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他常常聽到爆炸聲，但那塊四方天空實在太小，從不曾見有飛機掠過。席有仁仰望天空，擅自在心中決定——若有兩架飛機接連飛過那塊天空，就會有好事發生。他覺得，相比什麽都不想，這樣還能有些奔頭……他生怕日本人不知何時就會來抓他，內心整日被恐懼所占據。
如今，席有仁身在日本。所有日本人都對他無比恭敬，不僅是酒店的員工，甚至連日本代表性的實業家、政治家乃至高級官員均紛紛盛情款待。這是他在檳榔嶼時做夢都無法想像的。
桌上放著一封英文信，那是東京的某位著名政治家寄來的。席有仁已在午睡前讀過，信中主要針對在馬來亞創設煉油工廠的計劃，推薦了某家在出口成套設備方麵具有豐富經驗的公司。他曾於數年前在新加坡見過這位政治家，但二人之間並無直接利害關係。信的末尾處還補充了幾旬，向席有仁介紹了他的一位定居神戶的政界朋友——吉田莊造，希望席有仁一定見見他。
……吉田莊造氏曾久居中國，精通中文以及中國習俗，更於戰時旅居新加坡數年，研究當地產業經濟，胸藏獨特經綸。鄙人嚐聞，其欲攜手適宜之事業家，振興南洋產業。
說起來，吉田莊造今早便曾打來電話，表示中午會派人過來，卻被席有仁以有事為由拒絕了。席有仁曾在新加坡結識了一位紡織公司的社長，如今受其所邀，必須去趟大阪。吉田隨即詢問哪天方便，席有仁便讓他過後同五興公司聯繫。
“所有人都很有禮貌，但當我在檳榔嶼的豆腐店裏擔驚受怕時，這些人又在做什麽呢?這家酒店的服務員或許就曾在我家中搜查，至於吉田莊造，戰時正在新加坡……”
席有仁思索片刻，猛地挺直腰板。自己剛剛竟陷入了無聊的感傷之中，或許是還未從午睡時的夢中醒來。世界不停在變，今天就在眼前，而自己必須與其賽跑。應該認真考慮一下與日本進行技術合作的事了。吉田曾經暗示，不僅技術，連資金他也可以分擔。那他究竟要從哪裏籌措資金呢?不管怎樣，這便是現實，它嘲笑著檳榔嶼的夢境，橫亙眼前。
席有仁看了看時間，現在立刻出發前往大阪早了些，便坐到桌前，拿起鋼筆，準備繼續寫《東瀛遊記》。這時，電話鈴響了。
是五興公司打來的。
“嗯，明天……”席有仁對著電話說道，“不，還是定在後天晚上吧。”
對方是來詢問席有仁何時赴吉田莊造之邀的，說是吉田的代理人正在五興公司。雖然明晚並無安排，但無須如此匆忙。對於合資企業一事，席有仁並無多大興趣。放下電話後，他便開始在原稿上寫了起來。
日本人通常很殷勤且親切，看上去與占領南洋時的軍人簡直是完全不同的種族——到過日本旅行的人一定會如此描述。我如今來到日本，證實此言的確非虛。不過，相較於日本人的殷勤，我覺得更應學習的是他們的勤奮。他們真的非常勤奮……
寫完兩頁稿紙時，電話鈴聲再次響起，還是五興公司打來的。此番是為通知徐銘義的葬禮。
“對我而言，徐先生是一位難忘的人，請一定讓我出席。地點在哪兒……知道了，那我明天一點半左右去東南大樓。”
席有仁想起的是二十多年前的徐銘義，但從那時起，徐銘義便已給人老態龍鍾之感了。席有仁想起了那天他們一同觀看賽犬的情形。
第十八章 懇談
關於席有仁巨富的故事，在華僑中間已成為一個傳說。在葬禮上，陶展文無數次聽見有人竊竊私語道——“那人就是南洋的席有仁。”
葬禮結束後，與徐銘義關係親近的人乘坐巴士前往火葬場送行。陶展文自不待言，五興的社長和南洋來客亦一併同行。
回程的巴士上，陶展文坐在席有仁身後，席有仁則與李社長並排而坐，蜷著身子，似乎很冷。
“您就是席先生吧?”陶展文對前麵的人說道。
南洋富豪回過頭來，蒼老的臉上一副進退自如之態，看得出來他早已習慣被陌生人搭話。
“我叫陶展文。”陶展文自我介紹道，“我們雖然是初次見麵，但每每聽到您的名字，我就會想起令人懷念的過去。也可以說，那是青春的回憶。”
席有仁似乎仍未決定是進是退。
陶展文毫不在意地繼續說道：“年輕時我曾在嘉興中學當過教師。”
“噢!”聽聞此言，南洋富豪情不自禁地低聲叫道。
“由於年輕，我那時還很單純。當然，那件事並非我一人之力。”
席有仁扭過身來，與陶展文握了握手，說道：“我不會忘記嘉興中學的事的，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這位李源良先生以及嘉興中學的各位我都會終生銘記於心。”
“我曾聽當時的同事提過，戰後不久，您便向學校捐贈了圖書室建設資金。”
“我並不認為那些錢足以報恩。”
席有仁想起了曾經艱苦奮鬥的歲月。當他瀕臨破產時，在財政方麵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上海興祥隆銀行的李源良，而成為他精神支柱的正是嘉興中學的聲援運動。席有仁的出生地緊鄰嘉興，在他麵臨危機之際，老家中學的教職員工和學生中間發起了“拯救席有仁”的運動。席有仁當時在馬來亞生產“八仙牌”運動膠鞋，於是，嘉興中學便掛起“愛穿八仙牌膠鞋!”的標語，並在瞬間蔓延至周邊地區。那時嘉興一帶的商店裏的膠鞋，全都隻賣“八仙牌”的。不過雖然營業額有所提升，但就整體而言，幫助仍很有限。與興祥隆銀行的大輸血不同，這一運動並不能令席有仁起死回生。然而。老家發起的支援運動卻在精神上令他振奮不已，這是一種寶貴的恩義——他無論如何都無法忘記這些，而此刻，當時嘉興中學的教師就坐在他的身後。
如今，席有仁身在日本。所有日本人都對他無比恭敬，不僅是酒店的員工，甚至連日本代表性的實業家、政治家乃至高級官員均紛紛盛情款待。這是他在檳榔嶼時做夢都無法想像的。
桌上放著一封英文信，那是東京的某位著名政治家寄來的。席有仁已在午睡前讀過，信中主要針對在馬來亞創設煉油工廠的計劃，推薦了某家在出口成套設備方麵具有豐富經驗的公司。他曾於數年前在新加坡見過這位政治家，但二人之間並無直接利害關係。信的末尾處還補充了幾旬，向席有仁介紹了他的一位定居神戶的政界朋友——吉田莊造，希望席有仁一定見見他。
……吉田莊造氏曾久居中國，精通中文以及中國習俗，更於戰時旅居新加坡數年，研究當地產業經濟，胸藏獨特經綸。鄙人嚐聞，其欲攜手適宜之事業家，振興南洋產業。
說起來，吉田莊造今早便曾打來電話，表示中午會派人過來，卻被席有仁以有事為由拒絕了。席有仁曾在新加坡結識了一位紡織公司的社長，如今受其所邀，必須去趟大阪。吉田隨即詢問哪天方便，席有仁便讓他過後同五興公司聯繫。
“所有人都很有禮貌，但當我在檳榔嶼的豆腐店裏擔驚受怕時，這些人又在做什麽呢?這家酒店的服務員或許就曾在我家中搜查，至於吉田莊造，戰時正在新加坡……”
席有仁思索片刻，猛地挺直腰板。自己剛剛竟陷入了無聊的感傷之中，或許是還未從午睡時的夢中醒來。世界不停在變，今天就在眼前，而自己必須與其賽跑。應該認真考慮一下與日本進行技術合作的事了。吉田曾經暗示，不僅技術，連資金他也可以分擔。那他究竟要從哪裏籌措資金呢?不管怎樣，這便是現實，它嘲笑著檳榔嶼的夢境，橫亙眼前。
席有仁看了看時間，現在立刻出發前往大阪早了些，便坐到桌前，拿起鋼筆，準備繼續寫《東瀛遊記》。這時，電話鈴響了。
是五興公司打來的。
“嗯，明天……”席有仁對著電話說道，“不，還是定在後天晚上吧。”
對方是來詢問席有仁何時赴吉田莊造之邀的，說是吉田的代理人正在五興公司。雖然明晚並無安排，但無須如此匆忙。對於合資企業一事，席有仁並無多大興趣。放下電話後，他便開始在原稿上寫了起來。
日本人通常很殷勤且親切，看上去與占領南洋時的軍人簡直是完全不同的種族——到過日本旅行的人一定會如此描述。我如今來到日本，證實此言的確非虛。不過，相較於日本人的殷勤，我覺得更應學習的是他們的勤奮。他們真的非常勤奮……
寫完兩頁稿紙時，電話鈴聲再次響起，還是五興公司打來的。此番是為通知徐銘義的葬禮。
“對我而言，徐先生是一位難忘的人，請一定讓我出席。地點在哪兒……知道了，那我明天一點半左右去東南大樓。”
席有仁想起的是二十多年前的徐銘義，但從那時起，徐銘義便已給人老態龍鍾之感了。席有仁想起了那天他們一同觀看賽犬的情形。
第十八章 懇談
關於席有仁巨富的故事，在華僑中間已成為一個傳說。在葬禮上，陶展文無數次聽見有人竊竊私語道——“那人就是南洋的席有仁。”
葬禮結束後，與徐銘義關係親近的人乘坐巴士前往火葬場送行。陶展文自不待言，五興的社長和南洋來客亦一併同行。
回程的巴士上，陶展文坐在席有仁身後，席有仁則與李社長並排而坐，蜷著身子，似乎很冷。
“您就是席先生吧?”陶展文對前麵的人說道。
南洋富豪回過頭來，蒼老的臉上一副進退自如之態，看得出來他早已習慣被陌生人搭話。
“我叫陶展文。”陶展文自我介紹道，“我們雖然是初次見麵，但每每聽到您的名字，我就會想起令人懷念的過去。也可以說，那是青春的回憶。”
席有仁似乎仍未決定是進是退。
陶展文毫不在意地繼續說道：“年輕時我曾在嘉興中學當過教師。”
“噢!”聽聞此言，南洋富豪情不自禁地低聲叫道。
“由於年輕，我那時還很單純。當然，那件事並非我一人之力。”
席有仁扭過身來，與陶展文握了握手，說道：“我不會忘記嘉興中學的事的，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這位李源良先生以及嘉興中學的各位我都會終生銘記於心。”
“我曾聽當時的同事提過，戰後不久，您便向學校捐贈了圖書室建設資金。”
“我並不認為那些錢足以報恩。”
席有仁想起了曾經艱苦奮鬥的歲月。當他瀕臨破產時，在財政方麵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上海興祥隆銀行的李源良，而成為他精神支柱的正是嘉興中學的聲援運動。席有仁的出生地緊鄰嘉興，在他麵臨危機之際，老家中學的教職員工和學生中間發起了“拯救席有仁”的運動。席有仁當時在馬來亞生產“八仙牌”運動膠鞋，於是，嘉興中學便掛起“愛穿八仙牌膠鞋!”的標語，並在瞬間蔓延至周邊地區。那時嘉興一帶的商店裏的膠鞋，全都隻賣“八仙牌”的。不過雖然營業額有所提升，但就整體而言，幫助仍很有限。與興祥隆銀行的大輸血不同，這一運動並不能令席有仁起死回生。然而。老家發起的支援運動卻在精神上令他振奮不已，這是一種寶貴的恩義——他無論如何都無法忘記這些，而此刻，當時嘉興中學的教師就坐在他的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