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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詭事錄2長安鬼跡 作者：魏風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東晉的隱士在後期有包括陶淵明、周續之、劉遺民在內的“潯陽三隱”。作為隱士詩人之宗，陶淵明曾多次出仕、多次歸隱，四十歲之後徹底過起田園生活：“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糙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這是一個時代即將結束時的士人的選擇。在《飲酒》中，詩人則寫道：“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ju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前代比起來，魏晉隱士在鍾情老莊上表現得更明顯，無論是陶淵明，還是劉遺民，抑或周續之，都傾心於《老子》《莊子》。尤其是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為我們描述了一個帶有老子風格的“小國寡民”的世外理想之境，千年以後，引得後人探尋和追慕。他們與廬山高僧慧遠關係密切，並加入了蓮社。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表明佛教對中國隱士有了影響。與陶淵明同一時代的宗炳，在具有隱士身份的同時，還是那個時代第一流的山水畫家。朝廷屢次徵召其出山，皆被拒絕。他是繼許詢、王羲之之後，又一個狂熱的山水愛好者。按史上記載，他“每遊山水，往輒忘歸”，“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而結宇衡山”。他潛幽穀，行遠山，達三十年之久。晚年時，不能再遠行，於是把自己曾去過的山水都畫於家中牆壁上，“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隨後南北朝時的陶弘景，是古代隱士中的一個典型。他36歲辭官，“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後隱居於茅山。陶弘景深知廣謀，梁武帝蕭衍建梁前，與陶弘景過從甚密。後蕭稱帝，朝廷每有大決策，必派使者入茅山徵求陶弘景的意見，“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時人稱之為“山中宰相”。陶本可以隱居到更遠的名山，但卻沒這樣做，而是隱居在了離京城建康（今南京）很近的茅山。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他是有想法的人：因為離京城近，皇帝才可以跟他形成互動。在追逐自然適意的人生體驗的同時，又參與著國家大事的製定，取得隱士與權力的兩全。對他來說，權力角色未必是其終極追逐的，他也許隻是把決斷國事當作構成隱士價值的另一個部分。這需要與京城保持著適當的距離（地理上的距離和精神上的距離），這個度是不好拿捏的，但陶弘景很好地完成了這個角色。
隱逸內涵發生微妙的變化，是在寄居江南的東晉王朝時期。東晉名士除了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外，向外又發現了山川之美。東晉前，即使嚴光隱居於美麗的富春江，在他那裏，第一重因素也是出於對人格和精神獨立的堅守。而東晉之後，士之隱，雖也存在嚴光這樣的心理，但純粹的山水審美和由此帶來的生活方式已日益顯得重要起來。再後來，山水情結由停留於欣賞自然景觀上升為一種陶冶心性的生活，最後至唐朝時化為一種人文情懷，正如李白所說：“群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撥雲尋古道，倚石聽流泉。花暖青牛臥，鬆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詩中既描繪了自然的美景，又追慕了隱士生活的清幽，還表達了一種生命的理想狀態。隱逸生活的具體內容，往往又為旅行、讀書、彈琴、品茶、修道、參禪、詩歌、書畫、名士互訪等所環繞，如此的人文生活孕育了山水詩歌（或稱之為隱逸詩歌）和山水畫。反過來，這種文藝映照又使隱士文化本身顯得更為深幽可人。
李白一生就至少隱居五次，甚至一度還模仿竹林七賢，與孔巢父等人搞了個“竹溪六逸”。他被徵召到長安出任翰林學士，隱逸的背景給了很大的推力。如果說李白的隱逸，多是出於個人的性情，那麽另一批唐朝隱士情況有所不同：他們把隱作為出仕的跳板，代表人物是盧藏用。盧實際上考中了進士，但由於暫時沒被授予官職，所以直接去了長安旁的終南山隱居，以退為進地等待朝廷徵召，後來果然以高士的身份被授官左拾遺。另一名隱士司馬承禎則堅持不仕，返回天台山前，盧藏用為之送行，指著終南山說：“此中大有嘉處。”意思是，在這裏隱居就可以了，何必遠赴天台？承禎答：“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宋士對唐人的這種做法是看不慣的，《新唐書》：“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好終南、嵩山為仕途捷徑。”這就是“終南捷徑”的由來（為什麽偏偏是終南山和嵩山？因為終南山和嵩山，一個離長安近，一個離洛陽近，而且一個是道教名山，一個是佛教名山，崇道信佛的唐朝皇帝們基本上就在這兩都之間轉悠，所以隱居在這裏會很容易地被朝廷發現）。
唐有盧藏用，也有李泌。李泌，同樣有道士背景，最後卻做到了宰相。他的傳奇當然不在於此，而在於他進退有據。時逢“安史之亂”，李泌為唐肅宗近臣，為平叛出謀劃策，深得皇帝欣賞，雖還沒做宰相，但卻“權逾宰相”。李泌雖得寵，但有保身之道，“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在遇到麻煩的時候，往往假借神仙之名擺脫困境，同時也給競爭對手無意於世俗功名的印象，他與肅宗有約：“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後長安收復，李泌就真的告別皇帝，去衡山隱居了。後來，世間風雲變幻，他幾齣幾隱，唐德宗時代，又被召回長安出任宰相。李泌深具儒道兩家的氣質，既能從儒家的角度為國家建功立業，又能很好地踐行修身養性的道家理想，無論是出山還是退隱，都心懷平和，榮辱不驚，這在古代是少見的。
李泌的經歷，實際上也道出中國古代士人的三種互為關聯的理想：隱、仕、仙。
雖然盧藏用這樣的行為也成為一種現象，但相較之下依舊是少數。在唐朝，更多的隱士是像我們故事主人公契虛的朋友司馬郊那樣的，在紅塵與權力麵前保持著人格的高貴和獨立，堅守自己最初的誌向而不移。這是隱士文化中最光輝的部分所在。往大裏說，在權力和主流的對麵，它樹立了一種別樣的人生樣式和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所包含的是人格的高貴、精神的自由、誌向的堅守和選擇的決絕，在優美的山水中，開闢出一條讓我們欣喜的文化和生活的道路。
談隱士文化時，有一點是無法迴避的：與其相輔而生的山水文化和田園生活。“隱士”二字從字麵上講，一為隱，一為士。在哪裏可以隱呢？自然是峰巒疊翠、林木清幽的山水間。華夏大地，本來就多奇秀山水，在進入工業社會前，沒有環境的汙染與破壞，那時的一山一水，更有古樸的魅力。在唐時，終南山冠蓋整個帝國，其他隱逸名山則有華山、嵩山、廬山、衡山、天台山、四明山、青城山、武夷山、太白山、羅浮山……
繼續說契虛的故事。
隱居華山的他，多年以後，已達到不用進食的辟穀境界了，每天喝風飲露。
辟穀分“服氣辟穀”“服藥辟穀”。在這裏，契虛採取的是“服氣辟穀”。反正，他越來越有仙人範兒了。
後來，司馬郊去世，百鳥聚庭院而鳴，契虛也很難過。
唐朝遠山，空穀幽蘭，如此生活，夫復何求？但對契虛來說，還有一樁心願沒完成，那就是——成為稚川永久的居民。司馬郊死後，契虛繼續在華山隱居修行。當時，有叫鄭紳與沈聿的，自長安來，至華山，逢大雨，二人投宿於契虛的茅屋。
由於契虛不再吃五穀雜食，所以當鄭、沈到來後，契虛沒食物給他們吃。
二人奇怪於契虛不吃飯卻能神采豐奕。契虛把自己的經歷說給他們聽。二人辦完事，返回長安時，鄭紳單獨去華山腳下契虛所住的糙廬拜訪，但糙廬已空。鄭紳頗為感慨，在他看來，作為隱士的契虛已成仙得道，去稚川定居了……
販茶求仙記
講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它發生在一批茶葉販子身上。
玄宗天寶年間，安徽壽州大茶商劉清真帶著十九個員工，運送大批茶葉去洛陽、長安販賣。他們這趟生意帶了多少茶葉呢？每人“一馱”（相當於現在的一百多斤）。劉清真作為老闆，自己當乘馬押送，這樣算來，共帶了一千九百多斤茶葉，可以說是個巨大的數字了。而且，唐朝時，壽州茶很有名，這趟買賣當值不少銀子。
一路上，劉清真帶人曉行夜宿，十分謹慎。
此日一行人進入河南陳留地界，遇見了強盜。還好，盜賊不是很多，加上劉清真等人拚死保護，茶葉沒被搶走。後聽路人說，陳留一帶不是很太平，總有過往客商被劫。為安全起見，劉清真聽從了一位當地人的勸說，改變了方向，不再西行洛陽、長安，而是一路北折，往魏郡方向而去。
隨後南北朝時的陶弘景，是古代隱士中的一個典型。他36歲辭官，“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後隱居於茅山。陶弘景深知廣謀，梁武帝蕭衍建梁前，與陶弘景過從甚密。後蕭稱帝，朝廷每有大決策，必派使者入茅山徵求陶弘景的意見，“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時人稱之為“山中宰相”。陶本可以隱居到更遠的名山，但卻沒這樣做，而是隱居在了離京城建康（今南京）很近的茅山。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他是有想法的人：因為離京城近，皇帝才可以跟他形成互動。在追逐自然適意的人生體驗的同時，又參與著國家大事的製定，取得隱士與權力的兩全。對他來說，權力角色未必是其終極追逐的，他也許隻是把決斷國事當作構成隱士價值的另一個部分。這需要與京城保持著適當的距離（地理上的距離和精神上的距離），這個度是不好拿捏的，但陶弘景很好地完成了這個角色。
隱逸內涵發生微妙的變化，是在寄居江南的東晉王朝時期。東晉名士除了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外，向外又發現了山川之美。東晉前，即使嚴光隱居於美麗的富春江，在他那裏，第一重因素也是出於對人格和精神獨立的堅守。而東晉之後，士之隱，雖也存在嚴光這樣的心理，但純粹的山水審美和由此帶來的生活方式已日益顯得重要起來。再後來，山水情結由停留於欣賞自然景觀上升為一種陶冶心性的生活，最後至唐朝時化為一種人文情懷，正如李白所說：“群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撥雲尋古道，倚石聽流泉。花暖青牛臥，鬆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詩中既描繪了自然的美景，又追慕了隱士生活的清幽，還表達了一種生命的理想狀態。隱逸生活的具體內容，往往又為旅行、讀書、彈琴、品茶、修道、參禪、詩歌、書畫、名士互訪等所環繞，如此的人文生活孕育了山水詩歌（或稱之為隱逸詩歌）和山水畫。反過來，這種文藝映照又使隱士文化本身顯得更為深幽可人。
李白一生就至少隱居五次，甚至一度還模仿竹林七賢，與孔巢父等人搞了個“竹溪六逸”。他被徵召到長安出任翰林學士，隱逸的背景給了很大的推力。如果說李白的隱逸，多是出於個人的性情，那麽另一批唐朝隱士情況有所不同：他們把隱作為出仕的跳板，代表人物是盧藏用。盧實際上考中了進士，但由於暫時沒被授予官職，所以直接去了長安旁的終南山隱居，以退為進地等待朝廷徵召，後來果然以高士的身份被授官左拾遺。另一名隱士司馬承禎則堅持不仕，返回天台山前，盧藏用為之送行，指著終南山說：“此中大有嘉處。”意思是，在這裏隱居就可以了，何必遠赴天台？承禎答：“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宋士對唐人的這種做法是看不慣的，《新唐書》：“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好終南、嵩山為仕途捷徑。”這就是“終南捷徑”的由來（為什麽偏偏是終南山和嵩山？因為終南山和嵩山，一個離長安近，一個離洛陽近，而且一個是道教名山，一個是佛教名山，崇道信佛的唐朝皇帝們基本上就在這兩都之間轉悠，所以隱居在這裏會很容易地被朝廷發現）。
唐有盧藏用，也有李泌。李泌，同樣有道士背景，最後卻做到了宰相。他的傳奇當然不在於此，而在於他進退有據。時逢“安史之亂”，李泌為唐肅宗近臣，為平叛出謀劃策，深得皇帝欣賞，雖還沒做宰相，但卻“權逾宰相”。李泌雖得寵，但有保身之道，“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在遇到麻煩的時候，往往假借神仙之名擺脫困境，同時也給競爭對手無意於世俗功名的印象，他與肅宗有約：“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後長安收復，李泌就真的告別皇帝，去衡山隱居了。後來，世間風雲變幻，他幾齣幾隱，唐德宗時代，又被召回長安出任宰相。李泌深具儒道兩家的氣質，既能從儒家的角度為國家建功立業，又能很好地踐行修身養性的道家理想，無論是出山還是退隱，都心懷平和，榮辱不驚，這在古代是少見的。
李泌的經歷，實際上也道出中國古代士人的三種互為關聯的理想：隱、仕、仙。
雖然盧藏用這樣的行為也成為一種現象，但相較之下依舊是少數。在唐朝，更多的隱士是像我們故事主人公契虛的朋友司馬郊那樣的，在紅塵與權力麵前保持著人格的高貴和獨立，堅守自己最初的誌向而不移。這是隱士文化中最光輝的部分所在。往大裏說，在權力和主流的對麵，它樹立了一種別樣的人生樣式和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所包含的是人格的高貴、精神的自由、誌向的堅守和選擇的決絕，在優美的山水中，開闢出一條讓我們欣喜的文化和生活的道路。
談隱士文化時，有一點是無法迴避的：與其相輔而生的山水文化和田園生活。“隱士”二字從字麵上講，一為隱，一為士。在哪裏可以隱呢？自然是峰巒疊翠、林木清幽的山水間。華夏大地，本來就多奇秀山水，在進入工業社會前，沒有環境的汙染與破壞，那時的一山一水，更有古樸的魅力。在唐時，終南山冠蓋整個帝國，其他隱逸名山則有華山、嵩山、廬山、衡山、天台山、四明山、青城山、武夷山、太白山、羅浮山……
繼續說契虛的故事。
隱居華山的他，多年以後，已達到不用進食的辟穀境界了，每天喝風飲露。
辟穀分“服氣辟穀”“服藥辟穀”。在這裏，契虛採取的是“服氣辟穀”。反正，他越來越有仙人範兒了。
後來，司馬郊去世，百鳥聚庭院而鳴，契虛也很難過。
唐朝遠山，空穀幽蘭，如此生活，夫復何求？但對契虛來說，還有一樁心願沒完成，那就是——成為稚川永久的居民。司馬郊死後，契虛繼續在華山隱居修行。當時，有叫鄭紳與沈聿的，自長安來，至華山，逢大雨，二人投宿於契虛的茅屋。
由於契虛不再吃五穀雜食，所以當鄭、沈到來後，契虛沒食物給他們吃。
二人奇怪於契虛不吃飯卻能神采豐奕。契虛把自己的經歷說給他們聽。二人辦完事，返回長安時，鄭紳單獨去華山腳下契虛所住的糙廬拜訪，但糙廬已空。鄭紳頗為感慨，在他看來，作為隱士的契虛已成仙得道，去稚川定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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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它發生在一批茶葉販子身上。
玄宗天寶年間，安徽壽州大茶商劉清真帶著十九個員工，運送大批茶葉去洛陽、長安販賣。他們這趟生意帶了多少茶葉呢？每人“一馱”（相當於現在的一百多斤）。劉清真作為老闆，自己當乘馬押送，這樣算來，共帶了一千九百多斤茶葉，可以說是個巨大的數字了。而且，唐朝時，壽州茶很有名，這趟買賣當值不少銀子。
一路上，劉清真帶人曉行夜宿，十分謹慎。
此日一行人進入河南陳留地界，遇見了強盜。還好，盜賊不是很多，加上劉清真等人拚死保護，茶葉沒被搶走。後聽路人說，陳留一帶不是很太平，總有過往客商被劫。為安全起見，劉清真聽從了一位當地人的勸說，改變了方向，不再西行洛陽、長安，而是一路北折，往魏郡方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