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旅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
去溫州調查的結果讓人大失所望，那兩萬塊錢是一個姓金的私企小老闆匯給霍冰的。12月初他來南港訂貨，訂完貨回去時，打算逛逛街，給老婆孩子帶點禮物，在穿過一條小商業街時，他的公文包被人搶了，金老闆反應過來時，看到一個黑衣男人在人群中左衝右突，一下拐進了一個胡同。他邊追邊打電話報警，幾分鍾後警察趕到，金老闆整個人都軟癱了。他一百多萬塊的訂單還有一份合同書都裝在公文包裏，要是丟失，麻煩就大了。就在警察盤問他詳細情況時，他的電話響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連呼帶喘，問他是不是溫州的金先生，有沒有丟失東西。金老闆眼淚都下來了，他說丟了，丟大了，公文包讓人搶了。女孩子讓她過去拿。
警察陪金老闆走到那條胡同盡頭，看到圍著一群人，一個女孩子提著棉衣呼哧呼哧喘著，她的軍警靴下邊踩著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
這個女孩就是霍冰。在派出所錄口供時，金老闆知道她叫霍冰，是g大學生，他當時就要感謝霍冰，霍冰卻轉身走了。金老闆回去後越想越覺得這個女孩子可敬，看她的衣著也不像是有錢人，就決定給她匯一筆錢補貼一下生活。
金老闆的話在沙灣路派出所得到了證實。
想從黃迪身上打開缺口，眼前也沒有可能，康習銘給醫院有交待，沒有他的許可任何人不準見黃迪。
靳旅一籌莫展。
柳玉茹去康侃侃學校接過他幾次，和孩子建立了友誼，她通過侃侃見過一次黃迪，但黃迪安靜得像一塊石頭，一言不發，看見她兒子也沒有表情。
柳玉茹見了黃迪的主治醫生，是個四十歲左右的謝頂男人，瘦瘦的，姓左，一臉職業冷漠。柳玉茹說明來意，說自己是黃迪的朋友，想了解一下她的病情，那個左醫生很固執，說病人病情是保密的，除了直係親屬，不能告訴別人。柳玉茹一下火了，她指著侃侃說：“瞧見沒有，這是病人的兒子，算不算直係親屬?你所說的直係親屬專指病人的丈夫吧?假如病人的病是因她丈夫所得，那麽她的一生都必須被控製在她丈夫手裏，是不是?”左醫生聽著柳玉茹的質問，詫異得說不出話。
柳玉茹掏出自己的工作證亮了一下說：“我是警察，你相信我不會搞破壞吧?告訴我黃迪的情況。”
左醫生有點不知所措，他嘟嘟囔囔地說：“這麽凶幹嘛?警察也不要這麽凶嘛，長這麽斯文，一當警察就不是女人了?”
柳玉茹說：“對不起。”
左醫生看柳玉茹很真誠，也忘了康習銘的囑咐，把黃迪的病情告訴了柳玉茹，他從專業的角度講了很多，可柳玉茹隻記住一句：從她精神恍惚、狂躁不安、幻覺妄想、抑鬱多疑這些特徵來看，她似乎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而實際上，根據她的情況分析，她屬於心因性精神障礙，這種病是由嚴重精神打擊或強烈的精神刺激所致。
柳玉茹看侃侃盯著左醫生診室牆上的宣傳畫看得挺專注，壓低聲音說：“請留意尋找她真正的病因，不要和家屬交流。”左醫生疑惑地望著柳玉茹，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
柳玉茹第二次再想去看黃迪，康習銘很直接地阻止了她，康習銘說，黃迪現在是個能夠取得權威鑑定的精神病患者，她的話又不具法律意義，找她何用?再說，從侃侃的心理健康角度考慮，也不適合老去那種地方看她。
康習銘的話讓柳玉茹的臉火辣辣地燒，她第一次認識到相對論的偉大，因為這個世界確實不存在絕對的東西，包括正義。比如她現在肩負的使命，懲治犯罪，還受害人公道，還有什麽是比這個更加正義的?但由於破案心切，自己不惜利用侃侃的天真無邪去接近他母親，這種行為難道不叫卑劣嗎?柳玉茹那一刻還認識到，他們這些人民衛士手中握著的，是一把把雙刃劍，在斬殺惡魔的同時，也會傷到自己人。
是的，常人認可的犧牲她可以做到義無反顧，但是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康習銘也是芸芸眾生中的普通一個，在遭受重大的家庭變故之後他也會痛苦煩惱，他也需要理解和體恤，再說，在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他犯罪之前，他應該享受正常人的一切權利。可是，為了證明他的罪行，又必須採用非常手段，這不能不讓她矛盾、痛苦。更重要的是，站在侃侃的角度想，原本幸福的家庭，媽媽一下病成了那樣，隻剩下父子倆相依為命，這已經夠不幸的了，可他也許還得麵對更大的不幸，這對一個八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是無法承受的殘酷。而自己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去製造這種殘酷。柳玉茹每想到此，心口就會隱隱作痛。孩子的健康成長是需要良好的環境的，家都沒了，還談什麽良好環境?霍冰童年的經歷像惡夢一樣糾纏她十幾年，如果她不死，可能還會糾纏她一生。幸虧她懂得自重自愛，沒有破罐子破摔，否則
柳玉茹沒有學過教育心理學，但她學過犯罪心理學，她知道很多人犯罪，歸根到底還是沒受過良好的教育，這教育很大程度來自家庭。一個在和諧、溫暖、文明、民主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內心充滿陽光，沒有突發的誘因，很少會走上犯罪道路。從根本上說，消除犯罪，應該從孩子做起，每一個有良知的公民都應該有這種清醒的認識。
去溫州調查的結果讓人大失所望，那兩萬塊錢是一個姓金的私企小老闆匯給霍冰的。12月初他來南港訂貨，訂完貨回去時，打算逛逛街，給老婆孩子帶點禮物，在穿過一條小商業街時，他的公文包被人搶了，金老闆反應過來時，看到一個黑衣男人在人群中左衝右突，一下拐進了一個胡同。他邊追邊打電話報警，幾分鍾後警察趕到，金老闆整個人都軟癱了。他一百多萬塊的訂單還有一份合同書都裝在公文包裏，要是丟失，麻煩就大了。就在警察盤問他詳細情況時，他的電話響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連呼帶喘，問他是不是溫州的金先生，有沒有丟失東西。金老闆眼淚都下來了，他說丟了，丟大了，公文包讓人搶了。女孩子讓她過去拿。
警察陪金老闆走到那條胡同盡頭，看到圍著一群人，一個女孩子提著棉衣呼哧呼哧喘著，她的軍警靴下邊踩著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
這個女孩就是霍冰。在派出所錄口供時，金老闆知道她叫霍冰，是g大學生，他當時就要感謝霍冰，霍冰卻轉身走了。金老闆回去後越想越覺得這個女孩子可敬，看她的衣著也不像是有錢人，就決定給她匯一筆錢補貼一下生活。
金老闆的話在沙灣路派出所得到了證實。
想從黃迪身上打開缺口，眼前也沒有可能，康習銘給醫院有交待，沒有他的許可任何人不準見黃迪。
靳旅一籌莫展。
柳玉茹去康侃侃學校接過他幾次，和孩子建立了友誼，她通過侃侃見過一次黃迪，但黃迪安靜得像一塊石頭，一言不發，看見她兒子也沒有表情。
柳玉茹見了黃迪的主治醫生，是個四十歲左右的謝頂男人，瘦瘦的，姓左，一臉職業冷漠。柳玉茹說明來意，說自己是黃迪的朋友，想了解一下她的病情，那個左醫生很固執，說病人病情是保密的，除了直係親屬，不能告訴別人。柳玉茹一下火了，她指著侃侃說：“瞧見沒有，這是病人的兒子，算不算直係親屬?你所說的直係親屬專指病人的丈夫吧?假如病人的病是因她丈夫所得，那麽她的一生都必須被控製在她丈夫手裏，是不是?”左醫生聽著柳玉茹的質問，詫異得說不出話。
柳玉茹掏出自己的工作證亮了一下說：“我是警察，你相信我不會搞破壞吧?告訴我黃迪的情況。”
左醫生有點不知所措，他嘟嘟囔囔地說：“這麽凶幹嘛?警察也不要這麽凶嘛，長這麽斯文，一當警察就不是女人了?”
柳玉茹說：“對不起。”
左醫生看柳玉茹很真誠，也忘了康習銘的囑咐，把黃迪的病情告訴了柳玉茹，他從專業的角度講了很多，可柳玉茹隻記住一句：從她精神恍惚、狂躁不安、幻覺妄想、抑鬱多疑這些特徵來看，她似乎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而實際上，根據她的情況分析，她屬於心因性精神障礙，這種病是由嚴重精神打擊或強烈的精神刺激所致。
柳玉茹看侃侃盯著左醫生診室牆上的宣傳畫看得挺專注，壓低聲音說：“請留意尋找她真正的病因，不要和家屬交流。”左醫生疑惑地望著柳玉茹，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
柳玉茹第二次再想去看黃迪，康習銘很直接地阻止了她，康習銘說，黃迪現在是個能夠取得權威鑑定的精神病患者，她的話又不具法律意義，找她何用?再說，從侃侃的心理健康角度考慮，也不適合老去那種地方看她。
康習銘的話讓柳玉茹的臉火辣辣地燒，她第一次認識到相對論的偉大，因為這個世界確實不存在絕對的東西，包括正義。比如她現在肩負的使命，懲治犯罪，還受害人公道，還有什麽是比這個更加正義的?但由於破案心切，自己不惜利用侃侃的天真無邪去接近他母親，這種行為難道不叫卑劣嗎?柳玉茹那一刻還認識到，他們這些人民衛士手中握著的，是一把把雙刃劍，在斬殺惡魔的同時，也會傷到自己人。
是的，常人認可的犧牲她可以做到義無反顧，但是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康習銘也是芸芸眾生中的普通一個，在遭受重大的家庭變故之後他也會痛苦煩惱，他也需要理解和體恤，再說，在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他犯罪之前，他應該享受正常人的一切權利。可是，為了證明他的罪行，又必須採用非常手段，這不能不讓她矛盾、痛苦。更重要的是，站在侃侃的角度想，原本幸福的家庭，媽媽一下病成了那樣，隻剩下父子倆相依為命，這已經夠不幸的了，可他也許還得麵對更大的不幸，這對一個八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是無法承受的殘酷。而自己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去製造這種殘酷。柳玉茹每想到此，心口就會隱隱作痛。孩子的健康成長是需要良好的環境的，家都沒了，還談什麽良好環境?霍冰童年的經歷像惡夢一樣糾纏她十幾年，如果她不死，可能還會糾纏她一生。幸虧她懂得自重自愛，沒有破罐子破摔，否則
柳玉茹沒有學過教育心理學，但她學過犯罪心理學，她知道很多人犯罪，歸根到底還是沒受過良好的教育，這教育很大程度來自家庭。一個在和諧、溫暖、文明、民主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內心充滿陽光，沒有突發的誘因，很少會走上犯罪道路。從根本上說，消除犯罪，應該從孩子做起，每一個有良知的公民都應該有這種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