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原隨即想到另一個情況,東宮的右手拇指外側、手掌根部和另外三根手指的指尖全都有血跡。如何解釋這種情況,他隻想到了一種可能。在發現屍體的時候,薛文傑和北原加奈子晃動過。也許就是那個時候,東宮被壓在自己身子下麵的右手隨著晃動把那些還沒幹的血液抹得到處都是,而當時,薛文傑就在東宮源次郎的右手邊。


    李原想到這一點,頓時覺得渾身不自在,這件事最終還是牽涉到了薛文傑。


    對於這個“-”意味著什麽,李原一時摸不著頭腦。由於屍體被晃動過,所以根本無法確定東宮源次郎當時是先寫的“-”,還是先寫的“”,也無法判斷那個“-”是一個點還是某個筆劃的開頭。


    他看到這裏,翻開了東宮一行人的名單。除了東宮外,還有五個人:薛文傑(東宮文介)、北原加奈子(北原カナコ)、畑中久助(畑中久助)、南理惠(南理恵)、西園寺肇(西園寺肇)。如果東宮源次郎死前想留下什麽信息的話,顯然隻可能用日語來寫。從這些漢字來看,他有可能想寫“文”(抑或“薛”,也許他死前想到了薛文傑的中國姓也未可知)、“北”(從現場情況來看,並不能判斷“”就一定是一橫)、“南”或者“畑”(“”是一撇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為東宮寫的時候,手是被自己壓在身下的,不會像平時寫字那樣規整)。隻有“西園寺肇”無論姓還是名,起筆都和這個符號不搭界——李原看得很仔細,日本字的“肇”,起筆是個“屍”。


    而當時在十六樓的另外四個人,與東宮之間的關係並不明朗。至少現在看不出,他們與東宮之間有什麽太深的關係,雖然現在無法徹底排除這些人的嫌疑,但對於他們關注得過多顯然是不明智的。


    李原雖然這樣想,但還是不自覺地把這四個人的名字和姓氏在心裏勾畫了一下。暫且假設東宮對這四個人非常熟悉,從東宮的角度來說,他當時時間不多,一定會想到寫的內容越簡單明了越好。所以如果他想指認的是徐氏父子中的某一個人的話,就不太可能從“徐”開始寫,而一定會寫“永”、“良”“耀”、“庭”這四個字中的一個。如果是韓明艷,那麽他寫“韓”字的可能性比較大,但韓明艷會幹這種事嗎?現在,連李原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有些含糊了。至於秦雨綿,李原雖然並不想把她當成嫌疑人,但還是想到了一種可能,東宮源次郎寫“秦”字的時候,也有可能是先寫一橫,再寫一撇,而不是像一般人——尤其是中國人——那樣,先連寫兩橫。


    李原想這個問題想得頭痛,他往後翻了翻,隻剩下一頁了,上麵是東宮的一些遺物,除了行李之外,還有治療心髒病的藥和手機,手機就在東宮的屍體旁邊,而藥則放在東宮的西裝內袋裏。後麵附著手機在案發前後的通話記錄,火警之後,薛文傑、畑中久助和北原加奈子都打過東宮的電話。李原懶得再深究這些了,他把資料扔到一邊,揉了揉眉心,然後給廖有為打了個電話:“你那邊怎麽樣,有什麽情況?”


    廖有為一早就硬拉上兩個日本同行去問畑中久助的話了,他好像已經問完了,正在往回走:“我等會兒到那邊跟你細說吧。”說完他把電話就給掛了。


    李原站起來,給自己倒了杯水,喝了兩口,才覺得腦筋輕鬆了一點。不大會兒的工夫,廖有為就進來了,看上去氣呼呼的。李原問:“怎麽了?”


    廖有為氣不打一處來:“怎麽樣也不怎麽樣,畑中死活說他去了就是為了找東宮源次郎的。那倆日本警察跟幾百年沒睡覺了似的,問話的時候哈欠連天的,好像對這事兒一點也不上心。”


    李原說:“你都問什麽了?”


    廖有為說:“都在這兒呢,你看吧。”說完把一疊紙甩到桌上。


    李原現在看見印刷品就有點頭疼:“我不看,你說說吧。”


    廖有為開了一瓶礦泉水大喝了一口才說:“我問這個畑中,那天晚上他跑到樓上幹嗎去了。他說發生火警了,他不放心,就上樓去找東宮,結果怎麽敲門他也不開,打電話也不接,他沒辦法了才離開。”


    李原說:“那他沒說,他為什麽套著腦袋上去?”


    廖有為說:“人家說了,覺得有點冷。”


    李原說:“真能胡扯,東宮的門口燒廢紙,他當時沒瞧見?”


    廖有為說:“他說他很著急,也很害怕,光知道有煙,就想盡早找到東宮離開,沒注意是燒的廢紙。”


    李原說:“越說越不像人話了,這你也信?”


    廖有為說:“不信怎麽辦?本來語言就不通,說一句得讓那翻譯給翻一句。那倆日本警察簡直跟要死在桌子上似的,一句話也不說,真不知道那邊派他們倆來幹什麽。”


    李原說:“我看哪,這倆貨也就是倆擺設,咱們還是靠自己吧。”


    廖有為說:“我倒想這麽幹呢,可外辦的說,一定要照顧到日本方麵的情緒,不能給人家任何口實。”


    李原說:“讓你照顧人家情緒嘛,就當個牌位放一邊供著不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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