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說:“你怎麽像個憤青?又和黎鵬吵架了吧,大晚上跑回來,不用想都知道你為了什麽,沒出息。”
我問:“我怎麽沒出息了,每次和黎鵬吵架,我都贏!”
她說:“贏了你幹嘛跑回來?”
我說:“我這是謙讓,眼不見為淨,我不能忍受和這樣一個男人躺在同一張床上。”
說完,我轉身走進了書房,我爸已經送完了表姨,正躲在裏麵喝茶。
我一屁股坐到他麵前,雙目灼灼的盯著他,令他不得不放下手裏的書,抬頭看我,接著摘下老花眼鏡,嘆氣道:“說吧,怎麽了?”
我說:“採訪您一下,請您以一個男人的身份回答我,而不是父親的。”
我爸撇撇嘴,道:“又和黎鵬吵架了吧?”
這樣顯而易見的事實,為什麽每個人都要用嘴說出來,而不願意裝在心裏?
我將和黎先生吵架的來龍去脈講了一遍,然後補充了一句:“我不想和我媽說的原因,就是因為她永遠隻會站在黎鵬的立場替他考慮他的難處,難道我不需要被人理解麽,我也不求她能和我一起聲討黎鵬,隻希望在這樣的時候,她能給我點精神鼓勵,而不是一味的說黎鵬有多好,是我任性,黎鵬處處人讓我,是我不懂得珍惜,這類拱火兒的話!”
我爸聽後沉默了一會兒,接著問道:“你知道結婚最需要什麽麽?”
我說:“不會是理解吧?這個我知道,問題是……做不到。”
他說:“是忍耐。”
我不語,眼下最恨的就是這兩個字。
我爸說:“做生意最主要的就是學習和人打交道,再建立自我的誠信度。遇到狡猾的人,就要繃緊全身的弦,片刻不能鬆怠,遇到大大咧咧的人也不能放鬆,也許他的大大咧咧就是為了讓你放鬆好從中獲利的假象。做生意,心很累,不比居家過日子輕鬆,可是為什麽還是有這麽多人做生意?”
我說:“因為商人賺得多,回報高,高回報可以彌補精神上的損失。”
我爸問:“那你為什麽要和黎鵬結婚?”
我又不語了。
我爸說:“因為你愛黎鵬,他也愛你,就算你們總是為了同一件事吵架,你們之間的愛情也可以彌補這些精神損失。”
我問:“是不是不管和什麽樣的人結婚,都會為了這些瑣事吵架?”
我爸說:“隻要是人,就有分歧,你和你媽還曾為了吃藥的問題吵過幾次,那件事是大事麽?”
我說:“那是不是在你們男人眼裏,家裏的事都不能算是大事?不值得計較?”
我爸不說話,但他臉上的表情已經給了我答案。
男人和女人看事的角度不同,他們不能理解女人所謂的“大事”,卻又試圖讓女人理解他們所謂的“大事”,兩種“大事”有天壤之別,男人和女人卻很少去想每個人對事的大小都有不同定義,隻會想自己的事才是“大事”,尤其是比起對方的。
這天晚上,黎先生來了四通電話,十五條簡訊,從開始的“你在哪裏”、“晚上早點睡,明天我去接你”,發展到“若若,別氣了,是我不好”。很顯然,我媽透露了我的去處。
我也不得不承認,不管是他當初對林若的道歉簡訊,還是現在對我的,都一樣動聽。
於是,鑑於他認錯態度良好,他打來的第四通電話,我接了。
他問:“還生氣麽?我道歉。”
我說:“不氣了,我接受你的道歉。”
沉默了一下,他說:“明天下了班,就回家吧,我在地鐵站接你。”
我不答,說:“以後再吵架,你走,我不走。”
他說:“不會的,咱們以後不會再吵了。”
我說:“要是萬一吵了呢?今天吵架之前,咱們也沒預料到會吵架吧?”
他說:“要是再吵架,我也會讓著你。”
我說:“你今天可沒表現出謙讓的美德。”
他說:“那好,如果再吵架,我走,你留守,行麽?”
我“嗯”了一聲,說:“這是你說的,說到要做到。”
我希望黎先生能明白,吵架的重點不是誰能贏得口頭上的勝利,而是看著對方在行動上的落荒而逃,即使我在口頭上贏了,也不能彌補我跑回娘家的屈辱。
第二天,我是坐地鐵上班去的,從娘家出發,到公司需要坐七站地,中間還需要轉換一次。
轉換的時候,我遇到了張總。
他站在交叉口,左看右看,很明顯是第一次換乘。
我走過去,叫住他,他回頭,鬆了口氣,說:“碰到你就好了,我正不知道從哪裏走。”
我們一起走了左邊的路,我不言,他不語,直到排在等候地鐵的隊伍裏,他才問我是不是春節過的太累了。
我說:“過節好像就是為了當散財童子吧,一年的辛苦錢,花在七天裏,還要支付體力當利息。”
他說:“是啊,花錢受累,不知道圖什麽。”
我見他也是一臉疲倦,問道:“您春節怎麽過的?”
他說,和父母吃了一頓飯,又和前妻的父母吃了一頓飯,剩下的時間都在忙工作。
我說,張總,您可真是運籌帷幄。
他說,他不是運籌帷幄,他隻是有憂患意識。
我問什麽叫憂患意識,在和諧社會,用得著憂患麽?
他說,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國家,人都要有憂患意識,爬得越高,憂患的東西越多。他還說,很多人在他這個位置已經放鬆了精神,以為名利雙收一輩子衣食無憂,但其實災難和意外往往就發生在你最最誌得意滿的下一秒,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錢,不給你防備和反擊的時間,甚至是再爬起來的機會。
我說,這樣活著太累了,您準備憂患一輩子麽?
他說,不知道是不是一輩子,但會憂患到決定不再憂患的那一天。
張總的話讓我想到了黎先生,在張總憂患實多的七天裏,黎先生都在幹什麽?被親戚折磨的精力憔悴,被父母的病情嚇得麵無血色,又利用最後一點時間和我吵了一架。
這七天真是緊鑼密鼓,讓我們連喘口氣都覺得奢侈。
憂患,我們隻憂患婚姻。
第一天上班,我以為會風平浪靜,因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沒有返回,三五個北京戶口的懶懶散散,閑磕牙,閑聊天,抽空給客戶打電話,互問春節是否愉快,盡管大家心裏都有數,春節過得真正愉快的人,也許隻有十八歲以下還在拿壓歲錢的祖國花朵。
為了應驗了張總說的“憂患論”,在我最無防備的這一天,發生了三件事,都不一般。
梵融先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裏,和我談了一件工作以外的事。這有悖於她公事公辦的一貫作風,令我猝不及防。
她說,鄒之明給了她很大打擊。
我能理解,鄒之明一向擅長打擊人。
她說,她發現了鄒之明三個秘密,一個是他的筆名,一個是他的博客,一個是他的書居然賣得很好。
我玩味著“居然”二字,心道,在梵融這樣的女強人眼裏,鄒之明的家庭地位應該是很低的,如今被反客為主了,可能會開始懷疑人生。
她說,從知道鄒之明的筆名那一刻開始,一切都不一樣了。她在網上搜索到“和睦”博客,看到了強大的點擊率和幽默詼諧的文字,然後,她又讀了鄒之明寫的書,心情五味雜陳,一麵認同書裏那些體諒和了解女人的探討,一麵懷疑為何寫這本書的人做不到自己寫的觀念,她有些崇拜鄒之明,卻又厭惡他的紙上談兵。接著,在他們出去吃飯的時候,他們遇到了鄒之明的粉絲,全是女性,她看得出來,鄒之明是一個深得女人緣的才子,盡管她一直忽略了這點。
種種跡象顯示,“和睦”就是鄒之明的麵具,鄒之明一直戴著麵具生活,睡在她身邊,令她不安和興奮。
我問,為什麽不安,又為什麽興奮。
她說,不安在於,她懷疑鄒之明有雙重人格,興奮在於,她又找回了當初戀愛的不確定感,因為不確定,所以才患得患失,所以戀愛才顯得更朦朧和琢磨不透,令人更嚮往,更想探求。
然後,她反問我:“你和他呢,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梵融的眼神充滿了好奇和真誠,讓我有種若是不認真作答就會褻瀆愛情的罪惡感。
就在我不禁懷疑她是不是故意試探的剎那,我說:“有吧,我也有這種感覺。”
我問:“我怎麽沒出息了,每次和黎鵬吵架,我都贏!”
她說:“贏了你幹嘛跑回來?”
我說:“我這是謙讓,眼不見為淨,我不能忍受和這樣一個男人躺在同一張床上。”
說完,我轉身走進了書房,我爸已經送完了表姨,正躲在裏麵喝茶。
我一屁股坐到他麵前,雙目灼灼的盯著他,令他不得不放下手裏的書,抬頭看我,接著摘下老花眼鏡,嘆氣道:“說吧,怎麽了?”
我說:“採訪您一下,請您以一個男人的身份回答我,而不是父親的。”
我爸撇撇嘴,道:“又和黎鵬吵架了吧?”
這樣顯而易見的事實,為什麽每個人都要用嘴說出來,而不願意裝在心裏?
我將和黎先生吵架的來龍去脈講了一遍,然後補充了一句:“我不想和我媽說的原因,就是因為她永遠隻會站在黎鵬的立場替他考慮他的難處,難道我不需要被人理解麽,我也不求她能和我一起聲討黎鵬,隻希望在這樣的時候,她能給我點精神鼓勵,而不是一味的說黎鵬有多好,是我任性,黎鵬處處人讓我,是我不懂得珍惜,這類拱火兒的話!”
我爸聽後沉默了一會兒,接著問道:“你知道結婚最需要什麽麽?”
我說:“不會是理解吧?這個我知道,問題是……做不到。”
他說:“是忍耐。”
我不語,眼下最恨的就是這兩個字。
我爸說:“做生意最主要的就是學習和人打交道,再建立自我的誠信度。遇到狡猾的人,就要繃緊全身的弦,片刻不能鬆怠,遇到大大咧咧的人也不能放鬆,也許他的大大咧咧就是為了讓你放鬆好從中獲利的假象。做生意,心很累,不比居家過日子輕鬆,可是為什麽還是有這麽多人做生意?”
我說:“因為商人賺得多,回報高,高回報可以彌補精神上的損失。”
我爸問:“那你為什麽要和黎鵬結婚?”
我又不語了。
我爸說:“因為你愛黎鵬,他也愛你,就算你們總是為了同一件事吵架,你們之間的愛情也可以彌補這些精神損失。”
我問:“是不是不管和什麽樣的人結婚,都會為了這些瑣事吵架?”
我爸說:“隻要是人,就有分歧,你和你媽還曾為了吃藥的問題吵過幾次,那件事是大事麽?”
我說:“那是不是在你們男人眼裏,家裏的事都不能算是大事?不值得計較?”
我爸不說話,但他臉上的表情已經給了我答案。
男人和女人看事的角度不同,他們不能理解女人所謂的“大事”,卻又試圖讓女人理解他們所謂的“大事”,兩種“大事”有天壤之別,男人和女人卻很少去想每個人對事的大小都有不同定義,隻會想自己的事才是“大事”,尤其是比起對方的。
這天晚上,黎先生來了四通電話,十五條簡訊,從開始的“你在哪裏”、“晚上早點睡,明天我去接你”,發展到“若若,別氣了,是我不好”。很顯然,我媽透露了我的去處。
我也不得不承認,不管是他當初對林若的道歉簡訊,還是現在對我的,都一樣動聽。
於是,鑑於他認錯態度良好,他打來的第四通電話,我接了。
他問:“還生氣麽?我道歉。”
我說:“不氣了,我接受你的道歉。”
沉默了一下,他說:“明天下了班,就回家吧,我在地鐵站接你。”
我不答,說:“以後再吵架,你走,我不走。”
他說:“不會的,咱們以後不會再吵了。”
我說:“要是萬一吵了呢?今天吵架之前,咱們也沒預料到會吵架吧?”
他說:“要是再吵架,我也會讓著你。”
我說:“你今天可沒表現出謙讓的美德。”
他說:“那好,如果再吵架,我走,你留守,行麽?”
我“嗯”了一聲,說:“這是你說的,說到要做到。”
我希望黎先生能明白,吵架的重點不是誰能贏得口頭上的勝利,而是看著對方在行動上的落荒而逃,即使我在口頭上贏了,也不能彌補我跑回娘家的屈辱。
第二天,我是坐地鐵上班去的,從娘家出發,到公司需要坐七站地,中間還需要轉換一次。
轉換的時候,我遇到了張總。
他站在交叉口,左看右看,很明顯是第一次換乘。
我走過去,叫住他,他回頭,鬆了口氣,說:“碰到你就好了,我正不知道從哪裏走。”
我們一起走了左邊的路,我不言,他不語,直到排在等候地鐵的隊伍裏,他才問我是不是春節過的太累了。
我說:“過節好像就是為了當散財童子吧,一年的辛苦錢,花在七天裏,還要支付體力當利息。”
他說:“是啊,花錢受累,不知道圖什麽。”
我見他也是一臉疲倦,問道:“您春節怎麽過的?”
他說,和父母吃了一頓飯,又和前妻的父母吃了一頓飯,剩下的時間都在忙工作。
我說,張總,您可真是運籌帷幄。
他說,他不是運籌帷幄,他隻是有憂患意識。
我問什麽叫憂患意識,在和諧社會,用得著憂患麽?
他說,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國家,人都要有憂患意識,爬得越高,憂患的東西越多。他還說,很多人在他這個位置已經放鬆了精神,以為名利雙收一輩子衣食無憂,但其實災難和意外往往就發生在你最最誌得意滿的下一秒,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錢,不給你防備和反擊的時間,甚至是再爬起來的機會。
我說,這樣活著太累了,您準備憂患一輩子麽?
他說,不知道是不是一輩子,但會憂患到決定不再憂患的那一天。
張總的話讓我想到了黎先生,在張總憂患實多的七天裏,黎先生都在幹什麽?被親戚折磨的精力憔悴,被父母的病情嚇得麵無血色,又利用最後一點時間和我吵了一架。
這七天真是緊鑼密鼓,讓我們連喘口氣都覺得奢侈。
憂患,我們隻憂患婚姻。
第一天上班,我以為會風平浪靜,因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沒有返回,三五個北京戶口的懶懶散散,閑磕牙,閑聊天,抽空給客戶打電話,互問春節是否愉快,盡管大家心裏都有數,春節過得真正愉快的人,也許隻有十八歲以下還在拿壓歲錢的祖國花朵。
為了應驗了張總說的“憂患論”,在我最無防備的這一天,發生了三件事,都不一般。
梵融先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裏,和我談了一件工作以外的事。這有悖於她公事公辦的一貫作風,令我猝不及防。
她說,鄒之明給了她很大打擊。
我能理解,鄒之明一向擅長打擊人。
她說,她發現了鄒之明三個秘密,一個是他的筆名,一個是他的博客,一個是他的書居然賣得很好。
我玩味著“居然”二字,心道,在梵融這樣的女強人眼裏,鄒之明的家庭地位應該是很低的,如今被反客為主了,可能會開始懷疑人生。
她說,從知道鄒之明的筆名那一刻開始,一切都不一樣了。她在網上搜索到“和睦”博客,看到了強大的點擊率和幽默詼諧的文字,然後,她又讀了鄒之明寫的書,心情五味雜陳,一麵認同書裏那些體諒和了解女人的探討,一麵懷疑為何寫這本書的人做不到自己寫的觀念,她有些崇拜鄒之明,卻又厭惡他的紙上談兵。接著,在他們出去吃飯的時候,他們遇到了鄒之明的粉絲,全是女性,她看得出來,鄒之明是一個深得女人緣的才子,盡管她一直忽略了這點。
種種跡象顯示,“和睦”就是鄒之明的麵具,鄒之明一直戴著麵具生活,睡在她身邊,令她不安和興奮。
我問,為什麽不安,又為什麽興奮。
她說,不安在於,她懷疑鄒之明有雙重人格,興奮在於,她又找回了當初戀愛的不確定感,因為不確定,所以才患得患失,所以戀愛才顯得更朦朧和琢磨不透,令人更嚮往,更想探求。
然後,她反問我:“你和他呢,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梵融的眼神充滿了好奇和真誠,讓我有種若是不認真作答就會褻瀆愛情的罪惡感。
就在我不禁懷疑她是不是故意試探的剎那,我說:“有吧,我也有這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