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的政策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美國的博物館都會為自己的藏品上盜搶險。連較小規模的博物館都可能規定為館藏藝術品投保五百萬甚至一千萬美元，世界知名的大博物館所投的保險金額可能會達到五億美元。
當然了，也有例外，加德納博物館更是例外中的例外。這座博物館以及它所在的那座仿義大利風格的宮殿都是伊薩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的遺產，她是一位行為古怪的波士頓社交名流，也是一位藝術贊助人。綽號“傑克太太”的她死於1924年，但她仍然活在由她的密友約翰·辛格·薩鎮特繪製的那幅著名的畫像中，活在無數聳人聽聞但令人起疑的奇聞軼事中——人們傳說“傑克太太”喜歡用鏈子牽著一頭小獅子在特裏蒙特街上散步——尤其愛在她的博物館裏散步。多年來加德納博物館也是她的住所，她的房間在四樓，下麵的三層樓擺滿了她精心收集來的各種寶貝。“傑克太太”在遺囑裏寫明，所有的藏品都要按照她生前擺放的位置進行陳列。不得出售任何一件東西，甚至移動位置都不行。任何新的藝術品也別想擠進來。
這份遺囑所帶來的結果之一是，盡管過去幾十年來波士頓變得越來越繁華，加德納博物館所在的廣場街二號依然像綠洲一般寧靜，而它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加德納博物館的託管人決定不再投保盜搶險。說到底，為藝術品投保通常是為了一旦藝術品被偷或者遭到損壞，可以用保險金購買其他藝術品作為替換。然而倘若所有的藏品都不得被替換，那麽年復一年地給保險公司送錢還有什麽必要呢?為這些館藏藝術品投保甚至更有可能把賊招來，那些竊賊們相信，他們可以偷走那些畫作，並以此勒索贖金。(託管人的理由看來很充分。與之相反的另一派觀點——萬一發生失竊，博物館至少可以從保險公司那裏得到一張支票，總比雞飛蛋打好——落敗了。
所以，當1990年冬天竊賊們潛入加德納博物館，竊走了價值三億美元的藝術品之後，加德納博物館沒有得到一個子兒的補償。
私人收藏家往往也很輕率。其中有些人目光短淺，另外一些人，特別是那些繼承了頗為值錢的藝術名品的人，往往努力保持低調，因為他們擔心會引起稅務當局的注意，此外還有那些沒落的貴族們，如今他們有土地有產業，但沒現金，而且他們會更願意把錢用來整修麵積足有兩英畝的石板屋頂，或者把有上百年歷史的鉛皮水管加以翻新，而不會為已經經歷了一代又一代人、蒙上了厚厚塵土的古舊帆布投保。
有鑑於藝術品投保的保費非常低廉，竟然有那麽多的人選擇不去投保真是讓人難以置信。現行的藝術品投保費率僅為百分之零點幾，大致與住房保險的費率持平;一幅價值一百萬美元的繪畫每年所需的費用不過幾千美元。投保費率之所以這麽低，是因為藝術品被竊取的風險低，所以很多藝術品擁有者選擇了撞大運。以布克魯奇公爵為例，他所擁有的藝術品總價約為四億英鎊。其中僅失竊於2003年夏天的萊昂納多·達·芬奇的《紗槌聖母》就價值五千萬英鎊左右。然而布克魯奇公爵為自己所有藏品投保的金額僅為三百二十萬英鎊。
警方對藝術犯罪的忽視並不能簡簡單單地歸結為他們下裏巴人的習氣。警方的經費捉襟見肘，並且隨時都麵臨著各種危險。他們必須作出選擇，找出最需要他們全力以赴進行偵查的案件。大學哲學係一年級新生遇到的兩難問題，在警察們的現實生活當中每天都在上演：你究竟是去解救困在失火的房子裏、透過窗戶呼救的人，還是去拯救懸掛在壁爐上方的那幅倫勃朗的畫作呢?
公眾們也希望警方專注於真實的犯罪，而不是那些被竊的藝術品。懸而未決的暴力襲擊事件是醜聞，失竊的名畫隻是謎案。警方實際上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們必須全力以赴，證明自己正在大力打擊那些上了電視新聞以及小報頭條的犯罪事件。
“如果我們發現某個毒品販子是戀童癖，同時還捲入了與藝術品、古董有關的罪案，那麽這事兒就好辦得多了，”一位追蹤藝術品竊賊長達三十年的探員慨嘆道，“但一個惡棍的犯罪事實僅限於藝術品、古董的圈子時，警方根本就不會在意。”
就在藝術小分隊的頭頭約翰·巴特勒給査理·希爾打去電話談論《吶喊》失竊一案的同一天早上，倫敦《泰晤士報》就這樁竊案發表了一篇社論。
“誰能把這樣一幅畫賣出去呢?”這份報紙困惑地問，“它會被藏到哪裏去呢?又有誰敢於買下這樣一幅失竊的珍寶呢?除非是某位極其崇拜蒙克並且又患有強迫症的百萬富翁，否則有誰會甘冒奇險買下這幅畫，隻為了在午夜偷偷溜進可能藏有《吶喊》的漆黑的小房間呢?”
上麵這些問題都提得合情合理，但如果有誰敢對藝術罪案探員提出這些疑問，肯定會招致劈頭蓋臉的一頓臭罵。原因之一是沒有耐心，他們有工作要做，任何對他們喋喋不休的外行都讓他們覺得討厭，這情形就像初學走路的孩子無休止地問“為什麽啊?爸爸，告訴我為什麽啊”一樣。如果想要誠懇地作出回答，勢必引起長篇大論並身陷其中。藝術品竊賊的動機就像是調和而成的毒藥，心理因素和經濟因素同樣重要。僅僅把竊賊的行竊動機歸結於金錢是錯誤的，就像一位行家為了某幅畫一擲萬金，並不僅僅是因為其動人的魅力。
當然了，也有例外，加德納博物館更是例外中的例外。這座博物館以及它所在的那座仿義大利風格的宮殿都是伊薩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的遺產，她是一位行為古怪的波士頓社交名流，也是一位藝術贊助人。綽號“傑克太太”的她死於1924年，但她仍然活在由她的密友約翰·辛格·薩鎮特繪製的那幅著名的畫像中，活在無數聳人聽聞但令人起疑的奇聞軼事中——人們傳說“傑克太太”喜歡用鏈子牽著一頭小獅子在特裏蒙特街上散步——尤其愛在她的博物館裏散步。多年來加德納博物館也是她的住所，她的房間在四樓，下麵的三層樓擺滿了她精心收集來的各種寶貝。“傑克太太”在遺囑裏寫明，所有的藏品都要按照她生前擺放的位置進行陳列。不得出售任何一件東西，甚至移動位置都不行。任何新的藝術品也別想擠進來。
這份遺囑所帶來的結果之一是，盡管過去幾十年來波士頓變得越來越繁華，加德納博物館所在的廣場街二號依然像綠洲一般寧靜，而它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加德納博物館的託管人決定不再投保盜搶險。說到底，為藝術品投保通常是為了一旦藝術品被偷或者遭到損壞，可以用保險金購買其他藝術品作為替換。然而倘若所有的藏品都不得被替換，那麽年復一年地給保險公司送錢還有什麽必要呢?為這些館藏藝術品投保甚至更有可能把賊招來，那些竊賊們相信，他們可以偷走那些畫作，並以此勒索贖金。(託管人的理由看來很充分。與之相反的另一派觀點——萬一發生失竊，博物館至少可以從保險公司那裏得到一張支票，總比雞飛蛋打好——落敗了。
所以，當1990年冬天竊賊們潛入加德納博物館，竊走了價值三億美元的藝術品之後，加德納博物館沒有得到一個子兒的補償。
私人收藏家往往也很輕率。其中有些人目光短淺，另外一些人，特別是那些繼承了頗為值錢的藝術名品的人，往往努力保持低調，因為他們擔心會引起稅務當局的注意，此外還有那些沒落的貴族們，如今他們有土地有產業，但沒現金，而且他們會更願意把錢用來整修麵積足有兩英畝的石板屋頂，或者把有上百年歷史的鉛皮水管加以翻新，而不會為已經經歷了一代又一代人、蒙上了厚厚塵土的古舊帆布投保。
有鑑於藝術品投保的保費非常低廉，竟然有那麽多的人選擇不去投保真是讓人難以置信。現行的藝術品投保費率僅為百分之零點幾，大致與住房保險的費率持平;一幅價值一百萬美元的繪畫每年所需的費用不過幾千美元。投保費率之所以這麽低，是因為藝術品被竊取的風險低，所以很多藝術品擁有者選擇了撞大運。以布克魯奇公爵為例，他所擁有的藝術品總價約為四億英鎊。其中僅失竊於2003年夏天的萊昂納多·達·芬奇的《紗槌聖母》就價值五千萬英鎊左右。然而布克魯奇公爵為自己所有藏品投保的金額僅為三百二十萬英鎊。
警方對藝術犯罪的忽視並不能簡簡單單地歸結為他們下裏巴人的習氣。警方的經費捉襟見肘，並且隨時都麵臨著各種危險。他們必須作出選擇，找出最需要他們全力以赴進行偵查的案件。大學哲學係一年級新生遇到的兩難問題，在警察們的現實生活當中每天都在上演：你究竟是去解救困在失火的房子裏、透過窗戶呼救的人，還是去拯救懸掛在壁爐上方的那幅倫勃朗的畫作呢?
公眾們也希望警方專注於真實的犯罪，而不是那些被竊的藝術品。懸而未決的暴力襲擊事件是醜聞，失竊的名畫隻是謎案。警方實際上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們必須全力以赴，證明自己正在大力打擊那些上了電視新聞以及小報頭條的犯罪事件。
“如果我們發現某個毒品販子是戀童癖，同時還捲入了與藝術品、古董有關的罪案，那麽這事兒就好辦得多了，”一位追蹤藝術品竊賊長達三十年的探員慨嘆道，“但一個惡棍的犯罪事實僅限於藝術品、古董的圈子時，警方根本就不會在意。”
就在藝術小分隊的頭頭約翰·巴特勒給査理·希爾打去電話談論《吶喊》失竊一案的同一天早上，倫敦《泰晤士報》就這樁竊案發表了一篇社論。
“誰能把這樣一幅畫賣出去呢?”這份報紙困惑地問，“它會被藏到哪裏去呢?又有誰敢於買下這樣一幅失竊的珍寶呢?除非是某位極其崇拜蒙克並且又患有強迫症的百萬富翁，否則有誰會甘冒奇險買下這幅畫，隻為了在午夜偷偷溜進可能藏有《吶喊》的漆黑的小房間呢?”
上麵這些問題都提得合情合理，但如果有誰敢對藝術罪案探員提出這些疑問，肯定會招致劈頭蓋臉的一頓臭罵。原因之一是沒有耐心，他們有工作要做，任何對他們喋喋不休的外行都讓他們覺得討厭，這情形就像初學走路的孩子無休止地問“為什麽啊?爸爸，告訴我為什麽啊”一樣。如果想要誠懇地作出回答，勢必引起長篇大論並身陷其中。藝術品竊賊的動機就像是調和而成的毒藥，心理因素和經濟因素同樣重要。僅僅把竊賊的行竊動機歸結於金錢是錯誤的，就像一位行家為了某幅畫一擲萬金，並不僅僅是因為其動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