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們猜想這可能是因為兩人都是同一民族的緣故——在阿姆斯特丹受害的女子也是個印度尼西亞人——準確點說，半個印度尼西亞人。是個妓女，名叫安簡尼特·蓋肯娜。兇手殺死她，可能是緣於某種原式的儀式或是復仇的衝動。但她的宗族和薩姆伯克並無任何關係。她的母親是印尼北方人，父親是個荷蘭人，在印尼服役期間邂逅她的母親，兩人結為連理，並在十八年前返回了阿姆斯特丹。”
“當我讀到在那裏居然發生了一起桃色謀殺案時，我真的感到很困惑，探長。薩姆伯克確實是個很不起眼的小地方，隻有沙灘和叢林，還有極少的橡膠種植園，以及幾片木薯地，也根本沒有人到那裏去旅遊，惟一的例外就是那裏曾經設立過一所名叫聖伊哥納提屋斯的醫學院。這個學校與天主教會毫無關係，它充其量也就是一所四流的學校，未被社會廣泛接受，教學設施簡陋，但收費卻極高——完全是所賺錢的學校，是一個很不謹慎的美國商人創辦的，因為稅收問題曾和當局發生過糾紛。印尼政府在1979年關閉了這所學校，但在1978年的時候它還在正常運轉之中，學生有四百多人——絕大多數是外國人，因為其它地方拒絕接受他們，他們才到這樣一所破學校來，實際上也隻有他們才能繳出那麽高的學費。
我設法弄到了一份七二級老師和學生的名單，然後和蓋肯娜遇害那段時間裏我們的出入境簽證記錄做了一下核對，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發現相同的名字。”
在萬·傑爾德談話的時候，丹尼爾掏出了從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資料庫中查詢到的那份受害者名單：1971年3月，洛杉礬;1973年7月，紐奧良;薩姆伯克案正好落在這兩個時間的中間。
“那份名錄就在你身邊嗎，警監?”
“就在我手頭上。”
“我給你念一些名字，看你的名錄上有沒有相同的。”
“好的。”
丹尼爾從頭念到尾。
“沒有，一個也沒有。”萬·傑爾德說道，“太簡單化了，肯定沒這麽簡單，我的探長。”
“不錯。但不管怎樣我還是想親自研究一下這份名錄。”
“今天我電傳給你，怎麽樣?”
“謝謝，再告訴我一些有關你們遇害者的情況，警監。”
萬·傑爾德對發生在阿姻斯特丹的兇殺案做了一番描述：安簡尼特·蓋肯娜屍體是在一個洗魚棚內發現的，洗魚棚在該市東北郊區的一個船塢附近。
“這個地方根偏僻，”警監說道，“就在著名的紅燈區往北一點——你到過阿姆斯特丹嗎，探長?”“僅僅一次，就在去年，是暫時停留。我所見的阿姆斯特丹很美麗，但我沒有機會遊覽這座城市。不過，紅燈區我確實見過。
“每個人都見過這裏的紅燈區，”萬·傑爾德說道，語氣有點悲哀，“但是，蓋肯娜的屍體被發現的那個船塢可不是我們的旅遊景點。晚上這裏很荒涼，除了那些夜遊者，那些醉漢，幾乎投人到那裏去。這個棚子沒有上鎖——裏麵除了啃剩的骨頭和一張摺疊式的桌子外什麽也沒有。她的屍體就放在這張桌子上，桌上鋪著一塊白色的床單。身上的傷口與你們第一個受害者完全一樣。我們的法醫說她被注射過海洛因，兇手至少使用過三把刀，鋒利得和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一樣，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屍體被擦洗得出奇得幹淨——上麵甚至找到擦洗過的印痕，沒有精液，也沒有血跡。擦洗屍體的肥皂是當地產的，這種品牌在我們這裏是極普通的，許多旅館就賣這種品牌的肥皂，這裏每年都有數十萬的旅館被轉讓、出售——所以罪犯留下的這惟一的一點線索幾乎毫無價值。我們曾試圖追查出床單的買主，但失敗了。”
“她是在現場被殺害的嗎?”
“不太清楚。但是她確實是在那裏被擦洗和放血的。這棚子裏有一個大水槽，是供養魚和洗魚用的，很大，足夠容納蓋肯娜的屍體。廢水流到了海裏，我們對水管進行了檢查，結果我們發現了帶有人血的魚的內髒。”
描述得十分精確、徹底，丹尼爾想，但沒什麽作用。
“我們曾對收押在審的性犯罪者和持刀行兇者進行了審查，也曾找過平時經常光顧這女孩的膘客談過，也曾問過紅燈區裏的每一個妓女和皮條客，問他們是否記得那天晚上她和誰出去的。
絕大多數人都說不知道，有幾個透露過一些情況，但經查證也純屬胡編亂造。如果我們知道兇手是個旅行殺手，就沒必要花這麽大的功夫去做這些無用功了，是嗎探長?”這個荷蘭人的聲音失去了先前的悅耳，突然間顯得很凝重，“現在你們已獲得了有關他的不少信息，我的朋友，希望我們能通力合作，逮住這魔鬼。”
“當然，我念給你聽的那些名宇，”丹尼爾說道，“任意一個在你們的出入境簽證記錄上出現了，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們都是重點懷疑對象嗎?”荷蘭人問道。
“不錯，應給予高度重視。”丹尼爾知道萬·傑爾德希望自己能多提供一些這樣的重點懷疑對象的名字，但他目前掌握的就這些，“如果你能發現這些人中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點消息，都將是非常有用的。”
“當我讀到在那裏居然發生了一起桃色謀殺案時，我真的感到很困惑，探長。薩姆伯克確實是個很不起眼的小地方，隻有沙灘和叢林，還有極少的橡膠種植園，以及幾片木薯地，也根本沒有人到那裏去旅遊，惟一的例外就是那裏曾經設立過一所名叫聖伊哥納提屋斯的醫學院。這個學校與天主教會毫無關係，它充其量也就是一所四流的學校，未被社會廣泛接受，教學設施簡陋，但收費卻極高——完全是所賺錢的學校，是一個很不謹慎的美國商人創辦的，因為稅收問題曾和當局發生過糾紛。印尼政府在1979年關閉了這所學校，但在1978年的時候它還在正常運轉之中，學生有四百多人——絕大多數是外國人，因為其它地方拒絕接受他們，他們才到這樣一所破學校來，實際上也隻有他們才能繳出那麽高的學費。
我設法弄到了一份七二級老師和學生的名單，然後和蓋肯娜遇害那段時間裏我們的出入境簽證記錄做了一下核對，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發現相同的名字。”
在萬·傑爾德談話的時候，丹尼爾掏出了從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資料庫中查詢到的那份受害者名單：1971年3月，洛杉礬;1973年7月，紐奧良;薩姆伯克案正好落在這兩個時間的中間。
“那份名錄就在你身邊嗎，警監?”
“就在我手頭上。”
“我給你念一些名字，看你的名錄上有沒有相同的。”
“好的。”
丹尼爾從頭念到尾。
“沒有，一個也沒有。”萬·傑爾德說道，“太簡單化了，肯定沒這麽簡單，我的探長。”
“不錯。但不管怎樣我還是想親自研究一下這份名錄。”
“今天我電傳給你，怎麽樣?”
“謝謝，再告訴我一些有關你們遇害者的情況，警監。”
萬·傑爾德對發生在阿姻斯特丹的兇殺案做了一番描述：安簡尼特·蓋肯娜屍體是在一個洗魚棚內發現的，洗魚棚在該市東北郊區的一個船塢附近。
“這個地方根偏僻，”警監說道，“就在著名的紅燈區往北一點——你到過阿姆斯特丹嗎，探長?”“僅僅一次，就在去年，是暫時停留。我所見的阿姆斯特丹很美麗，但我沒有機會遊覽這座城市。不過，紅燈區我確實見過。
“每個人都見過這裏的紅燈區，”萬·傑爾德說道，語氣有點悲哀，“但是，蓋肯娜的屍體被發現的那個船塢可不是我們的旅遊景點。晚上這裏很荒涼，除了那些夜遊者，那些醉漢，幾乎投人到那裏去。這個棚子沒有上鎖——裏麵除了啃剩的骨頭和一張摺疊式的桌子外什麽也沒有。她的屍體就放在這張桌子上，桌上鋪著一塊白色的床單。身上的傷口與你們第一個受害者完全一樣。我們的法醫說她被注射過海洛因，兇手至少使用過三把刀，鋒利得和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一樣，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屍體被擦洗得出奇得幹淨——上麵甚至找到擦洗過的印痕，沒有精液，也沒有血跡。擦洗屍體的肥皂是當地產的，這種品牌在我們這裏是極普通的，許多旅館就賣這種品牌的肥皂，這裏每年都有數十萬的旅館被轉讓、出售——所以罪犯留下的這惟一的一點線索幾乎毫無價值。我們曾試圖追查出床單的買主，但失敗了。”
“她是在現場被殺害的嗎?”
“不太清楚。但是她確實是在那裏被擦洗和放血的。這棚子裏有一個大水槽，是供養魚和洗魚用的，很大，足夠容納蓋肯娜的屍體。廢水流到了海裏，我們對水管進行了檢查，結果我們發現了帶有人血的魚的內髒。”
描述得十分精確、徹底，丹尼爾想，但沒什麽作用。
“我們曾對收押在審的性犯罪者和持刀行兇者進行了審查，也曾找過平時經常光顧這女孩的膘客談過，也曾問過紅燈區裏的每一個妓女和皮條客，問他們是否記得那天晚上她和誰出去的。
絕大多數人都說不知道，有幾個透露過一些情況，但經查證也純屬胡編亂造。如果我們知道兇手是個旅行殺手，就沒必要花這麽大的功夫去做這些無用功了，是嗎探長?”這個荷蘭人的聲音失去了先前的悅耳，突然間顯得很凝重，“現在你們已獲得了有關他的不少信息，我的朋友，希望我們能通力合作，逮住這魔鬼。”
“當然，我念給你聽的那些名宇，”丹尼爾說道，“任意一個在你們的出入境簽證記錄上出現了，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們都是重點懷疑對象嗎?”荷蘭人問道。
“不錯，應給予高度重視。”丹尼爾知道萬·傑爾德希望自己能多提供一些這樣的重點懷疑對象的名字，但他目前掌握的就這些，“如果你能發現這些人中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點消息，都將是非常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