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厲果早一步進入“302”的，還有一個名叫張晟的年輕人。石建國精神失常後不久，張晟也奇怪地出現了定向係統紊亂、妄想等諸如此類的精神病症狀。
對於“302”在最後一年裏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厲果諱莫如深。作為僅存的一名經歷者，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把心態調整過來，重返工作崗位。
在刑警隊，與他聯繫接口的是隊長何鵬濤。
2005年的某天清晨，厲果接到了何鵬濤的電話。
桐城市。
作為中部省份的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桐城市這幾年的建設並不如沿海地區。朝令夕改的城建規劃，讓這座城市還來不及煥然一新，就被新的煙塵籠罩了，活像一座巨大的建築工地。
馬路上土方車呼嘯而過，勤勞樸實的農民工在鋼筋水泥裏蓬頭垢麵、日以繼夜。因為政府與開發商之間微妙的利益衝突，或資金短缺之類的問題，很多項目往往到了一半就遙遙無期了。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一臉茫然地走在城市裏，然後進入另一個工地，用汗水去澆灌下一個希望。
這明顯是個安全隱患。
然而這次事態更為嚴重——桐城係列殺人案——發生在郊區無人看守的廢棄工地或爛尾樓裏，並且，無一例外地由拾荒者發現、報案。
“談不上完美——如果可以用這個詞來形容謀殺的話。”這是何鵬濤見到厲果後的第一句話，“但技術痕跡明顯，受害者分別為醫院主治大夫和中年教授，男性。兩人在三天內，以同樣的方式分別被害於午夜12點至淩晨4點之間。事先被迷藥迷倒，至於死法……”他沒有接著說下去。
走進現場，厲果看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場景——
死者下身裹著白色浴巾，頭戴浴帽坐在一個木桶裏，右手搭在桶外，手中握著一支鵝毛筆，地上有一張白色的紙。死者的衣褲被整齊地碼在十多米外的地上，很明顯是現場換下來的。致命的是插在死者胸口的一把匕首，直中心髒。死者死於失血過多，鮮血盛滿了小半個木桶。
厲果心頭一驚，這不是世界名畫《馬拉之死》裏的場景嗎?
厲果並不推崇教條主義，但統計學的數據馬上告訴他：如此匪夷所思的“儀式性”殺人，九成以上的嫌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礙。
“剛剛兩案並一案，我想還是要給你個電話。”何鵬濤說道。
厲果問：“現場有沒有直接證據?”
“很有反偵查意識啊，現場沒有發現有價值的線索，明顯是刻意清掃過的。罪犯心理素質似乎好得出奇，到現在為止都沒留下破綻。”
“目擊者呢?”
“這裏比較偏僻，又是發生在深夜，所以走訪結果令人悲觀。而且因為消息封鎖，我們無法從正麵途徑向群眾徵集線索，都得靠我們自己跑，人力有限啊。究竟是昏迷後被運到現場，還是誘騙過來下的藥，現在都還沒什麽頭緒。”
“兩名受害人之間有什麽關聯?”
“通過家屬、單位走訪，電話記錄查詢，社會關係排查，上網記錄統計等搜集的信息來看，兩人之間並沒有交集，起碼到現在為止，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他們彼此認識，或者有共同認識的人和組織。總之，他們是生活在這個城市裏的兩個毫不相幹的人!”
厲果蹲下來，用手指在地上摸了摸，放到鼻子前嗅嗅。
“宣洩型罪犯!”姚靜曼手拿筆記本，在一旁插話了。她是桐城師範大學心理學專業的學生，今年才畢業，在厲果手下做實習助理。
“什麽意思?”何鵬濤一頭霧水。
“兇手施暴的目的不是謀殺，而是情感的宣洩。”姚靜曼耐心地解釋。
厲果依舊沒說話。
《馬拉之死》，法國舊古典主義畫家大衛的作品，用寫實的手法再現了這一歷史事件的情形。
主人公馬拉是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重要領導人，為了躲避迫害，長期藏身於陰暗潮濕的地下室。他有著狂熱的革命激情，渴望改變社會，同時他又是個暴君，主張殘酷無情的鐵血政策。可以說，正是他的殘暴為自己掘下了墳墓……
厲果努力回憶著過去在畫冊上看到的有關《馬拉之死》的介紹。
那是一幅在特殊年代裏，帶有很強政治性的寫實油畫作品。如果因此而聯想到罪犯是因為政治而謀殺，顯然是不妥當的。首先，受害者並不是政壇人物;其次，政治犯往往採取縱火、爆炸或投毒等危害性更大的群體性手段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博取當權者的關注……
姚靜曼說得沒錯。
照現場分析，嫌疑人很有可能長期處於壓抑和焦慮狀態，無法通過正常途徑宣洩出去，而最終導致偏激或幻想行為的產生。
厲果皺著眉頭繼續想著。如果排除以上種種可能，盡管不願意，也尚未有足夠的證據，可現場的跡象依然表明：他們很有可能遇到了一個變態連環殺手!
而《馬拉之死》所象徵的內涵，正是罪犯內心焦慮的外延：想要宣洩的情感內容。
稍作思考後，厲果進一步把嫌疑人判斷為“隨機殺人的宣洩型係列殺手”，然後他給出了對嫌疑人的初步描述：
對於“302”在最後一年裏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厲果諱莫如深。作為僅存的一名經歷者，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把心態調整過來，重返工作崗位。
在刑警隊，與他聯繫接口的是隊長何鵬濤。
2005年的某天清晨，厲果接到了何鵬濤的電話。
桐城市。
作為中部省份的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桐城市這幾年的建設並不如沿海地區。朝令夕改的城建規劃，讓這座城市還來不及煥然一新，就被新的煙塵籠罩了，活像一座巨大的建築工地。
馬路上土方車呼嘯而過，勤勞樸實的農民工在鋼筋水泥裏蓬頭垢麵、日以繼夜。因為政府與開發商之間微妙的利益衝突，或資金短缺之類的問題，很多項目往往到了一半就遙遙無期了。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一臉茫然地走在城市裏，然後進入另一個工地，用汗水去澆灌下一個希望。
這明顯是個安全隱患。
然而這次事態更為嚴重——桐城係列殺人案——發生在郊區無人看守的廢棄工地或爛尾樓裏，並且，無一例外地由拾荒者發現、報案。
“談不上完美——如果可以用這個詞來形容謀殺的話。”這是何鵬濤見到厲果後的第一句話，“但技術痕跡明顯，受害者分別為醫院主治大夫和中年教授，男性。兩人在三天內，以同樣的方式分別被害於午夜12點至淩晨4點之間。事先被迷藥迷倒，至於死法……”他沒有接著說下去。
走進現場，厲果看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場景——
死者下身裹著白色浴巾，頭戴浴帽坐在一個木桶裏，右手搭在桶外，手中握著一支鵝毛筆，地上有一張白色的紙。死者的衣褲被整齊地碼在十多米外的地上，很明顯是現場換下來的。致命的是插在死者胸口的一把匕首，直中心髒。死者死於失血過多，鮮血盛滿了小半個木桶。
厲果心頭一驚，這不是世界名畫《馬拉之死》裏的場景嗎?
厲果並不推崇教條主義，但統計學的數據馬上告訴他：如此匪夷所思的“儀式性”殺人，九成以上的嫌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礙。
“剛剛兩案並一案，我想還是要給你個電話。”何鵬濤說道。
厲果問：“現場有沒有直接證據?”
“很有反偵查意識啊，現場沒有發現有價值的線索，明顯是刻意清掃過的。罪犯心理素質似乎好得出奇，到現在為止都沒留下破綻。”
“目擊者呢?”
“這裏比較偏僻，又是發生在深夜，所以走訪結果令人悲觀。而且因為消息封鎖，我們無法從正麵途徑向群眾徵集線索，都得靠我們自己跑，人力有限啊。究竟是昏迷後被運到現場，還是誘騙過來下的藥，現在都還沒什麽頭緒。”
“兩名受害人之間有什麽關聯?”
“通過家屬、單位走訪，電話記錄查詢，社會關係排查，上網記錄統計等搜集的信息來看，兩人之間並沒有交集，起碼到現在為止，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他們彼此認識，或者有共同認識的人和組織。總之，他們是生活在這個城市裏的兩個毫不相幹的人!”
厲果蹲下來，用手指在地上摸了摸，放到鼻子前嗅嗅。
“宣洩型罪犯!”姚靜曼手拿筆記本，在一旁插話了。她是桐城師範大學心理學專業的學生，今年才畢業，在厲果手下做實習助理。
“什麽意思?”何鵬濤一頭霧水。
“兇手施暴的目的不是謀殺，而是情感的宣洩。”姚靜曼耐心地解釋。
厲果依舊沒說話。
《馬拉之死》，法國舊古典主義畫家大衛的作品，用寫實的手法再現了這一歷史事件的情形。
主人公馬拉是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重要領導人，為了躲避迫害，長期藏身於陰暗潮濕的地下室。他有著狂熱的革命激情，渴望改變社會，同時他又是個暴君，主張殘酷無情的鐵血政策。可以說，正是他的殘暴為自己掘下了墳墓……
厲果努力回憶著過去在畫冊上看到的有關《馬拉之死》的介紹。
那是一幅在特殊年代裏，帶有很強政治性的寫實油畫作品。如果因此而聯想到罪犯是因為政治而謀殺，顯然是不妥當的。首先，受害者並不是政壇人物;其次，政治犯往往採取縱火、爆炸或投毒等危害性更大的群體性手段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博取當權者的關注……
姚靜曼說得沒錯。
照現場分析，嫌疑人很有可能長期處於壓抑和焦慮狀態，無法通過正常途徑宣洩出去，而最終導致偏激或幻想行為的產生。
厲果皺著眉頭繼續想著。如果排除以上種種可能，盡管不願意，也尚未有足夠的證據，可現場的跡象依然表明：他們很有可能遇到了一個變態連環殺手!
而《馬拉之死》所象徵的內涵，正是罪犯內心焦慮的外延：想要宣洩的情感內容。
稍作思考後，厲果進一步把嫌疑人判斷為“隨機殺人的宣洩型係列殺手”，然後他給出了對嫌疑人的初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