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壓低聲音說：“終審上訴被駁回了。”她扭頭看了一眼弗洛斯基，她把菸灰彈進飲水機。反而是特蕾莎顯得很悲傷，弗洛斯基隻是比平時更加憤怒。
“抱歉。”我不知道該說什麽。我開始了解達利安這個人了，得知他即將死去，我真的感到抱歉嗎?好像並沒有。“所以，都結束了嗎?”我問特蕾莎。
“還差得遠呢，”弗洛斯基插嘴道，“用不著擔心。”
“不，”我囁嚅道，“我不是那個意思。”
她打開飲水機，澆滅菸頭，把一塊錢塞進售貨機，撳下健怡可樂的按鈕。鈔票被吐了出來。
“他媽的鬼東西!”她對售貨機連踢帶打，尖頭皮鞋踢到突出的邊緣，險些摔倒。“媽的，”她一隻腳跳著說，“這鞋是新買的。”
“來，讓我試試看。”我說。我拿出零錢，把一張比較平展的一塊錢塞進售貨機。從機器傷痕累累的外表看得出，許多受挫的訪客曾對它飽以老拳。汽水掉了出來，警衛恰好走進房間。
“卡羅爾·弗洛斯基?”他喊道。
“是我。”
“你可以見委託人了。”
“好。”她抓起公文包，以可敬的尊貴姿態蹣跚而行，穿過那扇門走向委託人。她經過我的身邊，我注意到她捶打售貨機時，粗重的指環割破了皮肉，手指上有一道血痕。她連眉毛都沒有多皺一下。我不禁心想，我要是遇到麻煩，一定委託她當我的律師。警衛嗅了嗅。
“你抽菸了?”他問我。
“我?沒有，我不抽菸。”
他皺著眉頭瞪了我一眼，將尷尬而沉重的寂靜留給我和特蕾莎。
“要喝汽水嗎?”我小聲說，“我不喜歡健怡可樂。”
她搖搖頭。“他還不知道，”她說，“她現在要去告訴他。”
“我知道。我見他的時候他挺好。訪問很順利。”
特蕾莎坐下，取出貼滿黃色即時貼的厚實法律課本。她打開眼鏡盒，戴上眼鏡。我對性感的女圖書管理員一直有幻想，這應該不奇怪吧?喜歡讀書的姑娘最火辣了。
“說起來，”我說，“那位作家，你提過的那個吸血鬼小說作家，我讀了點她的書，感覺很不賴。”
“我也這麽覺得。”特蕾莎沒有抬起頭。
“我在哪兒看見說她有一本新書快出版了。”
“剛出版，我已經有了。”
“真的?”這倒是新聞了，“我得去看看。你已經買到了?你還真是她的書迷啊。”
她不理我，隻顧低頭看書。我從她襯衫領口的縫隙瞥見一小片白皙肌膚，還有一幅黑色文身的卷鬚，卷鬚向上(也可能是向下)伸展。我內心的吸血鬼露出獠牙。
“呃，你要是感興趣，”我繼續道，“我在哪兒看見說作者要做個線上活動。”那是出版商搞的新名堂。說實話，我連這個概念都幾乎不理解，但克萊爾信誓旦旦地說能促進銷量。“她會主持一個聊天室。”我解釋道，盡量不顯得太大驚小怪。
“對，”她對著課本說，“已經知道了。”
28
在回程的列車上，我開始謄抄訪談內容，戴著耳機聽錄音，對著筆記本電腦打字，這一向是最困難的環節。剛開始做訪談那會兒，我過了一段時間才學會不用自己的發言打斷訪問對象的話頭。訪談結束後我還必須聽著磁帶上自己的聲音講述瑣碎的細枝末節。我的皇後區口音很刺耳，嘀嘀咕咕帶著鼻音，比我想像中還要難聽。哪怕是今天，聽著我和克雷的對話，每次聽見我惹人討厭的口頭禪——比方說沒完沒了的“對哦，對哦”——我都忍不住皺眉頭。事實上，以對話自然流暢而著名的作家和電影製作者往往高度風格化，而未經編輯的真實對話文本你讀不了幾行就會覺得無聊透頂。
與克雷的對話就是這樣。他獨角戲唱個不停，內容既驚悚又令人麻木，講在兒童福利體係內的恐怖歷程，輾轉於一個個寄養家庭之間，受忽視，被欺淩，挨打，很可能還遭到過猥褻。曾經收留他的一對寄養父母後來因猥褻男童被捕，但沒有資料顯示受害者中有克雷，我提起時他也連連否認。可是，他的敘述與記錄多有出入，尤其是關於他的母親。
傑拉爾丁·克雷是個噩夢。她的病態母性表現遠遠超出克雷描述的貧窮和疏忽。她以賣淫為生，有一長串的被捕記錄，包括多次盜竊、持有毒品和在公共場合醉酒。他出庭受審時，案卷裏包括了兒童福利機構的記錄，提到她不但長時間將他一個人留在家裏，還在接客時把他鎖在壁櫥裏。剛開始小達利安又哭又鬧，於是她塞上他的嘴，直到他學會保持安靜。他在禁閉期間尿了褲子就會挨揍。被捕後的那天早晨，她向分局的一位警官報告說她的孩子獨自在家，社會福利人員確實因此帶走了他，他由於無人照看而成為州政府的受監護人。她認輕罪服刑六十天後出獄，卻沒有出席兒子的任何一次監護權聽證會。她拋棄達利安，繼續在各個城市積累被捕記錄——舊金山、洛杉磯、底特律。後來她也許改邪歸正，因為一九九六年以後就沒消息了。她當時大約四十到四十五歲，有可能和許多慣犯一樣，年紀漸長，厭倦了職業罪犯的緊張生活。也可能已經死於非命。
“抱歉。”我不知道該說什麽。我開始了解達利安這個人了，得知他即將死去，我真的感到抱歉嗎?好像並沒有。“所以，都結束了嗎?”我問特蕾莎。
“還差得遠呢，”弗洛斯基插嘴道，“用不著擔心。”
“不，”我囁嚅道，“我不是那個意思。”
她打開飲水機，澆滅菸頭，把一塊錢塞進售貨機，撳下健怡可樂的按鈕。鈔票被吐了出來。
“他媽的鬼東西!”她對售貨機連踢帶打，尖頭皮鞋踢到突出的邊緣，險些摔倒。“媽的，”她一隻腳跳著說，“這鞋是新買的。”
“來，讓我試試看。”我說。我拿出零錢，把一張比較平展的一塊錢塞進售貨機。從機器傷痕累累的外表看得出，許多受挫的訪客曾對它飽以老拳。汽水掉了出來，警衛恰好走進房間。
“卡羅爾·弗洛斯基?”他喊道。
“是我。”
“你可以見委託人了。”
“好。”她抓起公文包，以可敬的尊貴姿態蹣跚而行，穿過那扇門走向委託人。她經過我的身邊，我注意到她捶打售貨機時，粗重的指環割破了皮肉，手指上有一道血痕。她連眉毛都沒有多皺一下。我不禁心想，我要是遇到麻煩，一定委託她當我的律師。警衛嗅了嗅。
“你抽菸了?”他問我。
“我?沒有，我不抽菸。”
他皺著眉頭瞪了我一眼，將尷尬而沉重的寂靜留給我和特蕾莎。
“要喝汽水嗎?”我小聲說，“我不喜歡健怡可樂。”
她搖搖頭。“他還不知道，”她說，“她現在要去告訴他。”
“我知道。我見他的時候他挺好。訪問很順利。”
特蕾莎坐下，取出貼滿黃色即時貼的厚實法律課本。她打開眼鏡盒，戴上眼鏡。我對性感的女圖書管理員一直有幻想，這應該不奇怪吧?喜歡讀書的姑娘最火辣了。
“說起來，”我說，“那位作家，你提過的那個吸血鬼小說作家，我讀了點她的書，感覺很不賴。”
“我也這麽覺得。”特蕾莎沒有抬起頭。
“我在哪兒看見說她有一本新書快出版了。”
“剛出版，我已經有了。”
“真的?”這倒是新聞了，“我得去看看。你已經買到了?你還真是她的書迷啊。”
她不理我，隻顧低頭看書。我從她襯衫領口的縫隙瞥見一小片白皙肌膚，還有一幅黑色文身的卷鬚，卷鬚向上(也可能是向下)伸展。我內心的吸血鬼露出獠牙。
“呃，你要是感興趣，”我繼續道，“我在哪兒看見說作者要做個線上活動。”那是出版商搞的新名堂。說實話，我連這個概念都幾乎不理解，但克萊爾信誓旦旦地說能促進銷量。“她會主持一個聊天室。”我解釋道，盡量不顯得太大驚小怪。
“對，”她對著課本說，“已經知道了。”
28
在回程的列車上，我開始謄抄訪談內容，戴著耳機聽錄音，對著筆記本電腦打字，這一向是最困難的環節。剛開始做訪談那會兒，我過了一段時間才學會不用自己的發言打斷訪問對象的話頭。訪談結束後我還必須聽著磁帶上自己的聲音講述瑣碎的細枝末節。我的皇後區口音很刺耳，嘀嘀咕咕帶著鼻音，比我想像中還要難聽。哪怕是今天，聽著我和克雷的對話，每次聽見我惹人討厭的口頭禪——比方說沒完沒了的“對哦，對哦”——我都忍不住皺眉頭。事實上，以對話自然流暢而著名的作家和電影製作者往往高度風格化，而未經編輯的真實對話文本你讀不了幾行就會覺得無聊透頂。
與克雷的對話就是這樣。他獨角戲唱個不停，內容既驚悚又令人麻木，講在兒童福利體係內的恐怖歷程，輾轉於一個個寄養家庭之間，受忽視，被欺淩，挨打，很可能還遭到過猥褻。曾經收留他的一對寄養父母後來因猥褻男童被捕，但沒有資料顯示受害者中有克雷，我提起時他也連連否認。可是，他的敘述與記錄多有出入，尤其是關於他的母親。
傑拉爾丁·克雷是個噩夢。她的病態母性表現遠遠超出克雷描述的貧窮和疏忽。她以賣淫為生，有一長串的被捕記錄，包括多次盜竊、持有毒品和在公共場合醉酒。他出庭受審時，案卷裏包括了兒童福利機構的記錄，提到她不但長時間將他一個人留在家裏，還在接客時把他鎖在壁櫥裏。剛開始小達利安又哭又鬧，於是她塞上他的嘴，直到他學會保持安靜。他在禁閉期間尿了褲子就會挨揍。被捕後的那天早晨，她向分局的一位警官報告說她的孩子獨自在家，社會福利人員確實因此帶走了他，他由於無人照看而成為州政府的受監護人。她認輕罪服刑六十天後出獄，卻沒有出席兒子的任何一次監護權聽證會。她拋棄達利安，繼續在各個城市積累被捕記錄——舊金山、洛杉磯、底特律。後來她也許改邪歸正，因為一九九六年以後就沒消息了。她當時大約四十到四十五歲，有可能和許多慣犯一樣，年紀漸長，厭倦了職業罪犯的緊張生活。也可能已經死於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