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他們在走廊裏跟瑞恩醫生和約翰·萊維交談，那是醫院的心理醫生。兩人都茫然地搖了搖頭。我能猜到他們腦子裏在想什麽：他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我，但我的故事實在難以自圓其說。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的房間門外整日有兩個警察看守。這時我終於能和朱迪團聚，我們一起待在病房裏，爸爸和尼爾斯在旁邊。克萊姆在孩子們做完筆錄後帶他們出去散步了。克萊姆、爸爸和尼爾斯都被朱迪的勇敢行為折服，並且感激不已。她獨自留在房子裏直麵歹徒，並因此被打了好幾下，在眼皮上留下了一道傷疤。然而，所有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你們是怎麽知道他們會來傷害你們的?你們是如何預先知道他們的企圖的?”
“我不喜歡他們的外表，”朱迪抓著我的手說，“而且我最近聽說了很多事情，比如商店裏的盜賊，有人在房主睡覺的時候搶劫、入室盜竊這一類傳聞。我隻是看到了那輛商務車，還有某些讓我警覺的東西。”
“想必是上帝因為你的善良而在保佑你，加拉格爾小姐。”父親說。
那些警察似乎對這個故事滿意得多，可能是由於朱迪天使般的臉蛋——臉上還裝飾著幾條塑料軟管，最後說服了他們。
後來我知道瑞恩醫生、萊維和考夫曼共同出具了一份關於我“預感”的報告。他們將此判定為一次幫助我對襲擊提前預警的“幸運的”巧合。“當然，這與現實是完全無關的。”報告中還提及了我曾拜訪鄧洛伊警察局，以及與席亞拉·道格拉斯警官的會麵，她為我作了證：“他當時千真萬確擔心家人的安全。我當時覺得他簡直是個妄想狂。但可能那個預感救了他一命。”
“這是個案。”一位鄰居在當天下午的愛爾蘭廣播公司的新聞裏如此說，“在那之前，從未聽說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有人說是一夥東歐人。很顯然，那些警報器販子的話不是空穴來風。那是真的，我們偏僻的小區需要更好的保護，或是能做到像哈珀先生那樣未雨綢繆。如果您問我的意見，我表示很高興，今天這世界上少了四條惡棍。”
天黑時分，其他警官也來了，他們告訴我裏奧和瑪麗已經被轉移到德裏醫院。他們還活著，雖然瑪麗正在做手術。
“她有生命危險嗎?”
“明天才能知道。現在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想跟您核實一下裏奧的一部分口供……”
一共有四具屍體，所以要解釋四位死者的死亡過程，一直到半夜他們才還我們清靜。
第二天事情又出現了變化。警察消失了，據說有“最新消息”。
他們還告訴我，瑪麗已經脫離了危險。“她現在非常虛弱，但情況在慢慢好轉。”
我們可以回家了，但接下來的幾天還不能離開這個國家，因為我們還得應付更多的問題，比如去一趟法院。
克萊姆和尼爾斯多留了一天，直到朱迪和我收到出院通知書。我堅持讓他們將孩子帶回阿姆斯特丹，盡快離開那座房子，好讓他們忘記這一切。我向他們保證我很快會回去。
“爸爸，你保證?”
“我向你保證，我的女兒。一旦解決了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我就回阿姆斯特丹看你們。”
計程車在朱迪的旅店旁等著，我十分不舍地與他們分開。半個鎮子的人都來了。貝阿特麗絲和傑普在多內加爾度過的這個短暫而充實的夏天中結交的一些朋友也來向他們道別，帶著準備好的鮮花和禮物。蘿拉·奧洛克、道格拉斯太太還有費根酒館大半的員工都來了。大家圍在一起，沒有問我太多的細節。官方的故事版本是：“劫匪在多內加爾企圖實施暴力搶劫的過程中死亡。”朱迪和我不去糾正它。
聽說那些賣防盜警報器和自衛小刀的販子由於這件事賺得盆盈缽滿。杜蘭開始在花園裏賣移動傳感器和假警報器。“安迪家”的小姑娘麵帶緊張的笑容上了電視，她說四名劫匪讓她不安。他們喝了四杯濃縮咖啡，其中一個還把一包煙忘在了桌上。她認為那是幾個白種人，但她也不確定……至少她的陳述打消了人們針對我的一些懷疑。她說那天晚上她看見我進了加油站，我向她打聽了幾個人，然後急急忙忙走了。
在7月21日星期天的《愛爾蘭時報》上的一個小專欄裏，警察局說明了他們“嚴肅的”懷疑。他們懷疑劫匪屬於一個“盜賊團夥”，並說國際刑警組織已經著手配合這個案子，很快會有新的消息。
而那些新消息再也沒有被公布過。
父親又待了一個星期，他跟朱迪和我一起住在旅館。這位脾氣暴躁的老人如重獲新生般一夜之間變了個人。他為我們準備早餐，不讓朱迪在店裏工作。“讓我來吧。你們什麽都別做。”我想他的生活唯一需要的隻是一個任務。我很高興再次看到壞脾氣的他，盡管一周結束後我說服他回了都柏林。我向他保證我很快會過去。
與此同時，我們依然沒有裏奧和瑪麗的消息。我打電話給德裏醫院，被告知他們已經不在那兒了。“那位女士已經痊癒了，並且在兩天前坐上一輛去往都柏林方向的救護車離開了。”她的最終目的地是哪兒?沒人知道。
她的手機停機了。我向警察們求證，他們告訴我裏奧和瑪麗已經去都柏林為法庭作證，並與那邊的美國使館工作人員取得了聯繫。這個案子好像已經“轉交”了。
“轉交給誰了?”
“我沒注意，哈珀先生。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兩件事：你遇到的襲擊並不是如新聞所說的普通的犯罪;他們不是小偷，而您的這兩位朋友也不是什麽普通人。”
又過了一個月，小鎮相對歸於平靜。我仍然和朱迪住在旅店裏。我家和裏奧家仍由於警方的搜查而被封鎖。裏奧和瑪麗仍毫無音訊，連一個電話也沒有。
8月26日那天，兩棟房子解除了封鎖。伊莫金·菲茨傑拉德幫我處理了文件，讓我得以在不交罰金的情況下廢止租賃合同。此外，她還負責與保險公司的專家合作，聯繫了一群清潔工在幾日內將房子恢復正常。她還幫我聯繫了一家國際搬家公司。9月15日我把鑰匙交還她，告別了克蘭布朗。
關於阿姆斯特丹，朱迪什麽都沒說，我尊重她的沉默。我們仍然受著傷，身體虛弱。許多個晚上我會號叫著驚醒。湯姆出現在我的床邊來復仇，我的斧子仍嵌在他的頭上，將他的神經係統切成兩半，讓他抖動著嘴巴，眼睛骨碌直轉……現在是朱迪將我從夢魘中喚醒。她抱著我，甜蜜地親吻我的臉頰。一兩個小時後我才能再次入睡。
9月8日，我在事情發生後第一次回到那裏。朱迪堅持要陪著我，但是我告訴她我想一個人去。我需要一個人去。
那是個灰濛濛的早晨，下著雨。我去了特雷莫雷海灘。柵欄被繩索重新固定，看到它時，我還是冷不丁打了個寒戰。
我繞著房子外麵走到後院，停在當時湯姆倒下的地方。看看是否有人把他裝進塑膠袋帶走了。伊莫金的清潔工給化糞池的排水溝豎了一塊用紅漆塗的黏土牌，也許是為了遮蓋去不掉的血跡。在陌生的墓碑前，並沒有人為他的靈魂祈禱。我呆呆地站在那裏，想著那一夜。頭骨分裂成兩半的聲音仍在耳邊迴響。你自找的，哥們……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的房間門外整日有兩個警察看守。這時我終於能和朱迪團聚，我們一起待在病房裏，爸爸和尼爾斯在旁邊。克萊姆在孩子們做完筆錄後帶他們出去散步了。克萊姆、爸爸和尼爾斯都被朱迪的勇敢行為折服，並且感激不已。她獨自留在房子裏直麵歹徒，並因此被打了好幾下，在眼皮上留下了一道傷疤。然而，所有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你們是怎麽知道他們會來傷害你們的?你們是如何預先知道他們的企圖的?”
“我不喜歡他們的外表，”朱迪抓著我的手說，“而且我最近聽說了很多事情，比如商店裏的盜賊，有人在房主睡覺的時候搶劫、入室盜竊這一類傳聞。我隻是看到了那輛商務車，還有某些讓我警覺的東西。”
“想必是上帝因為你的善良而在保佑你，加拉格爾小姐。”父親說。
那些警察似乎對這個故事滿意得多，可能是由於朱迪天使般的臉蛋——臉上還裝飾著幾條塑料軟管，最後說服了他們。
後來我知道瑞恩醫生、萊維和考夫曼共同出具了一份關於我“預感”的報告。他們將此判定為一次幫助我對襲擊提前預警的“幸運的”巧合。“當然，這與現實是完全無關的。”報告中還提及了我曾拜訪鄧洛伊警察局，以及與席亞拉·道格拉斯警官的會麵，她為我作了證：“他當時千真萬確擔心家人的安全。我當時覺得他簡直是個妄想狂。但可能那個預感救了他一命。”
“這是個案。”一位鄰居在當天下午的愛爾蘭廣播公司的新聞裏如此說，“在那之前，從未聽說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有人說是一夥東歐人。很顯然，那些警報器販子的話不是空穴來風。那是真的，我們偏僻的小區需要更好的保護，或是能做到像哈珀先生那樣未雨綢繆。如果您問我的意見，我表示很高興，今天這世界上少了四條惡棍。”
天黑時分，其他警官也來了，他們告訴我裏奧和瑪麗已經被轉移到德裏醫院。他們還活著，雖然瑪麗正在做手術。
“她有生命危險嗎?”
“明天才能知道。現在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想跟您核實一下裏奧的一部分口供……”
一共有四具屍體，所以要解釋四位死者的死亡過程，一直到半夜他們才還我們清靜。
第二天事情又出現了變化。警察消失了，據說有“最新消息”。
他們還告訴我，瑪麗已經脫離了危險。“她現在非常虛弱，但情況在慢慢好轉。”
我們可以回家了，但接下來的幾天還不能離開這個國家，因為我們還得應付更多的問題，比如去一趟法院。
克萊姆和尼爾斯多留了一天，直到朱迪和我收到出院通知書。我堅持讓他們將孩子帶回阿姆斯特丹，盡快離開那座房子，好讓他們忘記這一切。我向他們保證我很快會回去。
“爸爸，你保證?”
“我向你保證，我的女兒。一旦解決了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我就回阿姆斯特丹看你們。”
計程車在朱迪的旅店旁等著，我十分不舍地與他們分開。半個鎮子的人都來了。貝阿特麗絲和傑普在多內加爾度過的這個短暫而充實的夏天中結交的一些朋友也來向他們道別，帶著準備好的鮮花和禮物。蘿拉·奧洛克、道格拉斯太太還有費根酒館大半的員工都來了。大家圍在一起，沒有問我太多的細節。官方的故事版本是：“劫匪在多內加爾企圖實施暴力搶劫的過程中死亡。”朱迪和我不去糾正它。
聽說那些賣防盜警報器和自衛小刀的販子由於這件事賺得盆盈缽滿。杜蘭開始在花園裏賣移動傳感器和假警報器。“安迪家”的小姑娘麵帶緊張的笑容上了電視，她說四名劫匪讓她不安。他們喝了四杯濃縮咖啡，其中一個還把一包煙忘在了桌上。她認為那是幾個白種人，但她也不確定……至少她的陳述打消了人們針對我的一些懷疑。她說那天晚上她看見我進了加油站，我向她打聽了幾個人，然後急急忙忙走了。
在7月21日星期天的《愛爾蘭時報》上的一個小專欄裏，警察局說明了他們“嚴肅的”懷疑。他們懷疑劫匪屬於一個“盜賊團夥”，並說國際刑警組織已經著手配合這個案子，很快會有新的消息。
而那些新消息再也沒有被公布過。
父親又待了一個星期，他跟朱迪和我一起住在旅館。這位脾氣暴躁的老人如重獲新生般一夜之間變了個人。他為我們準備早餐，不讓朱迪在店裏工作。“讓我來吧。你們什麽都別做。”我想他的生活唯一需要的隻是一個任務。我很高興再次看到壞脾氣的他，盡管一周結束後我說服他回了都柏林。我向他保證我很快會過去。
與此同時，我們依然沒有裏奧和瑪麗的消息。我打電話給德裏醫院，被告知他們已經不在那兒了。“那位女士已經痊癒了，並且在兩天前坐上一輛去往都柏林方向的救護車離開了。”她的最終目的地是哪兒?沒人知道。
她的手機停機了。我向警察們求證，他們告訴我裏奧和瑪麗已經去都柏林為法庭作證，並與那邊的美國使館工作人員取得了聯繫。這個案子好像已經“轉交”了。
“轉交給誰了?”
“我沒注意，哈珀先生。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兩件事：你遇到的襲擊並不是如新聞所說的普通的犯罪;他們不是小偷，而您的這兩位朋友也不是什麽普通人。”
又過了一個月，小鎮相對歸於平靜。我仍然和朱迪住在旅店裏。我家和裏奧家仍由於警方的搜查而被封鎖。裏奧和瑪麗仍毫無音訊，連一個電話也沒有。
8月26日那天，兩棟房子解除了封鎖。伊莫金·菲茨傑拉德幫我處理了文件，讓我得以在不交罰金的情況下廢止租賃合同。此外，她還負責與保險公司的專家合作，聯繫了一群清潔工在幾日內將房子恢復正常。她還幫我聯繫了一家國際搬家公司。9月15日我把鑰匙交還她，告別了克蘭布朗。
關於阿姆斯特丹，朱迪什麽都沒說，我尊重她的沉默。我們仍然受著傷，身體虛弱。許多個晚上我會號叫著驚醒。湯姆出現在我的床邊來復仇，我的斧子仍嵌在他的頭上，將他的神經係統切成兩半，讓他抖動著嘴巴，眼睛骨碌直轉……現在是朱迪將我從夢魘中喚醒。她抱著我，甜蜜地親吻我的臉頰。一兩個小時後我才能再次入睡。
9月8日，我在事情發生後第一次回到那裏。朱迪堅持要陪著我，但是我告訴她我想一個人去。我需要一個人去。
那是個灰濛濛的早晨，下著雨。我去了特雷莫雷海灘。柵欄被繩索重新固定，看到它時，我還是冷不丁打了個寒戰。
我繞著房子外麵走到後院，停在當時湯姆倒下的地方。看看是否有人把他裝進塑膠袋帶走了。伊莫金的清潔工給化糞池的排水溝豎了一塊用紅漆塗的黏土牌，也許是為了遮蓋去不掉的血跡。在陌生的墓碑前，並沒有人為他的靈魂祈禱。我呆呆地站在那裏，想著那一夜。頭骨分裂成兩半的聲音仍在耳邊迴響。你自找的，哥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