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應了那句老話，“有錢能使鬼推磨”。“對於藝術世界，你必須理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理·希爾喜歡這麽說，“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可能是騙子，包括我在內。”這聽起來是句玩笑話，但其實玩笑成分隻占一小部分。
希爾生活在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裏，同時他對那種認為這個世界主要是由誠實守信、辛勤工作的好人構成的論調嗤之以鼻。無論是在政治上、歷史上，還是在平凡的社會生活中，希爾發現到處都是騙子、惡棍、匪徒、陰險小人以及偽君子，隻是偶爾會出現個把英雄。
對於希爾這麽一個有著強烈偏見的人，藝術是一座完美的舞台。由於整日裏都要圍繞著那些受人熱捧、價值不菲而又個個獨一無二的物件們打轉，藝術品世界的“上層看台”當然就成了那些虛偽、嫉妒、貪婪之徒們的聚集之地。更重要的是，藝術品市場實際上全無規矩可言，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出賣。一句話，藝術品市場就是一個舞台，時刻都以最難以控製、最讓人愉快的方式上演著人生喜劇。
“我生活在一個謊話連天的世界裏。”希爾這樣總結道。如果他沒有在這個他表示非常後悔的職業舞台上玩兒得那麽開心的話，這番話肯定會更有分量。
在希爾有著強烈偏見的眼光中，烏爾溫和約翰森不過是他在這個由無賴和叛徒們組成的糟糕世界裏，碰上的另外兩個討厭的傢夥。許多高水平的玩家都認為沒有誰會像外表看起來那樣水平高。他們總愛引用一個古老的笑話，藝術品交易都是由“喜歡大吹大擂的陰暗傢夥們”完成的。要知道，如果有誰對這一說法義憤填膺，隻能證明他是個新手，或者鄉下土包子，就像看得入神的戲迷衝上舞台，從“壞蛋”的手中奪下那把要對“好人”不利的刀子一樣可笑。
“我知道自己所說的話其實全都是垃圾，”曾在蘇富比拍賣行主席的職位上幹了二十多年的皮特·威爾森這樣說過，“我曾建議某人把某幅畫賣掉，因為現在正是賣出個大價錢的最好時機，他可以得到做夢也想不到的巨大財富，而且過了這個村兒，就沒這個店兒了，其實我清楚地知道，我給出的是個錯誤的建議。我應該告訴賣家留住自己的畫，因為那不正是我告訴我們的買家，現在是投資的最佳時機，他們該出手買下那些畫的時候麽?”
有錢人總是在收集藝術品，但是那些偉大的繪畫作品的價碼一再飆升是新近的事兒。即使是把過去的幾個世紀裏繪畫買賣的最高售價折算成今天的貨幣，也與現在的價格相去甚遠。關鍵在於，就像藝術品鑑賞家、藝術史學家的羅伯特·休斯所說的那樣，在二十世紀之前，人們沒有想過把收藏繪畫也作為一種投資方式。
“人們購買畫，隻是因為喜歡，為了彰顯身份，或者是為了留做紀念，甚至是為了用它擋住老房子屋頂上的一個破洞，”休斯說，“但是沒有誰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加富裕而購買繪畫。”
而現在，這種期望，或者說，這種熱切的願望，成了繪畫買賣中的核心。但如果說藝術也是一種生意，那麽它就是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奇怪生意。時尚潮流和運氣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梵穀在去世前一年曾給自己的兄弟寫信，感謝他又一次借給自己錢，並大膽地宣稱：“我敢對天發誓，我的那幅《向日葵》(sunflowers)值五百法郎。”這個數目也就相當於如今的五百美元吧，但是梵穀的這個定價是任何買家都不同意的。1987年，在佳士得拍賣行一次瘋狂的拍賣會上，一名代表日本安田火災海上保險公司出價的代理人為該公司購得了梵穀的《向日葵》，成交價格競是三千九百九十萬美元。
名字是問題的關鍵。魯本斯的《對無辜者的大屠殺》(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在2002年以七千六百七十萬美元的價格售出，截止到這部書稿完成，該價格在繪畫銷售的歷史記錄上髙居第四位。長達兩個世紀，人們都沒把《對無辜者的大屠殺》當成是魯本斯的作品，而把它誤認為是他的一位追隨者所繪。1923年繼承了此畫的那個家庭非常不喜歡它——它描繪的是嬰兒從哭泣的母親懷中被奪走，然後被猛力地扔到地上——於是這個家庭千方百計想要把它賣掉，但都沒能成功。最後他們把這幅畫借給了一家奧地利修道院，在一個陰暗的走廊裏一掛就是幾十年，始終沒人理睬。直到2002年，巳經八十九歲高齡的畫主再次嚐試著為它找到買家，畫的真實身份才得到確認。在那家奧地利修道院裏，懸掛這幅畫的地方是那麽陰暗，以至於蘇富比拍賣行的專家拎著一個手電筒仔細辨認，才確定這幅畫確實是出自魯本斯之手。
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對無辜者的大屠殺》(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
當基本的供求平衡與人類心理造成的複雜狀況迎頭相遇時，供求關係就被嚴重扭曲了。例如，在藝術品世界裏，超高的價格並不會嚇倒買家，反而可能會成為買家們更大的誘惑。創紀錄的價格，就像一位紐約經紀人所說，會“像磁鐵般吸引人”。對於買家而言，高價格讓他們確信自己追逐的東西很有價值;對於賣家來說，高價格能讓他們把更多的物品投入市場。用已故藝術品經紀人哈羅德·薩克的話說，“金錢就像蜜糖”。
希爾生活在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裏，同時他對那種認為這個世界主要是由誠實守信、辛勤工作的好人構成的論調嗤之以鼻。無論是在政治上、歷史上，還是在平凡的社會生活中，希爾發現到處都是騙子、惡棍、匪徒、陰險小人以及偽君子，隻是偶爾會出現個把英雄。
對於希爾這麽一個有著強烈偏見的人，藝術是一座完美的舞台。由於整日裏都要圍繞著那些受人熱捧、價值不菲而又個個獨一無二的物件們打轉，藝術品世界的“上層看台”當然就成了那些虛偽、嫉妒、貪婪之徒們的聚集之地。更重要的是，藝術品市場實際上全無規矩可言，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出賣。一句話，藝術品市場就是一個舞台，時刻都以最難以控製、最讓人愉快的方式上演著人生喜劇。
“我生活在一個謊話連天的世界裏。”希爾這樣總結道。如果他沒有在這個他表示非常後悔的職業舞台上玩兒得那麽開心的話，這番話肯定會更有分量。
在希爾有著強烈偏見的眼光中，烏爾溫和約翰森不過是他在這個由無賴和叛徒們組成的糟糕世界裏，碰上的另外兩個討厭的傢夥。許多高水平的玩家都認為沒有誰會像外表看起來那樣水平高。他們總愛引用一個古老的笑話，藝術品交易都是由“喜歡大吹大擂的陰暗傢夥們”完成的。要知道，如果有誰對這一說法義憤填膺，隻能證明他是個新手，或者鄉下土包子，就像看得入神的戲迷衝上舞台，從“壞蛋”的手中奪下那把要對“好人”不利的刀子一樣可笑。
“我知道自己所說的話其實全都是垃圾，”曾在蘇富比拍賣行主席的職位上幹了二十多年的皮特·威爾森這樣說過，“我曾建議某人把某幅畫賣掉，因為現在正是賣出個大價錢的最好時機，他可以得到做夢也想不到的巨大財富，而且過了這個村兒，就沒這個店兒了，其實我清楚地知道，我給出的是個錯誤的建議。我應該告訴賣家留住自己的畫，因為那不正是我告訴我們的買家，現在是投資的最佳時機，他們該出手買下那些畫的時候麽?”
有錢人總是在收集藝術品，但是那些偉大的繪畫作品的價碼一再飆升是新近的事兒。即使是把過去的幾個世紀裏繪畫買賣的最高售價折算成今天的貨幣，也與現在的價格相去甚遠。關鍵在於，就像藝術品鑑賞家、藝術史學家的羅伯特·休斯所說的那樣，在二十世紀之前，人們沒有想過把收藏繪畫也作為一種投資方式。
“人們購買畫，隻是因為喜歡，為了彰顯身份，或者是為了留做紀念，甚至是為了用它擋住老房子屋頂上的一個破洞，”休斯說，“但是沒有誰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加富裕而購買繪畫。”
而現在，這種期望，或者說，這種熱切的願望，成了繪畫買賣中的核心。但如果說藝術也是一種生意，那麽它就是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奇怪生意。時尚潮流和運氣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梵穀在去世前一年曾給自己的兄弟寫信，感謝他又一次借給自己錢，並大膽地宣稱：“我敢對天發誓，我的那幅《向日葵》(sunflowers)值五百法郎。”這個數目也就相當於如今的五百美元吧，但是梵穀的這個定價是任何買家都不同意的。1987年，在佳士得拍賣行一次瘋狂的拍賣會上，一名代表日本安田火災海上保險公司出價的代理人為該公司購得了梵穀的《向日葵》，成交價格競是三千九百九十萬美元。
名字是問題的關鍵。魯本斯的《對無辜者的大屠殺》(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在2002年以七千六百七十萬美元的價格售出，截止到這部書稿完成，該價格在繪畫銷售的歷史記錄上髙居第四位。長達兩個世紀，人們都沒把《對無辜者的大屠殺》當成是魯本斯的作品，而把它誤認為是他的一位追隨者所繪。1923年繼承了此畫的那個家庭非常不喜歡它——它描繪的是嬰兒從哭泣的母親懷中被奪走，然後被猛力地扔到地上——於是這個家庭千方百計想要把它賣掉，但都沒能成功。最後他們把這幅畫借給了一家奧地利修道院，在一個陰暗的走廊裏一掛就是幾十年，始終沒人理睬。直到2002年，巳經八十九歲高齡的畫主再次嚐試著為它找到買家，畫的真實身份才得到確認。在那家奧地利修道院裏，懸掛這幅畫的地方是那麽陰暗，以至於蘇富比拍賣行的專家拎著一個手電筒仔細辨認，才確定這幅畫確實是出自魯本斯之手。
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對無辜者的大屠殺》(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
當基本的供求平衡與人類心理造成的複雜狀況迎頭相遇時，供求關係就被嚴重扭曲了。例如，在藝術品世界裏，超高的價格並不會嚇倒買家，反而可能會成為買家們更大的誘惑。創紀錄的價格，就像一位紐約經紀人所說，會“像磁鐵般吸引人”。對於買家而言，高價格讓他們確信自己追逐的東西很有價值;對於賣家來說，高價格能讓他們把更多的物品投入市場。用已故藝術品經紀人哈羅德·薩克的話說，“金錢就像蜜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