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羅沙醫生住在拉馬拉。他是個非常敬業的人，一個很好的內科醫生。他每次看望過他的父母後才到這兒來，有時會一直工作到夜裏。我們給了他一間房子，免得他疲憊不堪的時候還得開車回家。我沒法知道他昨晚有沒有使用那個房間。”
“請你告訴我醫生們的名字。”
“理察·卡特，哈桑·阿比亞迪，瓦立德·達羅沙。”
“謝謝。還有其他人嗎?”
“瑪依拉·克霍利，我們的秘書;齊亞——你已經見過了;還有我自己。”
丹尼爾檢查了一下他的記錄：“卡特醫生是美國人嗎?”
“是加拿大人。阿比亞迪大夫是耶路撤冷本地人。”
丹尼爾知道一個阿比亞迪家族。他們是蔬菜水果零售商，在老城裏有一個攤點，就在鏈街上。他很想知道他們之間有何種聯繫。
“瑪依拉是黎巴嫩人，”布爾德溫說，“齊亞是巴勒斯坦人，我則是從偉大的孤星之州德克薩斯來的。就這麽多了。”
“病人們的情況是什麽樣的?”
“今天沒有門診，是為了紀念穆斯林的安息日。”
“我是指住院的病人。”
布爾德溫皺皺眉：“我剛才已經解釋過了，我們的主要職責是接待門診病人和外派醫療人員進行醫療服務。我們的目標是與那些通常不可能進行衛生保健的人接觸。我們診斷出病情，指導他們到適當的地方接受治療。”
“隻是個推舉中心。”
“在某種意義上是這樣。但我們的確也在我們的診所中實施最主要的治療措施。”
“因此病人是不準進這兒來的?”
“我不能說從來不，但確實極少。”
這麽大的一棟樓，丹尼爾想，隻住了幾個人，病房和病床都空著，窮困的阿拉伯人隻能見到幾名告訴他們去哪裏找別的醫生的醫生。這似乎很蠢，這種象徵性地實行某種職能的行為是典型的聯合國風格。
“海亞伯先生，”他說，“他的職責是什麽?”
“看門，保管工作和一般性的維修。”
“這座房子要讓一個人來維護未免太大了。”
“有一些清潔工來做日常的打掃工作，是幾名從東耶路撤冷來的婦女。齊亞幫她們做些零碎的雜務。”
“海亞伯先生和達羅抄醫生都是從拉馬拉來的。在海亞伯先生開始在這裏工作之前他們彼此認識嗎?”
“達羅沙醫生推薦了齊亞來做這份工作。除此以外，我沒什麽可告訴你的了。”
“海亞伯先生告訴我他與醫院的第一次接觸是以一名病人的身份。達羅沙醫生是他的主治醫生嗎?”
“這個問題你得去和達羅沙醫生談。”
“很好，”丹尼爾說著，站起身來，“我正想這樣做。”
布爾德溫打了幾個電話，但是沒人接。於是他帶著丹尼爾穿過大廳，走到發出打字機聲響的地方。瑪依拉·克霍利大約二十五歲，是個長相很可愛的女子，有豐滿的嘴唇，染成了棕紅色的捲髮，土黃色的大眼睛。她穿著合身的西式服裝，指甲長長的，塗了指甲油，是那種解放了的貝魯特婦女。丹尼爾很想知道她怎麽會來以色列工作，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那是她和布爾德溫之間迅速交換的一個眼神，暗示出兩人並不僅僅是老闆和秘書的關係。美國人用很差勁的阿拉伯語對她說了幾句，而她則用有教養的黎巴嫩口音作答。
“達羅沙醫生昨晚是在這兒睡的嗎，瑪依拉?”
“我不知道，先生。”
“他現在在醫院裏嗎?”
“是的，先生。在第四檢查室裏。剛才來了一名急診病人。”
“跟我來吧，沙拉維警官。”
檢查室在樓梯的另一頭，大樓的西翼裏，是五間門上標著數字的房間，以前用作僕人的住處。布爾德溫輕輕敲了敲第四間的門，然後打開它。裏麵的房間漆成了孔雀藍色，拱形天花板下是一扇分成許多小格的窗戶。一麵牆上接著一個橄欖木刻的耶穌受難十字架和一隻白色金屬急救箱。占據地板最多空間的是一張白色檢查台，旁邊立著一個白色的櫃子。天花板上懸掛著一盞白色的燈，放射出冷冷的光。
檢查台上躺著一個男人——從他那灰撲撲的外衣看是名農場工人，一動不動。一隻胳膊放在身側，另一隻胳膊被一個穿著白大褂的男人握在手中，後者抬頭看著兩個不速之客。
“早上好，達羅沙醫生。”布爾德溫說。
達羅沙示意他們稍等，又把注意力轉回那隻胳膊上，丹尼爾發現病人的胳膊又紅又光滑，像煮熟的香腸。醫生是個矮個子，膚色較深，五十來歲，頭髮濃密粗糙，戴著黑邊眼鏡。他的白大褂上過漿，一塵不染，扣子係得很整齊，裏麵穿著白襯衣，繫著深色領帶。聽診器像圍巾一樣掛在脖子上。他的腳又小又瘦，穿著一雙黑色平底皮便鞋。他不斷地倒換著重心，好像哪隻腳都很少著地似的。
“多少隻馬蜂叮了你?”他用一種低沉、權威性的口氣問。
“請你告訴我醫生們的名字。”
“理察·卡特，哈桑·阿比亞迪，瓦立德·達羅沙。”
“謝謝。還有其他人嗎?”
“瑪依拉·克霍利，我們的秘書;齊亞——你已經見過了;還有我自己。”
丹尼爾檢查了一下他的記錄：“卡特醫生是美國人嗎?”
“是加拿大人。阿比亞迪大夫是耶路撤冷本地人。”
丹尼爾知道一個阿比亞迪家族。他們是蔬菜水果零售商，在老城裏有一個攤點，就在鏈街上。他很想知道他們之間有何種聯繫。
“瑪依拉是黎巴嫩人，”布爾德溫說，“齊亞是巴勒斯坦人，我則是從偉大的孤星之州德克薩斯來的。就這麽多了。”
“病人們的情況是什麽樣的?”
“今天沒有門診，是為了紀念穆斯林的安息日。”
“我是指住院的病人。”
布爾德溫皺皺眉：“我剛才已經解釋過了，我們的主要職責是接待門診病人和外派醫療人員進行醫療服務。我們的目標是與那些通常不可能進行衛生保健的人接觸。我們診斷出病情，指導他們到適當的地方接受治療。”
“隻是個推舉中心。”
“在某種意義上是這樣。但我們的確也在我們的診所中實施最主要的治療措施。”
“因此病人是不準進這兒來的?”
“我不能說從來不，但確實極少。”
這麽大的一棟樓，丹尼爾想，隻住了幾個人，病房和病床都空著，窮困的阿拉伯人隻能見到幾名告訴他們去哪裏找別的醫生的醫生。這似乎很蠢，這種象徵性地實行某種職能的行為是典型的聯合國風格。
“海亞伯先生，”他說，“他的職責是什麽?”
“看門，保管工作和一般性的維修。”
“這座房子要讓一個人來維護未免太大了。”
“有一些清潔工來做日常的打掃工作，是幾名從東耶路撤冷來的婦女。齊亞幫她們做些零碎的雜務。”
“海亞伯先生和達羅抄醫生都是從拉馬拉來的。在海亞伯先生開始在這裏工作之前他們彼此認識嗎?”
“達羅沙醫生推薦了齊亞來做這份工作。除此以外，我沒什麽可告訴你的了。”
“海亞伯先生告訴我他與醫院的第一次接觸是以一名病人的身份。達羅沙醫生是他的主治醫生嗎?”
“這個問題你得去和達羅沙醫生談。”
“很好，”丹尼爾說著，站起身來，“我正想這樣做。”
布爾德溫打了幾個電話，但是沒人接。於是他帶著丹尼爾穿過大廳，走到發出打字機聲響的地方。瑪依拉·克霍利大約二十五歲，是個長相很可愛的女子，有豐滿的嘴唇，染成了棕紅色的捲髮，土黃色的大眼睛。她穿著合身的西式服裝，指甲長長的，塗了指甲油，是那種解放了的貝魯特婦女。丹尼爾很想知道她怎麽會來以色列工作，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那是她和布爾德溫之間迅速交換的一個眼神，暗示出兩人並不僅僅是老闆和秘書的關係。美國人用很差勁的阿拉伯語對她說了幾句，而她則用有教養的黎巴嫩口音作答。
“達羅沙醫生昨晚是在這兒睡的嗎，瑪依拉?”
“我不知道，先生。”
“他現在在醫院裏嗎?”
“是的，先生。在第四檢查室裏。剛才來了一名急診病人。”
“跟我來吧，沙拉維警官。”
檢查室在樓梯的另一頭，大樓的西翼裏，是五間門上標著數字的房間，以前用作僕人的住處。布爾德溫輕輕敲了敲第四間的門，然後打開它。裏麵的房間漆成了孔雀藍色，拱形天花板下是一扇分成許多小格的窗戶。一麵牆上接著一個橄欖木刻的耶穌受難十字架和一隻白色金屬急救箱。占據地板最多空間的是一張白色檢查台，旁邊立著一個白色的櫃子。天花板上懸掛著一盞白色的燈，放射出冷冷的光。
檢查台上躺著一個男人——從他那灰撲撲的外衣看是名農場工人，一動不動。一隻胳膊放在身側，另一隻胳膊被一個穿著白大褂的男人握在手中，後者抬頭看著兩個不速之客。
“早上好，達羅沙醫生。”布爾德溫說。
達羅沙示意他們稍等，又把注意力轉回那隻胳膊上，丹尼爾發現病人的胳膊又紅又光滑，像煮熟的香腸。醫生是個矮個子，膚色較深，五十來歲，頭髮濃密粗糙，戴著黑邊眼鏡。他的白大褂上過漿，一塵不染，扣子係得很整齊，裏麵穿著白襯衣，繫著深色領帶。聽診器像圍巾一樣掛在脖子上。他的腳又小又瘦，穿著一雙黑色平底皮便鞋。他不斷地倒換著重心，好像哪隻腳都很少著地似的。
“多少隻馬蜂叮了你?”他用一種低沉、權威性的口氣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