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古教授打斷他的話：“也不能說沒有聯繫，我想看看這件事和那個瘋婆婆有沒有聯繫。”
蘇館長大吃一驚：“什麽瘋婆婆?”
季古道：“這幾天，常常有個瘋婆婆出現在文化館外麵，手拿一朵紅花，目不轉睛地盯著我一個女弟子的房門，看起來不知所謂。”
“是她!”蘇館長長嘆了一口氣，“可憐天下父母心，作孽啊!”
季古越聽越糊塗，正待開口詢問，那個女職員已經把飯菜送了過來。
蘇館長將飯盒打開，推到季古麵前：“咱們邊吃邊聊吧，幾十年前的事情，這一說起來話就長了。”
看往事如煙還荒唐1
1967年，人類歷史上持續十幾年的一幕大悲劇已經拉開了帷幕進入了白熱化──那這就是至今提起來依然讓人寒心涼齒的“文革”浩劫。那一年，武吉市還叫做武吉縣，那一年，蘇進步十二歲。
六七年的夏天無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頂峰的時期，完全不同政治觀點的革命造反派保存自己消滅對方，恨不得找到十足的證據，把對方證明成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蘇進步雖說隻有十二歲，但在那個年頭也熱血沸騰地加入了紅衛兵，
武吉縣內的大街小巷天天有人發放傳單，說明某某派別做出了反革命行為，需要全黨共銖之。還有那些重要據點上的的廣播喇叭方陣，以超強的發射功率向周圍的革命群眾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這些革命大批判、大辯論進行到極限就是誰也說服不了誰，最終就是圖窮匕首現，武力解決問題，武鬥斷斷續續地開始發生。
武吉縣的造反派最終分裂為兩派，一派是以民兵為骨幹的“武聯”，一派是以紅衛兵為骨幹的“紅色陣線”，兩派相鬥的結果是“武聯”獲勝，占據武吉縣縣委大院，“紅色陣線”被趕出城區，盤踞在位於郊外的武吉縣文化館。
武吉縣文化館館長叫趙衡，四十來歲，建國後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是武吉市文化館成立以後任命的第一任館長，也是個博古通今的學者。當初之所以把文化館設立在郊外，就是趙衡提出來的。趙衡認為，文化館設在郊外，不僅可以安安靜靜做學問，還可以以此為輻射，建設武吉縣的文化新區。
在那個時候，年輕的趙衡就有把政務區、經濟區和文化區拆分規劃的念頭，可謂極有見地。
但他怎麽也沒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文化館會變成紅衛兵造反派的大本營。
“紅色聯盟”的頭頭姓範名衛國，二十來歲年紀，是地皮無賴出身。蘇進步因為人小機靈，很得伍衛國的賞識。那個年代的電影或者樣板戲中，但凡首長，身邊總有個年輕的警衛員。伍衛國附庸風雅，就讓蘇進步做了他的警衛員，引以為小親信。
進駐文化館之後，伍衛國就將所有的文化館工作人員趕出雙層樓房，讓他們在院子外麵搭棚居住。紅衛兵骨幹則霸占了原先的文化館員工宿舍。餘下的紅衛兵沒地方住，就將房間裏的古籍檔案一古腦地搬出來，扔的扔，燒的燒，把所以的房子騰空住人。
伍衛國將他的勢力在這裏紮牢後，接著又大搞運動，實行所謂的革命清洗，貼大字報，開批鬥會，並將附近村子的農民一起揪來，動員大家檢舉揭發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大毒草”。
趙衡趙館長第一個遭到批鬥，伍衛國給他的罪名是“敵特”，遠離市區設立文化館就是為了遠離黨的視線，和海外反動政權聯繫。
雖然誰也不相信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的趙館長會和特務扯上關係，可是在那個隻憑一台收音機就可以定性為“收聽敵台之敵特”的年代，任何申訴和幫襯都是無濟於事的，那隻會招來更大的羞辱和更深切的肉體痛苦。伍衛國代表人民宣判了趙衡的死刑，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受盡折磨的趙衡被拉到不遠處的山溝裏槍決。
趙衡的死在文化館掀起軒然大波，伍衛國也覺察到了這股暗潮洶湧，他一貫就是個嗅覺靈敏的人，為了平息民憤，伍衛國派手下將趙衡的屍體運回趙衡的老家武吉市紅光鄉，算是對罪犯的一個特別“恩典”。
但是讓大家意料不到的是，伍衛國送回了趙衡的屍體，卻將趙衡的剛滿十八歲的女兒趙蘭萍抓來了文化館，羅織的罪名的侵吞人民的財物。蘇進步偷偷問過那幾個抓人的紅衛兵，這才知道罪名的由來是趙家有不少書籍字畫。一個位於鄉村僻壤的農家，怎麽可以有藏書呢，趙衡作為文化館的館長，有監守自盜的嫌疑。
那個懷疑一切的年代，夫妻可以反目，兄弟能夠成仇，兒女會去揭發父母，學生酷愛批鬥老師……這些司空見慣的事實，已經讓大家盲目。誰也不會去想，趙衡作為建國後期的第一代大學生，是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書籍的。
這些若幹年後開起來啼笑皆非的罪名，在當時的確可以成立，包括當年的蘇進步，也覺得批鬥審訊趙蘭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知情不報，就是沒有階級覺悟，就是犯了包庇縱容罪!
蘇進步唯一接收不了的，就是伍衛國他們審訊趙蘭萍的方式。
看往事如煙還荒唐2
在趙蘭萍被抓來文化館的那天晚上，城內的“武聯”第一次出城，長距離跋涉來圍剿“紅色陣線”，戰鬥在距離文化館一公裏外打響，槍聲陣陣，炮聲隆隆，很遠就能聽得見。
蘇館長大吃一驚：“什麽瘋婆婆?”
季古道：“這幾天，常常有個瘋婆婆出現在文化館外麵，手拿一朵紅花，目不轉睛地盯著我一個女弟子的房門，看起來不知所謂。”
“是她!”蘇館長長嘆了一口氣，“可憐天下父母心，作孽啊!”
季古越聽越糊塗，正待開口詢問，那個女職員已經把飯菜送了過來。
蘇館長將飯盒打開，推到季古麵前：“咱們邊吃邊聊吧，幾十年前的事情，這一說起來話就長了。”
看往事如煙還荒唐1
1967年，人類歷史上持續十幾年的一幕大悲劇已經拉開了帷幕進入了白熱化──那這就是至今提起來依然讓人寒心涼齒的“文革”浩劫。那一年，武吉市還叫做武吉縣，那一年，蘇進步十二歲。
六七年的夏天無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頂峰的時期，完全不同政治觀點的革命造反派保存自己消滅對方，恨不得找到十足的證據，把對方證明成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蘇進步雖說隻有十二歲，但在那個年頭也熱血沸騰地加入了紅衛兵，
武吉縣內的大街小巷天天有人發放傳單，說明某某派別做出了反革命行為，需要全黨共銖之。還有那些重要據點上的的廣播喇叭方陣，以超強的發射功率向周圍的革命群眾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這些革命大批判、大辯論進行到極限就是誰也說服不了誰，最終就是圖窮匕首現，武力解決問題，武鬥斷斷續續地開始發生。
武吉縣的造反派最終分裂為兩派，一派是以民兵為骨幹的“武聯”，一派是以紅衛兵為骨幹的“紅色陣線”，兩派相鬥的結果是“武聯”獲勝，占據武吉縣縣委大院，“紅色陣線”被趕出城區，盤踞在位於郊外的武吉縣文化館。
武吉縣文化館館長叫趙衡，四十來歲，建國後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是武吉市文化館成立以後任命的第一任館長，也是個博古通今的學者。當初之所以把文化館設立在郊外，就是趙衡提出來的。趙衡認為，文化館設在郊外，不僅可以安安靜靜做學問，還可以以此為輻射，建設武吉縣的文化新區。
在那個時候，年輕的趙衡就有把政務區、經濟區和文化區拆分規劃的念頭，可謂極有見地。
但他怎麽也沒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文化館會變成紅衛兵造反派的大本營。
“紅色聯盟”的頭頭姓範名衛國，二十來歲年紀，是地皮無賴出身。蘇進步因為人小機靈，很得伍衛國的賞識。那個年代的電影或者樣板戲中，但凡首長，身邊總有個年輕的警衛員。伍衛國附庸風雅，就讓蘇進步做了他的警衛員，引以為小親信。
進駐文化館之後，伍衛國就將所有的文化館工作人員趕出雙層樓房，讓他們在院子外麵搭棚居住。紅衛兵骨幹則霸占了原先的文化館員工宿舍。餘下的紅衛兵沒地方住，就將房間裏的古籍檔案一古腦地搬出來，扔的扔，燒的燒，把所以的房子騰空住人。
伍衛國將他的勢力在這裏紮牢後，接著又大搞運動，實行所謂的革命清洗，貼大字報，開批鬥會，並將附近村子的農民一起揪來，動員大家檢舉揭發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大毒草”。
趙衡趙館長第一個遭到批鬥，伍衛國給他的罪名是“敵特”，遠離市區設立文化館就是為了遠離黨的視線，和海外反動政權聯繫。
雖然誰也不相信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的趙館長會和特務扯上關係，可是在那個隻憑一台收音機就可以定性為“收聽敵台之敵特”的年代，任何申訴和幫襯都是無濟於事的，那隻會招來更大的羞辱和更深切的肉體痛苦。伍衛國代表人民宣判了趙衡的死刑，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受盡折磨的趙衡被拉到不遠處的山溝裏槍決。
趙衡的死在文化館掀起軒然大波，伍衛國也覺察到了這股暗潮洶湧，他一貫就是個嗅覺靈敏的人，為了平息民憤，伍衛國派手下將趙衡的屍體運回趙衡的老家武吉市紅光鄉，算是對罪犯的一個特別“恩典”。
但是讓大家意料不到的是，伍衛國送回了趙衡的屍體，卻將趙衡的剛滿十八歲的女兒趙蘭萍抓來了文化館，羅織的罪名的侵吞人民的財物。蘇進步偷偷問過那幾個抓人的紅衛兵，這才知道罪名的由來是趙家有不少書籍字畫。一個位於鄉村僻壤的農家，怎麽可以有藏書呢，趙衡作為文化館的館長，有監守自盜的嫌疑。
那個懷疑一切的年代，夫妻可以反目，兄弟能夠成仇，兒女會去揭發父母，學生酷愛批鬥老師……這些司空見慣的事實，已經讓大家盲目。誰也不會去想，趙衡作為建國後期的第一代大學生，是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書籍的。
這些若幹年後開起來啼笑皆非的罪名，在當時的確可以成立，包括當年的蘇進步，也覺得批鬥審訊趙蘭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知情不報，就是沒有階級覺悟，就是犯了包庇縱容罪!
蘇進步唯一接收不了的，就是伍衛國他們審訊趙蘭萍的方式。
看往事如煙還荒唐2
在趙蘭萍被抓來文化館的那天晚上，城內的“武聯”第一次出城，長距離跋涉來圍剿“紅色陣線”，戰鬥在距離文化館一公裏外打響，槍聲陣陣，炮聲隆隆，很遠就能聽得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