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年秋天的一個傍晚，白居易於江邊送客，蕭瑟秋風撫過，詩人感到一絲人生的寒冷。然後他就看到那傳來悽美琵琶聲的小船，《長恨歌》之外的另一首傑作《琵琶行》由此誕生。在這裏，不想去說詩歌本身的藝術價值，而隻想靠近詩人那一夜的心境。對他來說，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兩句說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在這個夜晚，他這樣的士人，與一個流浪的琵琶女，有什麽不同？詩人另一種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經在江州悄悄拉開一角。
貶官前，白居易剛直激切，勇於言事，深得東漢士風；貶官後，趨向於獨善其身，“世事從今口不言”。後來的白居易，在長安與外地的仕途間輾轉，最終在東都洛陽做了閑官，跟裴度、劉禹錫詩酒相酬，野遊夜宴，一心一意地實踐著自己的“中隱”哲學。大隱隱於長安的朝廷，小隱於這個國家的山野，中隱則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閑官。
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陽，白居易、裴度、劉禹錫等十五位名士，模仿東晉的蘭亭雅會，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等十五人合宴於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ji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亂”成全了杜甫。但從士人心靈史的角度看，給後世影響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隱”概念的最初闡釋者和實踐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驅。他按自己的意願和方式度過了後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線，堅持著自己的人生意誌。在中晚唐綿延四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沒有投入哪一方陣營，哪怕他是“牛黨”主力楊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與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親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黨”一邊，哪怕始終厭惡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詩篇扔掉。當兩黨成員為扳倒對方而紛紛親近專權的宦官時，白居易依舊不為所動地堅持著自己獨立的人格。《新唐書》對他的最終評價是“完節自高”，這非常準確。
唐武宗會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歲，以刑部尚書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摯友劉禹錫離開了這個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幾年，同居洛陽的老上級裴度也去世了。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還在，唐武宗即位後深得信賴，回長安做了宰相。在他的鐵腕治理下，不敢說回到盛唐時代，但跟憲宗時的“元和中興”有些相似了。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曾經的夢啊。
朋友們一個個地離開這紛繁險惡的人間，是什麽支撐白居易繼續走下去？“棲心釋梵，浪跡老莊”。
始於儒，中於道，終於釋。
晚年的白居易，經常流連在洛陽的群山中。
看一下唐人康駢筆下晚年的白居易：“白尚書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為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侄同遊，倚欄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卯角仆烹魚煮茗。溯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嘆，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傅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說的是，工部尚書盧簡辭，在洛陽伊水邊有別墅，此年冬天落雪之際，與家人登亭遠眺，忽見清寒的水上，有小舟一艘，上有一人著白衣，與高僧閑坐，神姿高逸，或烹魚煮茗，或吟詩長嘯，舟過盧家別墅時，簡辭叫人打問是誰，回稟道：是白居易先生，正往香山寺去。
盧簡辭追羨良久，以後逢人就說所見的這一幕。這是現場目擊者眼裏晚年白居易的最真實寫照。
作為一個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隻是把佛禪（包括老莊之道）作為自己心靈的補充，在這個過程中去獲得莊、禪悠然自得之樂，從而開闢了兩宋士大夫的心靈之路。中國士人的心靈步伐止於白居易。因為白之後的士人在心靈上沒拿出更新的東西。至於被我們認為的士之完人蘇軾，在內心軌跡上所追尋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白居易雖閑居洛陽，但在詩壇上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大，全麵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詩人。無論帝國哪個階層的人，出口都能背誦白居易的詩。作為一個詩人，還有什麽比這更叫人高興的呢？會昌六年（公元846年，此時武宗死，宣宗即位，還沒改年號），七十五歲的白居易病逝於洛陽。朝廷贈尚書右僕射。詩人一去，唐朝詩壇空了半邊。白居易作何想法？還好，為他寫墓誌銘的人叫李商隱。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這是白居易的《問劉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許就在這短短的行間，包含了他一生的夢想、痛苦、歡愉和嘆息。唐宣宗即位之初，有意起用閑居洛陽的白居易為宰相。但詔書還沒發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傳來了。宣宗傷感不已，提筆寫下《吊白居易》：“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係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雙魚座李白，水瓶座杜甫
古代文人成名何其難！在沒現代傳媒的情況下，靠著毛筆在紙上寫詩文的他們，通過口口相傳，仍能“名播海內”，可見優秀到什麽地步。李白就是這樣的人物。當然，杜甫也是。但在生前，跟李白比，他的名氣差多了。
唐玄宗天寶三年（公元744年），李白和杜甫相遇於東都洛陽。
後來人們對此有至高的評價，認為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最令人心跳的相遇。一個被稱為詩仙，一個馬上稱為詩聖，一仙一聖的碰撞，太激動人心了。於是就說，李白和杜甫惺惺相惜，從此結下深厚的友誼。
真的是這樣嗎？
年歲小的杜甫對李白的無限景仰是真的，他一生中寫了很多詩獻給李白，比如《飲中八仙歌》《贈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春日憶李白》《冬日有懷李白》《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等。
李白呢？
似心不在焉，寫給杜甫的詩寥寥可數：《戲贈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戲贈杜甫》中還把杜甫輕嘲一番：“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不過，《酉陽雜俎》獨家披露了李白寫給杜甫的第四首詩：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賦》《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眾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裏，茫然空爾思。”
故事有兩個看點：一是放曠不羈的李白叫高力士為他脫靴子；二是李白與杜甫的關係問題。關於高力士為李白脫靴子這件軼聞，隻見於《酉陽雜俎》，後被人廣泛引用。但最令人關心的還是李杜的關係。
按段成式自述，他偶然在李白祠亭上見到一首《宴別杜考功》，首尾句如下：“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裏，茫然空爾思。”但即使加上這一首詩，也不過四首而已。何況，南宋學者洪邁認為《戲贈杜甫》一詩並非李白所寫，而是好事者為之。他甚至認為《宴別杜考功》中的“杜考功”也不是杜甫。那麽，按洪邁的判斷，李白隻給杜甫寫過兩首詩。
但無論是四首，還是兩首，區別是不大的，都可以說明，李白對杜甫也就那麽回事兒，而並非像後世研究者意yin的那樣兩個人到了摯友的地步。李白很少給杜甫寫詩，而且詩中看不出太多的真情，或者說不怎麽願意搭理杜甫，大約有幾個原因：一跟杜甫還沒有成名有直接關係。但這跟見人下菜碟沒什麽關係；二跟李白的性格有關。孤傲灑脫如李白，總是不會嘰嘰歪歪地給一個人寫詩玩；三是二人關係真的很一般。在李白心中杜甫也就是個一般人兒，他們的友情遠比不上李白和王昌齡。當王昌齡被貶西南時，李白飽含真情地寫下“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當然，也有人說，李白還是給杜甫寫了不少詩的，但“安史之亂”中遺失了。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貶官前，白居易剛直激切，勇於言事，深得東漢士風；貶官後，趨向於獨善其身，“世事從今口不言”。後來的白居易，在長安與外地的仕途間輾轉，最終在東都洛陽做了閑官，跟裴度、劉禹錫詩酒相酬，野遊夜宴，一心一意地實踐著自己的“中隱”哲學。大隱隱於長安的朝廷，小隱於這個國家的山野，中隱則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閑官。
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陽，白居易、裴度、劉禹錫等十五位名士，模仿東晉的蘭亭雅會，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等十五人合宴於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ji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亂”成全了杜甫。但從士人心靈史的角度看，給後世影響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隱”概念的最初闡釋者和實踐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驅。他按自己的意願和方式度過了後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線，堅持著自己的人生意誌。在中晚唐綿延四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沒有投入哪一方陣營，哪怕他是“牛黨”主力楊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與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親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黨”一邊，哪怕始終厭惡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詩篇扔掉。當兩黨成員為扳倒對方而紛紛親近專權的宦官時，白居易依舊不為所動地堅持著自己獨立的人格。《新唐書》對他的最終評價是“完節自高”，這非常準確。
唐武宗會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歲，以刑部尚書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摯友劉禹錫離開了這個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幾年，同居洛陽的老上級裴度也去世了。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還在，唐武宗即位後深得信賴，回長安做了宰相。在他的鐵腕治理下，不敢說回到盛唐時代，但跟憲宗時的“元和中興”有些相似了。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曾經的夢啊。
朋友們一個個地離開這紛繁險惡的人間，是什麽支撐白居易繼續走下去？“棲心釋梵，浪跡老莊”。
始於儒，中於道，終於釋。
晚年的白居易，經常流連在洛陽的群山中。
看一下唐人康駢筆下晚年的白居易：“白尚書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為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侄同遊，倚欄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卯角仆烹魚煮茗。溯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嘆，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傅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說的是，工部尚書盧簡辭，在洛陽伊水邊有別墅，此年冬天落雪之際，與家人登亭遠眺，忽見清寒的水上，有小舟一艘，上有一人著白衣，與高僧閑坐，神姿高逸，或烹魚煮茗，或吟詩長嘯，舟過盧家別墅時，簡辭叫人打問是誰，回稟道：是白居易先生，正往香山寺去。
盧簡辭追羨良久，以後逢人就說所見的這一幕。這是現場目擊者眼裏晚年白居易的最真實寫照。
作為一個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隻是把佛禪（包括老莊之道）作為自己心靈的補充，在這個過程中去獲得莊、禪悠然自得之樂，從而開闢了兩宋士大夫的心靈之路。中國士人的心靈步伐止於白居易。因為白之後的士人在心靈上沒拿出更新的東西。至於被我們認為的士之完人蘇軾，在內心軌跡上所追尋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白居易雖閑居洛陽，但在詩壇上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大，全麵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詩人。無論帝國哪個階層的人，出口都能背誦白居易的詩。作為一個詩人，還有什麽比這更叫人高興的呢？會昌六年（公元846年，此時武宗死，宣宗即位，還沒改年號），七十五歲的白居易病逝於洛陽。朝廷贈尚書右僕射。詩人一去，唐朝詩壇空了半邊。白居易作何想法？還好，為他寫墓誌銘的人叫李商隱。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這是白居易的《問劉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許就在這短短的行間，包含了他一生的夢想、痛苦、歡愉和嘆息。唐宣宗即位之初，有意起用閑居洛陽的白居易為宰相。但詔書還沒發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傳來了。宣宗傷感不已，提筆寫下《吊白居易》：“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係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雙魚座李白，水瓶座杜甫
古代文人成名何其難！在沒現代傳媒的情況下，靠著毛筆在紙上寫詩文的他們，通過口口相傳，仍能“名播海內”，可見優秀到什麽地步。李白就是這樣的人物。當然，杜甫也是。但在生前，跟李白比，他的名氣差多了。
唐玄宗天寶三年（公元744年），李白和杜甫相遇於東都洛陽。
後來人們對此有至高的評價，認為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最令人心跳的相遇。一個被稱為詩仙，一個馬上稱為詩聖，一仙一聖的碰撞，太激動人心了。於是就說，李白和杜甫惺惺相惜，從此結下深厚的友誼。
真的是這樣嗎？
年歲小的杜甫對李白的無限景仰是真的，他一生中寫了很多詩獻給李白，比如《飲中八仙歌》《贈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春日憶李白》《冬日有懷李白》《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等。
李白呢？
似心不在焉，寫給杜甫的詩寥寥可數：《戲贈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戲贈杜甫》中還把杜甫輕嘲一番：“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不過，《酉陽雜俎》獨家披露了李白寫給杜甫的第四首詩：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賦》《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眾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裏，茫然空爾思。”
故事有兩個看點：一是放曠不羈的李白叫高力士為他脫靴子；二是李白與杜甫的關係問題。關於高力士為李白脫靴子這件軼聞，隻見於《酉陽雜俎》，後被人廣泛引用。但最令人關心的還是李杜的關係。
按段成式自述，他偶然在李白祠亭上見到一首《宴別杜考功》，首尾句如下：“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裏，茫然空爾思。”但即使加上這一首詩，也不過四首而已。何況，南宋學者洪邁認為《戲贈杜甫》一詩並非李白所寫，而是好事者為之。他甚至認為《宴別杜考功》中的“杜考功”也不是杜甫。那麽，按洪邁的判斷，李白隻給杜甫寫過兩首詩。
但無論是四首，還是兩首，區別是不大的，都可以說明，李白對杜甫也就那麽回事兒，而並非像後世研究者意yin的那樣兩個人到了摯友的地步。李白很少給杜甫寫詩，而且詩中看不出太多的真情，或者說不怎麽願意搭理杜甫，大約有幾個原因：一跟杜甫還沒有成名有直接關係。但這跟見人下菜碟沒什麽關係；二跟李白的性格有關。孤傲灑脫如李白，總是不會嘰嘰歪歪地給一個人寫詩玩；三是二人關係真的很一般。在李白心中杜甫也就是個一般人兒，他們的友情遠比不上李白和王昌齡。當王昌齡被貶西南時，李白飽含真情地寫下“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當然，也有人說，李白還是給杜甫寫了不少詩的，但“安史之亂”中遺失了。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