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鬼的罪行彰顯了他扭曲的靈魂，而告密者同時擔任保護者的角色就讓人費解了。他不惜在艾西的心理中心鬧事，甚至背上罪名，這種方式本身也夠扭曲的。
最神秘的，還是潛藏在幕後的第三人。
屍鬼的兄弟現在在警方手裏，當然不可能給艾西發簡訊，更不可能親自去跟蹤屍鬼。那麽，這個發簡訊的第三人到底是誰呢?
艾西感到自己已搶先麥濤一步，非常接近真相了。可越是這樣，他反而越是什麽都不想說了。
曾幾何時，他忽然開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他告誡自己，把所知的一切說出來，爭取警方的資源，不是更有利於抓獲兇手嗎?
難道自己就真的那麽唯利是圖，一心想親自抓獲兇手，揚名四海?
他欣賞麥濤，願意和麥濤做好朋友，難道連這點資源都不願意和他共享嗎?
不!他的靈魂深處作出了回答。
告密者既是兇手的兄弟，也是兇手罪行的揭發者，但同時又是一個扭曲的保護者。
假如這個保護者的身份被警方知曉，警察自然會加緊對他的審查，而他也立刻就能理解是艾西出賣了自己。
說到報復，艾西並不擔心，他擔心的是，告密者也許會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他會供出自己的兄弟，還是幹脆咬緊牙關?
這個問題誰也說不準。
艾西知道明天上午還有一次和告密者見麵的機會，他將利用這個機會挖出告密者口中更多的線索。
當然，選擇這個做法，就等於和時間賽跑。因為逍遙法外的兇手，很可能會再次行動。
與時間賽跑，他還真是毫無信心……
3
與時間賽跑的，除了艾西，還有水哥。
水哥又名方茗，或者稱方醫生、方法醫。不管他叫什麽，作為人類，他其實是同一個人。
這樣的存在形式，就好像是一個人被克隆了，隻不過克隆的並非軀體，而是身份——從宗教意義上來說，也算是靈魂。
以往的不少影視和文學作品總是有意或無意地誇大這種克隆出來的意識，就像雙重和多重人格障礙那樣，當患者表現出不同的人格時，他的嗓音、他的姿態，甚至他的軀體和肌肉都會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實際上，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寫下這樣的作品或劇本的人，並沒有見過真正的人格分裂狀態。
這樣的男性患者，第二人格是女性，他會發出女人的聲音來，反之亦然。這隻不過是一種誇張的表現而已，就好像每個人都存在假聲一樣。有些人會用自己的假聲唱歌，而有些人則不會，但這不等於他們沒有，而隻是不會使用罷了。聲線本身就存在變化，而不同的意識層麵，所能調動的部分也就有所區別。
至於姿態、穿著這些外在表現，則更好解釋了，而肌肉的變化則純屬無稽之談。
水哥(姑且就這麽稱呼他吧)是個男人，他的第二人格還是個男人，因此就表現得不那麽誇張。他還用同樣的嗓音說話，隻是由於記憶的不同，說話的風格和語調有些不同而已。
作為法醫的時候，他顯然找到了自信，言之鑿鑿，公事公辦，給人以嚴謹辦事的印象。
而作為方茗的時候，這些自信心消失殆盡。這也不足為奇，因為他忘記了自己身上發生的悲劇，而形成了另一些新的記憶，或者說是幻覺。他認為自己殺掉了妻子。這舉動雖然被艾西判定為誤殺，可方茗連這個記憶也含混不清，並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釋來。
人活著，除了吃喝拉撒睡這樣滿足最基本生存條件的慾念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念，那就是尋求解釋。
人類是要不斷尋求解釋的，這個現象學術上稱為“合理化”原則。
人類尋求合理化而改變自身精神狀態的事例比比皆是。艾西曾將有信仰的人分成三類：第一類人很好理解，往往是受過刺激或精神空虛的人。他們篤信宗教的理由很簡單，完全是在尋求精神寄託。在中國是這樣，在西方則還包括那種因為家庭傳統所以繼承信仰的人士，這一類人的信仰比較純淨。
第二類人也好理解，並且非常常見，那往往是一批有權、有錢或有地位的人，他們害怕失去這些錢、權和地位。中國有個詞說得很好——“一無所有”，西方對應的詞彙是——“nothing to lose”(沒有什麽可失去的了，就是一無所有)，所以什麽都沒有的人，並不害怕失去，而擁有的人才會害怕。因為害怕，他們才有所信仰。更何況在追求權力、金錢和地位的路途上，他們很可能做過些傷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尋求宗教的庇護，就是合情合理的選擇了。他們祈求超人力量的庇護，害怕失去，更害怕遭到報應。就算報應也好吧，至少不要現世報，來世再說吧。這些人的信仰不那麽純淨，更為功利化。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類人。他們沒錢沒勢，是最普通的小民，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有信仰。這是怎麽回事呢?其實原因很簡單。什麽都沒有，不斷地經歷著挫折和苦難，人們就會很自然地產生一種疑惑：為什麽別人的父母那麽有錢，而我的父母沒有?為什麽同學可以一次麵試通過，而我卻找不到工作?為什麽領導看上了那個傢夥，給他升職，而忽略了我?為什麽我得了老年病，而別人就很健康?環繞我們的一生，這種尋求解釋的問題比比皆是，可問來問去，始終沒有一個人能解釋這些疑問。於是尋求宗教的力量來解釋我們現在困頓的生活，就成了一種最合理化的選擇。
最神秘的，還是潛藏在幕後的第三人。
屍鬼的兄弟現在在警方手裏，當然不可能給艾西發簡訊，更不可能親自去跟蹤屍鬼。那麽，這個發簡訊的第三人到底是誰呢?
艾西感到自己已搶先麥濤一步，非常接近真相了。可越是這樣，他反而越是什麽都不想說了。
曾幾何時，他忽然開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他告誡自己，把所知的一切說出來，爭取警方的資源，不是更有利於抓獲兇手嗎?
難道自己就真的那麽唯利是圖，一心想親自抓獲兇手，揚名四海?
他欣賞麥濤，願意和麥濤做好朋友，難道連這點資源都不願意和他共享嗎?
不!他的靈魂深處作出了回答。
告密者既是兇手的兄弟，也是兇手罪行的揭發者，但同時又是一個扭曲的保護者。
假如這個保護者的身份被警方知曉，警察自然會加緊對他的審查，而他也立刻就能理解是艾西出賣了自己。
說到報復，艾西並不擔心，他擔心的是，告密者也許會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他會供出自己的兄弟，還是幹脆咬緊牙關?
這個問題誰也說不準。
艾西知道明天上午還有一次和告密者見麵的機會，他將利用這個機會挖出告密者口中更多的線索。
當然，選擇這個做法，就等於和時間賽跑。因為逍遙法外的兇手，很可能會再次行動。
與時間賽跑，他還真是毫無信心……
3
與時間賽跑的，除了艾西，還有水哥。
水哥又名方茗，或者稱方醫生、方法醫。不管他叫什麽，作為人類，他其實是同一個人。
這樣的存在形式，就好像是一個人被克隆了，隻不過克隆的並非軀體，而是身份——從宗教意義上來說，也算是靈魂。
以往的不少影視和文學作品總是有意或無意地誇大這種克隆出來的意識，就像雙重和多重人格障礙那樣，當患者表現出不同的人格時，他的嗓音、他的姿態，甚至他的軀體和肌肉都會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實際上，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寫下這樣的作品或劇本的人，並沒有見過真正的人格分裂狀態。
這樣的男性患者，第二人格是女性，他會發出女人的聲音來，反之亦然。這隻不過是一種誇張的表現而已，就好像每個人都存在假聲一樣。有些人會用自己的假聲唱歌，而有些人則不會，但這不等於他們沒有，而隻是不會使用罷了。聲線本身就存在變化，而不同的意識層麵，所能調動的部分也就有所區別。
至於姿態、穿著這些外在表現，則更好解釋了，而肌肉的變化則純屬無稽之談。
水哥(姑且就這麽稱呼他吧)是個男人，他的第二人格還是個男人，因此就表現得不那麽誇張。他還用同樣的嗓音說話，隻是由於記憶的不同，說話的風格和語調有些不同而已。
作為法醫的時候，他顯然找到了自信，言之鑿鑿，公事公辦，給人以嚴謹辦事的印象。
而作為方茗的時候，這些自信心消失殆盡。這也不足為奇，因為他忘記了自己身上發生的悲劇，而形成了另一些新的記憶，或者說是幻覺。他認為自己殺掉了妻子。這舉動雖然被艾西判定為誤殺，可方茗連這個記憶也含混不清，並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釋來。
人活著，除了吃喝拉撒睡這樣滿足最基本生存條件的慾念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念，那就是尋求解釋。
人類是要不斷尋求解釋的，這個現象學術上稱為“合理化”原則。
人類尋求合理化而改變自身精神狀態的事例比比皆是。艾西曾將有信仰的人分成三類：第一類人很好理解，往往是受過刺激或精神空虛的人。他們篤信宗教的理由很簡單，完全是在尋求精神寄託。在中國是這樣，在西方則還包括那種因為家庭傳統所以繼承信仰的人士，這一類人的信仰比較純淨。
第二類人也好理解，並且非常常見，那往往是一批有權、有錢或有地位的人，他們害怕失去這些錢、權和地位。中國有個詞說得很好——“一無所有”，西方對應的詞彙是——“nothing to lose”(沒有什麽可失去的了，就是一無所有)，所以什麽都沒有的人，並不害怕失去，而擁有的人才會害怕。因為害怕，他們才有所信仰。更何況在追求權力、金錢和地位的路途上，他們很可能做過些傷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尋求宗教的庇護，就是合情合理的選擇了。他們祈求超人力量的庇護，害怕失去，更害怕遭到報應。就算報應也好吧，至少不要現世報，來世再說吧。這些人的信仰不那麽純淨，更為功利化。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類人。他們沒錢沒勢，是最普通的小民，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有信仰。這是怎麽回事呢?其實原因很簡單。什麽都沒有，不斷地經歷著挫折和苦難，人們就會很自然地產生一種疑惑：為什麽別人的父母那麽有錢，而我的父母沒有?為什麽同學可以一次麵試通過，而我卻找不到工作?為什麽領導看上了那個傢夥，給他升職，而忽略了我?為什麽我得了老年病，而別人就很健康?環繞我們的一生，這種尋求解釋的問題比比皆是，可問來問去，始終沒有一個人能解釋這些疑問。於是尋求宗教的力量來解釋我們現在困頓的生活，就成了一種最合理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