信封，上麵貼著iap(異常心理學研究所)的標籤，裏麵裝著厚厚的一疊材料，包括內部通訊、會議程序和期刊文獻，全都是用法語寫的，另外還有一些收據和飛機票。二〇〇六年七月，艾傑去了一趟巴黎，參加了異常心理學研究所的一個會議。
斯卡佩塔的法語會話能力並不好，但她完全可以用法語閱讀。她瀏覽了一封全球意識項目的一位委員寄來的信，來信感謝艾傑同意參加他們的一個討論，討論的話題是在像911這樣的全球重大事件中使用科學工具在隨機數據中尋找結構。這位委員很高興能再次和艾傑會麵，並詢問了他在意誌力方麵的研究是否還存在重現結果1的難題。“當然，問題在於人類主體以及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她翻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