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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與收穫——不為人知的真實故事 作者：[美]馬克·席勒/譯者：張麗華/龔維維/王婷/呂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直到元旦過去，我還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不過我們倒是決定了，等我的身體狀況恢復到可以長途旅行，我們就馬上離開這個國家，遠離所有可能的危險，去哥倫比亞療養。
最後，我終於有了一個決定，貌似也是我將這些歹徒繩之以法所採取的唯一行動。這些年來，許多人都批評我，質疑我的決定。然而局外人總是比較容易從另外的角度得出不一樣的定論，若是回過頭再來看這件事，我也會有不同的角度。但在那個緊要關頭，我沒有充裕的時間去做周全的考慮，隻是做了我當時認為最好的和最安全的選擇。後來，事實也證明了，說服警方相信我這件事很困難。旁人依舊對我的決定指手畫腳，基於錯誤和不完整的信息，局外人是很容易去評判和發表意見的，但對於我這個親歷者來說則是另一回事。
我決定通過一個獨立的第三方試著和那幫綁匪進行談判，為什麽?首先，除了我的親人之外，任何聽到我的遭遇的人都會嘲笑我被綁架的說法，他們相信這是我靠想像主觀臆造出來的，至於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其次，我沒有證據能夠證明我故事的真實性。我不能說服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去我的房子查看，證實他們就住在那兒，也不能讓他們到這個團夥的窩點去搜查屬於我的東西。在倉庫的那些日子讓我了解到他們並沒有多聰明，因此我知道，他們極有可能會愚蠢到同意與我們進行談判的份兒上，在這個過程中，還會供認他們的罪行。再不濟，我們至少也可以獲得一些對他們不利的證據，說服警方展開調查。
此外，我還覺得如果把我的故事公之於眾，或許他們就不會那麽急於找到我，也不會急於尋找下一個受害者再次作案。他們要是知道有人正在調查我的事，肯定會渾身不自在。我要去報警，這毋庸置疑。一切隻是時機的問題，等我有了足夠的證據，真相自然水落石出。最起碼也要讓他們處於被動，給他們個措手不及。我壓根兒也沒指望過那些歹徒會歸還我的財產，那也不是我的最終目的。
吉恩給我推薦了一個在綁架案談判方麵非常有名的組織，我給那邊打電話時，他們表示處理不了我這樣的案子，建議我直接打給聯邦調查局。他們大概是在嘲笑我，我真懊惱向他們求助。然後我打給了艾德·杜波依斯，他曾經去醫院看過我。我把自己的想法都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問他是否願意幫我。他說願意，讓我發給他一份書麵文件，包括相關人員的姓名，還有所有其他的有關信息。我照他說的做了，我們的工作關係就是從1995年1月開始的。
艾德需要的那些信息，我大部分早就寫好了。吉恩曾經建議我把倉庫裏發生的一切都記錄下來備用，他還認為寫出來能幫助我釋放，有助於我的身心恢復。我聽從了他的建議，在1995年1月的第一個禮拜就寫了將近兩百頁，大部分內容就是這本書的雛形。當我想起新的內容時便不斷地補充，讓所有的事件清晰起來。
與此同時，我的行動愈加靈活，疼痛也有所減退。我手上沒有任何資料能夠證明我的身份，因為歹徒拿走了我的錢包和家裏所有的文件。我腦子一熱，決定前往坦帕找我弟弟去辦理一個駕照副本。一月份第三個禮拜的某一天，我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上了飛往佛羅裏達的班機。我此行的目的還有一個，就是讓我弟弟相信事情的嚴重性，讓他保持低調，並且最大程度做好防範，因為他最有可能成為歹徒為了找到我而搜尋的目標。事實證明我是對的，一段時間過後，我了解到我的疑心沒有白費，盧戈和他的同夥們驅車到坦帕找我弟弟。我們很幸運，他們沒有找到他。
我上午到達坦帕，弟弟來機場接我。他帶我去駕照管理處補辦駕照，然後又把我送回機場。我們連午飯都沒吃，我在坦帕的時間總共不超過兩小時。我莫名地感激這個證件再次給予了我身份，這想法挺傻的，但是特殊時期也別無他法。我再次囑咐弟弟留意周圍任何舉止異常或是尾隨其後的人。
我回來之後，姐姐和妻子堅持要在外出辦事的時候把我帶在身邊。她們想讓我呼吸新鮮的空氣，重新開始一段所謂的正常生活。提到這一點，我已經很久輕易不敢冒險出去。我同意了，但外出的時候，妄想症總是驅使我四處查看歹徒的跡象，總覺得他們有可能在某個角落裏等著我。慢慢地，我變成了一個被囚禁在姐姐家的囚犯，也逐漸意識到自己需要從那些桎梏我的想法中解放出來。
與此同時，艾德·杜波依斯也在不辭辛勞地進行他的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一位名叫約翰·梅塞的註冊會計師已經對所有的文件進行了公證，而這個梅塞先生，艾德已經認識他25年了。梅塞之前是個健身愛好者，陽光健身房就是他的，那個健身房裏盡是對類固醇狂熱喜愛的健身者，從他那裏應該可以找到能夠提供更多線索或者直接聯繫上那幫犯罪分子的人。
事態變得更加複雜神秘起來，我記得德爾加多最初和盧戈勾搭上就是在陽光健身房，一些事情開始在我腦海裏拚湊。
一開始，梅塞否認他認識德爾加多和盧戈，還稱他對艾德所說的一無所知。碰巧我記得德爾加多的呼機號碼，艾德通過這個號碼找到了德爾加多本人，跟他說他們需要聚到一起把事情解決掉。德爾加多精明得很，他告訴艾德，他要先和盧戈聯繫，然後再給他回話，結果就杳無音信了。
最後，我終於有了一個決定，貌似也是我將這些歹徒繩之以法所採取的唯一行動。這些年來，許多人都批評我，質疑我的決定。然而局外人總是比較容易從另外的角度得出不一樣的定論，若是回過頭再來看這件事，我也會有不同的角度。但在那個緊要關頭，我沒有充裕的時間去做周全的考慮，隻是做了我當時認為最好的和最安全的選擇。後來，事實也證明了，說服警方相信我這件事很困難。旁人依舊對我的決定指手畫腳，基於錯誤和不完整的信息，局外人是很容易去評判和發表意見的，但對於我這個親歷者來說則是另一回事。
我決定通過一個獨立的第三方試著和那幫綁匪進行談判，為什麽?首先，除了我的親人之外，任何聽到我的遭遇的人都會嘲笑我被綁架的說法，他們相信這是我靠想像主觀臆造出來的，至於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其次，我沒有證據能夠證明我故事的真實性。我不能說服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去我的房子查看，證實他們就住在那兒，也不能讓他們到這個團夥的窩點去搜查屬於我的東西。在倉庫的那些日子讓我了解到他們並沒有多聰明，因此我知道，他們極有可能會愚蠢到同意與我們進行談判的份兒上，在這個過程中，還會供認他們的罪行。再不濟，我們至少也可以獲得一些對他們不利的證據，說服警方展開調查。
此外，我還覺得如果把我的故事公之於眾，或許他們就不會那麽急於找到我，也不會急於尋找下一個受害者再次作案。他們要是知道有人正在調查我的事，肯定會渾身不自在。我要去報警，這毋庸置疑。一切隻是時機的問題，等我有了足夠的證據，真相自然水落石出。最起碼也要讓他們處於被動，給他們個措手不及。我壓根兒也沒指望過那些歹徒會歸還我的財產，那也不是我的最終目的。
吉恩給我推薦了一個在綁架案談判方麵非常有名的組織，我給那邊打電話時，他們表示處理不了我這樣的案子，建議我直接打給聯邦調查局。他們大概是在嘲笑我，我真懊惱向他們求助。然後我打給了艾德·杜波依斯，他曾經去醫院看過我。我把自己的想法都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問他是否願意幫我。他說願意，讓我發給他一份書麵文件，包括相關人員的姓名，還有所有其他的有關信息。我照他說的做了，我們的工作關係就是從1995年1月開始的。
艾德需要的那些信息，我大部分早就寫好了。吉恩曾經建議我把倉庫裏發生的一切都記錄下來備用，他還認為寫出來能幫助我釋放，有助於我的身心恢復。我聽從了他的建議，在1995年1月的第一個禮拜就寫了將近兩百頁，大部分內容就是這本書的雛形。當我想起新的內容時便不斷地補充，讓所有的事件清晰起來。
與此同時，我的行動愈加靈活，疼痛也有所減退。我手上沒有任何資料能夠證明我的身份，因為歹徒拿走了我的錢包和家裏所有的文件。我腦子一熱，決定前往坦帕找我弟弟去辦理一個駕照副本。一月份第三個禮拜的某一天，我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上了飛往佛羅裏達的班機。我此行的目的還有一個，就是讓我弟弟相信事情的嚴重性，讓他保持低調，並且最大程度做好防範，因為他最有可能成為歹徒為了找到我而搜尋的目標。事實證明我是對的，一段時間過後，我了解到我的疑心沒有白費，盧戈和他的同夥們驅車到坦帕找我弟弟。我們很幸運，他們沒有找到他。
我上午到達坦帕，弟弟來機場接我。他帶我去駕照管理處補辦駕照，然後又把我送回機場。我們連午飯都沒吃，我在坦帕的時間總共不超過兩小時。我莫名地感激這個證件再次給予了我身份，這想法挺傻的，但是特殊時期也別無他法。我再次囑咐弟弟留意周圍任何舉止異常或是尾隨其後的人。
我回來之後，姐姐和妻子堅持要在外出辦事的時候把我帶在身邊。她們想讓我呼吸新鮮的空氣，重新開始一段所謂的正常生活。提到這一點，我已經很久輕易不敢冒險出去。我同意了，但外出的時候，妄想症總是驅使我四處查看歹徒的跡象，總覺得他們有可能在某個角落裏等著我。慢慢地，我變成了一個被囚禁在姐姐家的囚犯，也逐漸意識到自己需要從那些桎梏我的想法中解放出來。
與此同時，艾德·杜波依斯也在不辭辛勞地進行他的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一位名叫約翰·梅塞的註冊會計師已經對所有的文件進行了公證，而這個梅塞先生，艾德已經認識他25年了。梅塞之前是個健身愛好者，陽光健身房就是他的，那個健身房裏盡是對類固醇狂熱喜愛的健身者，從他那裏應該可以找到能夠提供更多線索或者直接聯繫上那幫犯罪分子的人。
事態變得更加複雜神秘起來，我記得德爾加多最初和盧戈勾搭上就是在陽光健身房，一些事情開始在我腦海裏拚湊。
一開始，梅塞否認他認識德爾加多和盧戈，還稱他對艾德所說的一無所知。碰巧我記得德爾加多的呼機號碼，艾德通過這個號碼找到了德爾加多本人，跟他說他們需要聚到一起把事情解決掉。德爾加多精明得很，他告訴艾德，他要先和盧戈聯繫，然後再給他回話，結果就杳無音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