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我還是相信，當時確實曾發生過與本書情節相近的故事……
肯·福萊特
一九七七年六月
於薩裏之坎伯利
1944年6月6日。?????
第一章
01
這是四十五年以來最嚴寒的冬天。英格蘭的鄉村被大雪阻隔在外，泰晤士河也封凍了起來。有一天，從格拉斯哥到倫敦的火車足足晚了二十四小時才抵達。積雪再加上燈火管製，使開車變成一件分外危險的事。車禍倍增，人們開玩笑說，夜間在皮卡迪利大街開車，比開坦克越過齊格飛防線還要危險。
後來，春天到來了，天氣晴朗了。防空氣球在蔚藍的晴空裏隨風飄動，威風凜凜;休假的士兵和身著無袖襯衫的姑娘，在倫敦的街頭打情罵倘。
倫敦看上去一點也不像一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的首都。跡象自然還是有的，亨利·費伯騎著自行車從滑鐵盧車站向海格特返回時，就注意到了那些戰時跡象：重要的公共建築外麵都堆放著沙袋;郊區住宅的庭院中修起了安德森式掩體;到處都是勸導民眾疏散到鄉間和空襲須知一類的大型告示牌。費伯細心觀察著這類跡象——比一個一般的鐵路職員要留心和仔細得多。他看到公園中成群的孩子，就得出結論：疏散宣傳沒有成功。他默數著街上行駛的汽車的數量，暗讀著汽車製造商宣布的新型號。他深知夜班工人魚貫湧進工廠的現象意味著什麽，僅僅數月之前，工廠裏連白天班都沒有足夠的工作可幹。但更令費伯全神貫注的是，軍隊沿英國鐵路網調動的情形，全部鐵路動向的報表都要經過他的辦公室，他從這些報表中可以獲得相當多的訊息。就拿今天來說，一大堆須經由他加蓋橡皮印章的報表使他確信，一支新的遠征軍正在集結。他敢肯定，那支大軍不下十萬人馬，去向是芬蘭。
不錯，在倫敦，戰爭的跡象是有的;但這裏也同時存在著一些似乎是在開戰爭玩笑的景象：廣播電台對戰時規定的繁文縟節冷嘲熱諷;人們在防空洞裏舉行合唱;時髦女郎把防毒麵具放在名牌服飾公司的手提袋裏逛街。人們在談論這場令人生厭的戰爭時，既誇大其詞，又輕描淡寫，仿佛在討論一場電影。所有的空襲警報，毫無例外全是虛驚一場。
費伯對這場戰爭持不同觀點——不過那是當然，因為他是個不同類型的人。
他把自行車騎進了阿奇威路，因為是上坡，他把身體稍向前傾，兩條腿不知疲乏地蹬踏著，如同火車頭的活塞。就一個三十九歲的人來說，他算是相當健壯。隻不過這個年齡是虛報的：為了小心起見，他在大多數事情上都不說實話。
他爬上斜坡，到達海格特時，已經大汗淋漓。他住的房子是倫敦地勢最高的建築物之一，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才選擇住在這裏。他住的是一棟維多利亞式的磚房，位於一排六棟最後麵的一棟。每一棟樓都是三層，外加地下室，那兒有一道專供僕人出入的門——十九世紀英國的中產階級堅持要開這樣一道門，盡管他們並沒有僕人。費伯對英國人裝腔作勢的那一套嗤之以鼻。
六號樓的主人原先是哈羅德·加頓，但他開的那家小公司——加頓茶葉暨咖啡公司——在經濟大蕭條的年代破了產。以加頓先生的做人準則來說，欠債不還錢乃是一條十惡不赦的大罪，所以他破產後別無選擇，隻有自殺一途。這棟房子是他留給他太太的唯一遺產，加頓太太也隻能靠著收房租度日。她雖然樂於當房東，但按照她所處的社會地位的要求，還是不得不裝出一副引以為恥的樣子。費伯租下了位於頂層的房間，屋頂有扇天窗。周一至周五他都會住在這裏。他告訴加頓太太，周末他要去厄立特陪伴母親。其實，他在布萊克希斯另外租了個住處。在那兒的女房東的認知裏，他叫做貝克先生，是一家文具製造商的流動推銷員，一周五天都要在路上奔波。
他蹬車騎上花園的小徑，高大的前窗似是在不痛快地皺著眉。他把車子推進木棚，鎖到剪草機上——不鎖車是違法的。木棚周圍箱子裏做種子用的馬鈴薯塊正在發芽。加頓太太把她的花園都種了蔬菜，算作為戰爭出了一份力。
費伯走進房子，把帽子掛到門廳的架子上，洗了洗手，坐下喝茶。
另外三位房客已經在那裏進餐了：一個臉上長著粉刺的小夥子來自約克郡，正在設法參軍;一個糖果推銷員，頭髮已經花白;還有一個是退休的海軍軍官，費伯認為他已不啻是個廢人。費伯跟他們點頭打招呼，然後就座。
推銷員正在講笑話：“那名中隊長開口說：‘你回來得可真早啊!’那位飛行員轉過身來說：‘是啊，我把那些傳單成捆地投了下去，難道不對嗎?’於是中隊長說：‘我的天!那也許會砸傷人的!’”
海軍軍官咯咯地笑起來，費伯也賠起笑臉。加頓太太端著茶壺走了進來：“晚安，費伯先生。我們未能恭候你，希望你別介意。”
費伯在一片全麥麵包上塗上薄薄的人造牛油，一時盼著能有一塊肥腸。“你種的那些馬鈴薯可以移植了。”他對她說。
費伯匆匆用過了餐。其他人還在爭論著，張伯倫是否該下台而由邱吉爾取代的問題。加頓太太不斷發表宏論，並時時瞥著費伯，看他有什麽反應，不過費伯卻始終置身在爭論之外。加頓太太是個臉色紅潤的女人，稍微有點發福。她跟費伯年紀相仿，卻穿了件適合三十歲婦女穿的衣裙，他猜測她想再嫁。
肯·福萊特
一九七七年六月
於薩裏之坎伯利
1944年6月6日。?????
第一章
01
這是四十五年以來最嚴寒的冬天。英格蘭的鄉村被大雪阻隔在外，泰晤士河也封凍了起來。有一天，從格拉斯哥到倫敦的火車足足晚了二十四小時才抵達。積雪再加上燈火管製，使開車變成一件分外危險的事。車禍倍增，人們開玩笑說，夜間在皮卡迪利大街開車，比開坦克越過齊格飛防線還要危險。
後來，春天到來了，天氣晴朗了。防空氣球在蔚藍的晴空裏隨風飄動，威風凜凜;休假的士兵和身著無袖襯衫的姑娘，在倫敦的街頭打情罵倘。
倫敦看上去一點也不像一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的首都。跡象自然還是有的，亨利·費伯騎著自行車從滑鐵盧車站向海格特返回時，就注意到了那些戰時跡象：重要的公共建築外麵都堆放著沙袋;郊區住宅的庭院中修起了安德森式掩體;到處都是勸導民眾疏散到鄉間和空襲須知一類的大型告示牌。費伯細心觀察著這類跡象——比一個一般的鐵路職員要留心和仔細得多。他看到公園中成群的孩子，就得出結論：疏散宣傳沒有成功。他默數著街上行駛的汽車的數量，暗讀著汽車製造商宣布的新型號。他深知夜班工人魚貫湧進工廠的現象意味著什麽，僅僅數月之前，工廠裏連白天班都沒有足夠的工作可幹。但更令費伯全神貫注的是，軍隊沿英國鐵路網調動的情形，全部鐵路動向的報表都要經過他的辦公室，他從這些報表中可以獲得相當多的訊息。就拿今天來說，一大堆須經由他加蓋橡皮印章的報表使他確信，一支新的遠征軍正在集結。他敢肯定，那支大軍不下十萬人馬，去向是芬蘭。
不錯，在倫敦，戰爭的跡象是有的;但這裏也同時存在著一些似乎是在開戰爭玩笑的景象：廣播電台對戰時規定的繁文縟節冷嘲熱諷;人們在防空洞裏舉行合唱;時髦女郎把防毒麵具放在名牌服飾公司的手提袋裏逛街。人們在談論這場令人生厭的戰爭時，既誇大其詞，又輕描淡寫，仿佛在討論一場電影。所有的空襲警報，毫無例外全是虛驚一場。
費伯對這場戰爭持不同觀點——不過那是當然，因為他是個不同類型的人。
他把自行車騎進了阿奇威路，因為是上坡，他把身體稍向前傾，兩條腿不知疲乏地蹬踏著，如同火車頭的活塞。就一個三十九歲的人來說，他算是相當健壯。隻不過這個年齡是虛報的：為了小心起見，他在大多數事情上都不說實話。
他爬上斜坡，到達海格特時，已經大汗淋漓。他住的房子是倫敦地勢最高的建築物之一，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才選擇住在這裏。他住的是一棟維多利亞式的磚房，位於一排六棟最後麵的一棟。每一棟樓都是三層，外加地下室，那兒有一道專供僕人出入的門——十九世紀英國的中產階級堅持要開這樣一道門，盡管他們並沒有僕人。費伯對英國人裝腔作勢的那一套嗤之以鼻。
六號樓的主人原先是哈羅德·加頓，但他開的那家小公司——加頓茶葉暨咖啡公司——在經濟大蕭條的年代破了產。以加頓先生的做人準則來說，欠債不還錢乃是一條十惡不赦的大罪，所以他破產後別無選擇，隻有自殺一途。這棟房子是他留給他太太的唯一遺產，加頓太太也隻能靠著收房租度日。她雖然樂於當房東，但按照她所處的社會地位的要求，還是不得不裝出一副引以為恥的樣子。費伯租下了位於頂層的房間，屋頂有扇天窗。周一至周五他都會住在這裏。他告訴加頓太太，周末他要去厄立特陪伴母親。其實，他在布萊克希斯另外租了個住處。在那兒的女房東的認知裏，他叫做貝克先生，是一家文具製造商的流動推銷員，一周五天都要在路上奔波。
他蹬車騎上花園的小徑，高大的前窗似是在不痛快地皺著眉。他把車子推進木棚，鎖到剪草機上——不鎖車是違法的。木棚周圍箱子裏做種子用的馬鈴薯塊正在發芽。加頓太太把她的花園都種了蔬菜，算作為戰爭出了一份力。
費伯走進房子，把帽子掛到門廳的架子上，洗了洗手，坐下喝茶。
另外三位房客已經在那裏進餐了：一個臉上長著粉刺的小夥子來自約克郡，正在設法參軍;一個糖果推銷員，頭髮已經花白;還有一個是退休的海軍軍官，費伯認為他已不啻是個廢人。費伯跟他們點頭打招呼，然後就座。
推銷員正在講笑話：“那名中隊長開口說：‘你回來得可真早啊!’那位飛行員轉過身來說：‘是啊，我把那些傳單成捆地投了下去，難道不對嗎?’於是中隊長說：‘我的天!那也許會砸傷人的!’”
海軍軍官咯咯地笑起來，費伯也賠起笑臉。加頓太太端著茶壺走了進來：“晚安，費伯先生。我們未能恭候你，希望你別介意。”
費伯在一片全麥麵包上塗上薄薄的人造牛油，一時盼著能有一塊肥腸。“你種的那些馬鈴薯可以移植了。”他對她說。
費伯匆匆用過了餐。其他人還在爭論著，張伯倫是否該下台而由邱吉爾取代的問題。加頓太太不斷發表宏論，並時時瞥著費伯，看他有什麽反應，不過費伯卻始終置身在爭論之外。加頓太太是個臉色紅潤的女人，稍微有點發福。她跟費伯年紀相仿，卻穿了件適合三十歲婦女穿的衣裙，他猜測她想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