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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之刺（馬修·斯卡德係列之四） 作者：[美]勞倫斯·布洛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還沒有。”
“像在煤礦堆中找黑貓一樣。”他說，“幫我一個忙。有結果的話讓我知道。如果有結果的話。”
我照著他說的方向走到黑林街。九年來這一帶一定沒什麽改變。房子都還在，四處都是小孩子。路邊磚道上停著車，通往住宅的車道上也幾乎都停著車。我覺得這個街區裏應該還有成打的人記得蘇珊·波托夫斯基，而且我也知道她那和別人都合不來的丈夫在謀殺案發生後搬回這裏和兩個孩子住在一起。
他們現在一定長大了，十七歲和十九歲。
她生下第一個孩子時一定還很年輕。那時候她自己才十九歲。不過在這個地區早婚又早生孩子並非不尋常。
我認為他可能已經搬走了。假如他是為了孩子搬回來的，他不會讓孩子們繼續住在他們發現媽媽死在廚房地板上的屋子裏。他會這樣做嗎?
我沒有按那間屋子的門鈴或其他人的門鈴。我不是在調查蘇珊·波托夫斯基的謀殺案，我不需要白費力氣。我看了她死在裏麵的房子最後一眼，然後轉身離開。
伯頓·哈弗梅耶的住址是在聖馬克斯街二百一十二號。東村不像是一個警察住的地方，而且看起來在九年後還住這裏的可能性極低，不管他是否繼續留在警察局服務。我在海洋大道一家藥房的公用電話亭撥安東尼裏給我的電話號碼。
一個女人接聽電話。我問她我可否和哈弗梅耶先生講話。她停了一下，“哈弗梅耶不住這裏。”
我正要為打錯電話道歉，但她接著又說：“我不知道在哪裏可以找到哈弗梅耶先生。”
“你是哈弗梅耶太太嗎?”
“是的。”
我說：“很抱歉打擾你，哈弗梅耶太太。以前你丈夫任職的六十一分局裏的一位刑警給我這個電話號碼。我想找……”
“我的前夫。”
她講話有一種沒有高低的特質，好像她不慌不忙地把自己從她正在講的話中分離出來。我注意到康復後的心理疾病患者說話時也有類似的特徵。
“我找他是為了一件關於警察的事情。”我說。
“他不當警察已經有好多年了。”
“我知道。你有沒有可能知道我要怎麽才能找到他?”
“不知道。”
“我想你不常見到他，哈弗梅耶太大，但你知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我明白了。”
“哦，你明白了嗎?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前夫。我每個月會收到一張支票。支票是直接寄到銀行，存到我的帳戶裏。我沒見過我的前夫，也沒有見到過支票。你明白嗎?真的嗎?”
這些話可能是帶著感情陳述出來的，但是她的聲音仍舊那麽平鋪直敘且事不關己的樣子。
我沒有說什麽。
“他在曼哈頓，”她說，“也許他有電話，也許電話號碼簿裏就有。你可以找找看。我知道如果我不幫你找，你也會原諒我。”
“當然。”
“我很清楚事情很重要，”她說，“警察的事通常都很重要。”
藥房裏沒有曼哈頓的電話號碼簿，所以我請查號台的接線員幫我找。她找到了一位住西一百零三街的伯頓·哈弗梅耶。
我撥了那個號碼，但沒有人接聽。
藥房裏有個午餐櫃檯。我坐在一張高腳椅上吃了一個烤奶酪三明治和一片過甜的櫻桃派，並且喝了兩杯沒加牛奶的咖啡。咖啡還不錯，但比不上簡用過濾咖啡壺煮的那一種。
我想起她。我又走回電話旁，差點就撥了她的電話號碼，但我撥的是哈弗梅耶的號碼。這次他接電話了。
我說：“伯頓·哈弗梅耶嗎?我是馬修·斯卡德。我想知道今天下午我可不可以過來看你。”
“幹什麽?”
“關於警察方麵的事。有些問題我想請教你。我不會占用你太多時間。”
“你是警察嗎?”
“他媽的。我以前是。”
“我也一樣。你能不能告訴我你要跟我談些什麽?你叫什麽名字?”
“斯卡德，”我說，“事實上，這是個古老的故事了。我現在是個偵探，我在調查一個你在六十一分局處理過的案件。”
“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
“我知道。”
“我們可以在電話裏談嗎?我想不出來我能提供給你什麽有用的資料。我那時是個巡邏警員，我沒有辦過案……”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到你那兒去一下。”
“我……”
“我不會占用你太多時間的。”
躊躇了一下，他有點發牢騷地說：“今天我休假，正打算要坐下來，喝幾杯啤酒，看場球賽。”
“我們可以利用gg時間談。”
他笑了，“好吧，你贏了。你知道住址嗎?門鈴上有名字，你什麽時候來?”
“一小時或一個半小時。”
“那好。”
上西城是紐約另一個靠北的地帶，但是本地的文藝復興運動還沒有越過第九十六街。哈弗梅耶住在哥倫布和阿姆斯特丹之間一百零三街上一棟業已荒廢的赤褐砂岩建築物裏，沿著街道兩邊都是這樣的房子。鄰近一帶大致都很西班牙化。很多人坐在門前的階梯上，一邊聽大型收音機，一邊喝著棕色紙袋子裏的美樂高品味生活啤酒。每三個女人中就有一個是懷孕的。
“像在煤礦堆中找黑貓一樣。”他說，“幫我一個忙。有結果的話讓我知道。如果有結果的話。”
我照著他說的方向走到黑林街。九年來這一帶一定沒什麽改變。房子都還在，四處都是小孩子。路邊磚道上停著車，通往住宅的車道上也幾乎都停著車。我覺得這個街區裏應該還有成打的人記得蘇珊·波托夫斯基，而且我也知道她那和別人都合不來的丈夫在謀殺案發生後搬回這裏和兩個孩子住在一起。
他們現在一定長大了，十七歲和十九歲。
她生下第一個孩子時一定還很年輕。那時候她自己才十九歲。不過在這個地區早婚又早生孩子並非不尋常。
我認為他可能已經搬走了。假如他是為了孩子搬回來的，他不會讓孩子們繼續住在他們發現媽媽死在廚房地板上的屋子裏。他會這樣做嗎?
我沒有按那間屋子的門鈴或其他人的門鈴。我不是在調查蘇珊·波托夫斯基的謀殺案，我不需要白費力氣。我看了她死在裏麵的房子最後一眼，然後轉身離開。
伯頓·哈弗梅耶的住址是在聖馬克斯街二百一十二號。東村不像是一個警察住的地方，而且看起來在九年後還住這裏的可能性極低，不管他是否繼續留在警察局服務。我在海洋大道一家藥房的公用電話亭撥安東尼裏給我的電話號碼。
一個女人接聽電話。我問她我可否和哈弗梅耶先生講話。她停了一下，“哈弗梅耶不住這裏。”
我正要為打錯電話道歉，但她接著又說：“我不知道在哪裏可以找到哈弗梅耶先生。”
“你是哈弗梅耶太太嗎?”
“是的。”
我說：“很抱歉打擾你，哈弗梅耶太太。以前你丈夫任職的六十一分局裏的一位刑警給我這個電話號碼。我想找……”
“我的前夫。”
她講話有一種沒有高低的特質，好像她不慌不忙地把自己從她正在講的話中分離出來。我注意到康復後的心理疾病患者說話時也有類似的特徵。
“我找他是為了一件關於警察的事情。”我說。
“他不當警察已經有好多年了。”
“我知道。你有沒有可能知道我要怎麽才能找到他?”
“不知道。”
“我想你不常見到他，哈弗梅耶太大，但你知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我明白了。”
“哦，你明白了嗎?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前夫。我每個月會收到一張支票。支票是直接寄到銀行，存到我的帳戶裏。我沒見過我的前夫，也沒有見到過支票。你明白嗎?真的嗎?”
這些話可能是帶著感情陳述出來的，但是她的聲音仍舊那麽平鋪直敘且事不關己的樣子。
我沒有說什麽。
“他在曼哈頓，”她說，“也許他有電話，也許電話號碼簿裏就有。你可以找找看。我知道如果我不幫你找，你也會原諒我。”
“當然。”
“我很清楚事情很重要，”她說，“警察的事通常都很重要。”
藥房裏沒有曼哈頓的電話號碼簿，所以我請查號台的接線員幫我找。她找到了一位住西一百零三街的伯頓·哈弗梅耶。
我撥了那個號碼，但沒有人接聽。
藥房裏有個午餐櫃檯。我坐在一張高腳椅上吃了一個烤奶酪三明治和一片過甜的櫻桃派，並且喝了兩杯沒加牛奶的咖啡。咖啡還不錯，但比不上簡用過濾咖啡壺煮的那一種。
我想起她。我又走回電話旁，差點就撥了她的電話號碼，但我撥的是哈弗梅耶的號碼。這次他接電話了。
我說：“伯頓·哈弗梅耶嗎?我是馬修·斯卡德。我想知道今天下午我可不可以過來看你。”
“幹什麽?”
“關於警察方麵的事。有些問題我想請教你。我不會占用你太多時間。”
“你是警察嗎?”
“他媽的。我以前是。”
“我也一樣。你能不能告訴我你要跟我談些什麽?你叫什麽名字?”
“斯卡德，”我說，“事實上，這是個古老的故事了。我現在是個偵探，我在調查一個你在六十一分局處理過的案件。”
“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
“我知道。”
“我們可以在電話裏談嗎?我想不出來我能提供給你什麽有用的資料。我那時是個巡邏警員，我沒有辦過案……”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到你那兒去一下。”
“我……”
“我不會占用你太多時間的。”
躊躇了一下，他有點發牢騷地說：“今天我休假，正打算要坐下來，喝幾杯啤酒，看場球賽。”
“我們可以利用gg時間談。”
他笑了，“好吧，你贏了。你知道住址嗎?門鈴上有名字，你什麽時候來?”
“一小時或一個半小時。”
“那好。”
上西城是紐約另一個靠北的地帶，但是本地的文藝復興運動還沒有越過第九十六街。哈弗梅耶住在哥倫布和阿姆斯特丹之間一百零三街上一棟業已荒廢的赤褐砂岩建築物裏，沿著街道兩邊都是這樣的房子。鄰近一帶大致都很西班牙化。很多人坐在門前的階梯上，一邊聽大型收音機，一邊喝著棕色紙袋子裏的美樂高品味生活啤酒。每三個女人中就有一個是懷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