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倒是一大發現。”
“是啊。”
稻本和吉武微笑著點點頭。那是一種放心和悽慘摻雜在一起的笑容。
“從這裏的病人身上你可以學到許多東西，大家都是麵對現實活得很精彩。對了，我給你們拍張紀念照吧。”
護士長拿出平時一直放在衣服口袋裏的數位相機，讓小仲站中間，稻本和吉武站在兩側。從拍出的照片看，小仲似乎正微笑著注視著鏡頭。
66
2月23日，星期六，下午1點。
森川來到代代木jhk廣播中心的gt-510演播室。
在進口處，活動導演遞給姓名牌後，向他指點了落座的位子。參加活動的共有30人，醫患兩方各占一半。聽眾座席共有三排，森川在安排醫療方落座的區域找了個中間位子坐下。
待出席人員全部到齊後，導演便宣布了幾個注意事項，比如發言要舉手，不能打斷別人的發言，發言時間控製在30秒至60秒之間，等等。他還提醒說，因為會後還要對內容進行編輯，所以請大家不用擔心說錯話或說漏話。這引起了現場一片笑聲。
討論會分兩個環節，先是活動的嘉賓進行討論，然後是台下的參加者發表意見。節目播放時間是一個星期後的3月2日晚上7點半。
導演說完後，接替上場的主持人便滿麵笑容地向大家打招呼，然後進行簡單的彩排，最後以“這樣的氣氛正合適。諸位都很能進入角色的嘛”這一略帶恭維的話結束退場。森川掃視了一下四周，心裏感到一陣輕鬆——有這麽一些人參加，看來自己不發言也過得去。
“現在請嘉賓入場。”
女導演助理話音剛落，四位嘉賓便魚貫而入。他們分別是癌症醫療中心的主任、女評論家、護士協會理事、臨床心理專業的大學教授。助理調整了一下台上的照明，在確認各項程序的準備工作都正確無誤後，導演便高喊一聲：“預備——開始!”
主持人宣布討論會開始，對嘉賓一一作了介紹後，嘉賓們便從各自的角度介紹目前癌症醫療情況。
在隨後的討論中，森川漸漸感覺自己與這些嘉賓在認識上的差異。在這裏，觀念性的理想主義占了上風。比如，醫生應與病人的心情和諧共鳴;即使到了晚期，癌症病人仍應維持自己的生活，等等，全是些華而不實的漂亮話。愈到後來愈將問題變得錯綜複雜，癌症治療的難處被不斷放大，最後將難題逼入了找不到任何解決辦法的死胡同。
嘉賓討論環節之後，主持人便轉向台下參與者。
“好，接下來，讓我們聽聽台下聽眾們都有些什麽看法。”
聽眾席上有五六個人舉起手來。主持人讓一個30多歲的瘦個女子先發言。
“我兩年前被診斷患了肺癌。當時醫生說過的話我至今忘不了。那時我是因為咳嗽、有痰去看病的，沒想到醫生一照x光就說十有八九是癌。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聽了醫生的話，眼前頓感一片漆黑。”
這番衝擊性的話引起了全場一陣騷動。人們討論起該以何種方式將癌症病情告知病人。這一討論快平息時，一位年輕的放射技師舉起手。
“在日本，體檢和診病動不動就會用到x光機，由此引發的癌症病例正在不斷增多。希望醫生為病人開x光檢查單時要慎之又慎。”
會場再次騷動起來。對此，嘉賓中的癌症醫療中心主任回應說：“確實有一定的危險性，但不做x光檢查醫生無法作出診斷，很難啊。”
森川想，自己是不是應該也說上幾句，但他又拿不準該說什麽好。
聽眾席上，一名中年女子訴說了她護理癌症晚期丈夫的經歷。
“當醫生說已無法治療時，那種打擊……”
這話頓時激活了森川腦海裏的某個記憶片段。一名胃癌病人怒喊一聲“這話等於是說你可以去等死了”後衝出了門診部。病人緊繃著的臉、自己的困惑和辯白，還有無可奈何的委屈心理，就像電影裏閃回的鏡頭，一一呈現在眼前。
那個時候，自己到底該說什麽好呢?那個同樣已無法治療的肝癌病人，因為沒有明確說明已失去治療價值而被迫繼續施以抗癌劑治療，最後還不是隻能住進監獄般的醫院迎接死期?
中年女子的話說完後，主持人接著說：“這確實是一個難題。也正因如此，近來informed consent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也就是在治療現場，病人家屬須在清楚了解手術風險的前提下簽署知情同意書……”
informed consent，對這個煞有介事的英文術語，森川有種很深的被欺騙感。他鼓起連自己都想不到的勇氣舉起了手。
“啊，這位，三鷹醫療中心的外科醫生森川先生，請。”
聽見指名，森川定了定有點急躁的心情後深吸了一口氣。
67
小仲每天依靠皮下注射嗎啡來緩解疼痛。體重再次跌入40公斤以下，手臂細到用大拇指和食指合起來就能握住，但他依然能用耳機欣賞保存在電腦裏的各種樂曲。
3月2日，星期六。這天小仲從一早起就覺得昏昏沉沉，直到傍晚才稍許清醒些。這是嗎啡造成的蒙嚨狀態留下的影響，倒是精神還可以。星期六值班的護士長臨下班前又來病房看了一下。
“是啊。”
稻本和吉武微笑著點點頭。那是一種放心和悽慘摻雜在一起的笑容。
“從這裏的病人身上你可以學到許多東西，大家都是麵對現實活得很精彩。對了，我給你們拍張紀念照吧。”
護士長拿出平時一直放在衣服口袋裏的數位相機，讓小仲站中間，稻本和吉武站在兩側。從拍出的照片看，小仲似乎正微笑著注視著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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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星期六，下午1點。
森川來到代代木jhk廣播中心的gt-510演播室。
在進口處，活動導演遞給姓名牌後，向他指點了落座的位子。參加活動的共有30人，醫患兩方各占一半。聽眾座席共有三排，森川在安排醫療方落座的區域找了個中間位子坐下。
待出席人員全部到齊後，導演便宣布了幾個注意事項，比如發言要舉手，不能打斷別人的發言，發言時間控製在30秒至60秒之間，等等。他還提醒說，因為會後還要對內容進行編輯，所以請大家不用擔心說錯話或說漏話。這引起了現場一片笑聲。
討論會分兩個環節，先是活動的嘉賓進行討論，然後是台下的參加者發表意見。節目播放時間是一個星期後的3月2日晚上7點半。
導演說完後，接替上場的主持人便滿麵笑容地向大家打招呼，然後進行簡單的彩排，最後以“這樣的氣氛正合適。諸位都很能進入角色的嘛”這一略帶恭維的話結束退場。森川掃視了一下四周，心裏感到一陣輕鬆——有這麽一些人參加，看來自己不發言也過得去。
“現在請嘉賓入場。”
女導演助理話音剛落，四位嘉賓便魚貫而入。他們分別是癌症醫療中心的主任、女評論家、護士協會理事、臨床心理專業的大學教授。助理調整了一下台上的照明，在確認各項程序的準備工作都正確無誤後，導演便高喊一聲：“預備——開始!”
主持人宣布討論會開始，對嘉賓一一作了介紹後，嘉賓們便從各自的角度介紹目前癌症醫療情況。
在隨後的討論中，森川漸漸感覺自己與這些嘉賓在認識上的差異。在這裏，觀念性的理想主義占了上風。比如，醫生應與病人的心情和諧共鳴;即使到了晚期，癌症病人仍應維持自己的生活，等等，全是些華而不實的漂亮話。愈到後來愈將問題變得錯綜複雜，癌症治療的難處被不斷放大，最後將難題逼入了找不到任何解決辦法的死胡同。
嘉賓討論環節之後，主持人便轉向台下參與者。
“好，接下來，讓我們聽聽台下聽眾們都有些什麽看法。”
聽眾席上有五六個人舉起手來。主持人讓一個30多歲的瘦個女子先發言。
“我兩年前被診斷患了肺癌。當時醫生說過的話我至今忘不了。那時我是因為咳嗽、有痰去看病的，沒想到醫生一照x光就說十有八九是癌。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聽了醫生的話，眼前頓感一片漆黑。”
這番衝擊性的話引起了全場一陣騷動。人們討論起該以何種方式將癌症病情告知病人。這一討論快平息時，一位年輕的放射技師舉起手。
“在日本，體檢和診病動不動就會用到x光機，由此引發的癌症病例正在不斷增多。希望醫生為病人開x光檢查單時要慎之又慎。”
會場再次騷動起來。對此，嘉賓中的癌症醫療中心主任回應說：“確實有一定的危險性，但不做x光檢查醫生無法作出診斷，很難啊。”
森川想，自己是不是應該也說上幾句，但他又拿不準該說什麽好。
聽眾席上，一名中年女子訴說了她護理癌症晚期丈夫的經歷。
“當醫生說已無法治療時，那種打擊……”
這話頓時激活了森川腦海裏的某個記憶片段。一名胃癌病人怒喊一聲“這話等於是說你可以去等死了”後衝出了門診部。病人緊繃著的臉、自己的困惑和辯白，還有無可奈何的委屈心理，就像電影裏閃回的鏡頭，一一呈現在眼前。
那個時候，自己到底該說什麽好呢?那個同樣已無法治療的肝癌病人，因為沒有明確說明已失去治療價值而被迫繼續施以抗癌劑治療，最後還不是隻能住進監獄般的醫院迎接死期?
中年女子的話說完後，主持人接著說：“這確實是一個難題。也正因如此，近來informed consent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也就是在治療現場，病人家屬須在清楚了解手術風險的前提下簽署知情同意書……”
informed consent，對這個煞有介事的英文術語，森川有種很深的被欺騙感。他鼓起連自己都想不到的勇氣舉起了手。
“啊，這位，三鷹醫療中心的外科醫生森川先生，請。”
聽見指名，森川定了定有點急躁的心情後深吸了一口氣。
67
小仲每天依靠皮下注射嗎啡來緩解疼痛。體重再次跌入40公斤以下，手臂細到用大拇指和食指合起來就能握住，但他依然能用耳機欣賞保存在電腦裏的各種樂曲。
3月2日，星期六。這天小仲從一早起就覺得昏昏沉沉，直到傍晚才稍許清醒些。這是嗎啡造成的蒙嚨狀態留下的影響，倒是精神還可以。星期六值班的護士長臨下班前又來病房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