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說：“你怎麽像個憤青？又和黎鵬吵架了吧，大晚上跑回來，不用想都知道你為了什麽，沒出息。”
我問：“我怎麽沒出息了，每次和黎鵬吵架，我都贏！”
她說：“贏了你幹嘛跑回來？”
我說：“我這是謙讓，眼不見為淨，我不能忍受和這樣一個男人躺在同一張床上。”
說完，我轉身走進了書房，我爸已經送完了表姨，正躲在裏麵喝茶。
我一屁股坐到他麵前，雙目灼灼的盯著他，令他不得不放下手裏的書，抬頭看我，接著摘下老花眼鏡，嘆氣道：“說吧，怎麽了？”
我說：“採訪您一下，請您以一個男人的身份回答我，而不是父親的。”
我爸撇撇嘴，道：“又和黎鵬吵架了吧？”
這樣顯而易見的事實，為什麽每個人都要用嘴說出來，而不願意裝在心裏？
我將和黎先生吵架的來龍去脈講了一遍，然後補充了一句：“我不想和我媽說的原因，就是因為她永遠隻會站在黎鵬的立場替他考慮他的難處，難道我不需要被人理解麽，我也不求她能和我一起聲討黎鵬，隻希望在這樣的時候，她能給我點精神鼓勵，而不是一味的說黎鵬有多好，是我任性，黎鵬處處人讓我，是我不懂得珍惜，這類拱火兒的話！”
我爸聽後沉默了一會兒，接著問道：“你知道結婚最需要什麽麽？”
我說：“不會是理解吧？這個我知道，問題是……做不到。”
他說：“是忍耐。”
我不語，眼下最恨的就是這兩個字。
我爸說：“做生意最主要的就是學習和人打交道，再建立自我的誠信度。遇到狡猾的人，就要繃緊全身的弦，片刻不能鬆怠，遇到大大咧咧的人也不能放鬆，也許他的大大咧咧就是為了讓你放鬆好從中獲利的假象。做生意，心很累，不比居家過日子輕鬆，可是為什麽還是有這麽多人做生意？”
我說：“因為商人賺得多，回報高，高回報可以彌補精神上的損失。”
我爸問：“那你為什麽要和黎鵬結婚？”
我又不語了。
我爸說：“因為你愛黎鵬，他也愛你，就算你們總是為了同一件事吵架，你們之間的愛情也可以彌補這些精神損失。”
我問：“是不是不管和什麽樣的人結婚，都會為了這些瑣事吵架？”
我爸說：“隻要是人，就有分歧，你和你媽還曾為了吃藥的問題吵過幾次，那件事是大事麽？”
我說：“那是不是在你們男人眼裏，家裏的事都不能算是大事？不值得計較？”
我爸不說話，但他臉上的表情已經給了我答案。
男人和女人看事的角度不同，他們不能理解女人所謂的“大事”，卻又試圖讓女人理解他們所謂的“大事”，兩種“大事”有天壤之別，男人和女人卻很少去想每個人對事的大小都有不同定義，隻會想自己的事才是“大事”，尤其是比起對方的。
這天晚上，黎先生來了四通電話，十五條簡訊，從開始的“你在哪裏”、“晚上早點睡，明天我去接你”，發展到“若若，別氣了，是我不好”。很顯然，我媽透露了我的去處。
我也不得不承認，不管是他當初對林若的道歉簡訊，還是現在對我的，都一樣動聽。
於是，鑑於他認錯態度良好，他打來的第四通電話，我接了。
他問：“還生氣麽？我道歉。”
我說：“不氣了，我接受你的道歉。”
沉默了一下，他說：“明天下了班，就回家吧，我在地鐵站接你。”
我不答，說：“以後再吵架，你走，我不走。”
他說：“不會的，咱們以後不會再吵了。”
我說：“要是萬一吵了呢？今天吵架之前，咱們也沒預料到會吵架吧？”
他說：“要是再吵架，我也會讓著你。”
我說：“你今天可沒表現出謙讓的美德。”
他說：“那好，如果再吵架，我走，你留守，行麽？”
我“嗯”了一聲，說：“這是你說的，說到要做到。”
我希望黎先生能明白，吵架的重點不是誰能贏得口頭上的勝利，而是看著對方在行動上的落荒而逃，即使我在口頭上贏了，也不能彌補我跑回娘家的屈辱。
第二天，我是坐地鐵上班去的，從娘家出發，到公司需要坐七站地，中間還需要轉換一次。
轉換的時候，我遇到了張總。
他站在交叉口，左看右看，很明顯是第一次換乘。
我走過去，叫住他，他回頭，鬆了口氣，說：“碰到你就好了，我正不知道從哪裏走。”
我們一起走了左邊的路，我不言，他不語，直到排在等候地鐵的隊伍裏，他才問我是不是春節過的太累了。
我說：“過節好像就是為了當散財童子吧，一年的辛苦錢，花在七天裏，還要支付體力當利息。”
他說：“是啊，花錢受累，不知道圖什麽。”
我見他也是一臉疲倦，問道：“您春節怎麽過的？”
他說，和父母吃了一頓飯，又和前妻的父母吃了一頓飯，剩下的時間都在忙工作。
我說，張總，您可真是運籌帷幄。
他說，他不是運籌帷幄，他隻是有憂患意識。
我問什麽叫憂患意識，在和諧社會，用得著憂患麽？
他說，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國家，人都要有憂患意識，爬得越高，憂患的東西越多。他還說，很多人在他這個位置已經放鬆了精神，以為名利雙收一輩子衣食無憂，但其實災難和意外往往就發生在你最最誌得意滿的下一秒，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錢，不給你防備和反擊的時間，甚至是再爬起來的機會。
我說，這樣活著太累了，您準備憂患一輩子麽？
他說，不知道是不是一輩子，但會憂患到決定不再憂患的那一天。
張總的話讓我想到了黎先生，在張總憂患實多的七天裏，黎先生都在幹什麽？被親戚折磨的精力憔悴，被父母的病情嚇得麵無血色，又利用最後一點時間和我吵了一架。
這七天真是緊鑼密鼓，讓我們連喘口氣都覺得奢侈。
憂患，我們隻憂患婚姻。
第一天上班，我以為會風平浪靜，因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沒有返回，三五個北京戶口的懶懶散散，閑磕牙，閑聊天，抽空給客戶打電話，互問春節是否愉快，盡管大家心裏都有數，春節過得真正愉快的人，也許隻有十八歲以下還在拿壓歲錢的祖國花朵。
為了應驗了張總說的“憂患論”，在我最無防備的這一天，發生了三件事，都不一般。
梵融先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裏，和我談了一件工作以外的事。這有悖於她公事公辦的一貫作風，令我猝不及防。
她說，鄒之明給了她很大打擊。
我能理解，鄒之明一向擅長打擊人。
她說，她發現了鄒之明三個秘密，一個是他的筆名，一個是他的博客，一個是他的書居然賣得很好。
我玩味著“居然”二字，心道，在梵融這樣的女強人眼裏，鄒之明的家庭地位應該是很低的，如今被反客為主了，可能會開始懷疑人生。
她說，從知道鄒之明的筆名那一刻開始，一切都不一樣了。她在網上搜索到“和睦”博客，看到了強大的點擊率和幽默詼諧的文字，然後，她又讀了鄒之明寫的書，心情五味雜陳，一麵認同書裏那些體諒和了解女人的探討，一麵懷疑為何寫這本書的人做不到自己寫的觀念，她有些崇拜鄒之明，卻又厭惡他的紙上談兵。接著，在他們出去吃飯的時候，他們遇到了鄒之明的粉絲，全是女性，她看得出來，鄒之明是一個深得女人緣的才子，盡管她一直忽略了這點。
種種跡象顯示，“和睦”就是鄒之明的麵具，鄒之明一直戴著麵具生活，睡在她身邊，令她不安和興奮。
我問，為什麽不安，又為什麽興奮。
她說，不安在於，她懷疑鄒之明有雙重人格，興奮在於，她又找回了當初戀愛的不確定感，因為不確定，所以才患得患失，所以戀愛才顯得更朦朧和琢磨不透，令人更嚮往，更想探求。
然後，她反問我：“你和他呢，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梵融的眼神充滿了好奇和真誠，讓我有種若是不認真作答就會褻瀆愛情的罪惡感。
就在我不禁懷疑她是不是故意試探的剎那，我說：“有吧，我也有這種感覺。”
我問：“我怎麽沒出息了，每次和黎鵬吵架，我都贏！”
她說：“贏了你幹嘛跑回來？”
我說：“我這是謙讓，眼不見為淨，我不能忍受和這樣一個男人躺在同一張床上。”
說完，我轉身走進了書房，我爸已經送完了表姨，正躲在裏麵喝茶。
我一屁股坐到他麵前，雙目灼灼的盯著他，令他不得不放下手裏的書，抬頭看我，接著摘下老花眼鏡，嘆氣道：“說吧，怎麽了？”
我說：“採訪您一下，請您以一個男人的身份回答我，而不是父親的。”
我爸撇撇嘴，道：“又和黎鵬吵架了吧？”
這樣顯而易見的事實，為什麽每個人都要用嘴說出來，而不願意裝在心裏？
我將和黎先生吵架的來龍去脈講了一遍，然後補充了一句：“我不想和我媽說的原因，就是因為她永遠隻會站在黎鵬的立場替他考慮他的難處，難道我不需要被人理解麽，我也不求她能和我一起聲討黎鵬，隻希望在這樣的時候，她能給我點精神鼓勵，而不是一味的說黎鵬有多好，是我任性，黎鵬處處人讓我，是我不懂得珍惜，這類拱火兒的話！”
我爸聽後沉默了一會兒，接著問道：“你知道結婚最需要什麽麽？”
我說：“不會是理解吧？這個我知道，問題是……做不到。”
他說：“是忍耐。”
我不語，眼下最恨的就是這兩個字。
我爸說：“做生意最主要的就是學習和人打交道，再建立自我的誠信度。遇到狡猾的人，就要繃緊全身的弦，片刻不能鬆怠，遇到大大咧咧的人也不能放鬆，也許他的大大咧咧就是為了讓你放鬆好從中獲利的假象。做生意，心很累，不比居家過日子輕鬆，可是為什麽還是有這麽多人做生意？”
我說：“因為商人賺得多，回報高，高回報可以彌補精神上的損失。”
我爸問：“那你為什麽要和黎鵬結婚？”
我又不語了。
我爸說：“因為你愛黎鵬，他也愛你，就算你們總是為了同一件事吵架，你們之間的愛情也可以彌補這些精神損失。”
我問：“是不是不管和什麽樣的人結婚，都會為了這些瑣事吵架？”
我爸說：“隻要是人，就有分歧，你和你媽還曾為了吃藥的問題吵過幾次，那件事是大事麽？”
我說：“那是不是在你們男人眼裏，家裏的事都不能算是大事？不值得計較？”
我爸不說話，但他臉上的表情已經給了我答案。
男人和女人看事的角度不同，他們不能理解女人所謂的“大事”，卻又試圖讓女人理解他們所謂的“大事”，兩種“大事”有天壤之別，男人和女人卻很少去想每個人對事的大小都有不同定義，隻會想自己的事才是“大事”，尤其是比起對方的。
這天晚上，黎先生來了四通電話，十五條簡訊，從開始的“你在哪裏”、“晚上早點睡，明天我去接你”，發展到“若若，別氣了，是我不好”。很顯然，我媽透露了我的去處。
我也不得不承認，不管是他當初對林若的道歉簡訊，還是現在對我的，都一樣動聽。
於是，鑑於他認錯態度良好，他打來的第四通電話，我接了。
他問：“還生氣麽？我道歉。”
我說：“不氣了，我接受你的道歉。”
沉默了一下，他說：“明天下了班，就回家吧，我在地鐵站接你。”
我不答，說：“以後再吵架，你走，我不走。”
他說：“不會的，咱們以後不會再吵了。”
我說：“要是萬一吵了呢？今天吵架之前，咱們也沒預料到會吵架吧？”
他說：“要是再吵架，我也會讓著你。”
我說：“你今天可沒表現出謙讓的美德。”
他說：“那好，如果再吵架，我走，你留守，行麽？”
我“嗯”了一聲，說：“這是你說的，說到要做到。”
我希望黎先生能明白，吵架的重點不是誰能贏得口頭上的勝利，而是看著對方在行動上的落荒而逃，即使我在口頭上贏了，也不能彌補我跑回娘家的屈辱。
第二天，我是坐地鐵上班去的，從娘家出發，到公司需要坐七站地，中間還需要轉換一次。
轉換的時候，我遇到了張總。
他站在交叉口，左看右看，很明顯是第一次換乘。
我走過去，叫住他，他回頭，鬆了口氣，說：“碰到你就好了，我正不知道從哪裏走。”
我們一起走了左邊的路，我不言，他不語，直到排在等候地鐵的隊伍裏，他才問我是不是春節過的太累了。
我說：“過節好像就是為了當散財童子吧，一年的辛苦錢，花在七天裏，還要支付體力當利息。”
他說：“是啊，花錢受累，不知道圖什麽。”
我見他也是一臉疲倦，問道：“您春節怎麽過的？”
他說，和父母吃了一頓飯，又和前妻的父母吃了一頓飯，剩下的時間都在忙工作。
我說，張總，您可真是運籌帷幄。
他說，他不是運籌帷幄，他隻是有憂患意識。
我問什麽叫憂患意識，在和諧社會，用得著憂患麽？
他說，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國家，人都要有憂患意識，爬得越高，憂患的東西越多。他還說，很多人在他這個位置已經放鬆了精神，以為名利雙收一輩子衣食無憂，但其實災難和意外往往就發生在你最最誌得意滿的下一秒，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錢，不給你防備和反擊的時間，甚至是再爬起來的機會。
我說，這樣活著太累了，您準備憂患一輩子麽？
他說，不知道是不是一輩子，但會憂患到決定不再憂患的那一天。
張總的話讓我想到了黎先生，在張總憂患實多的七天裏，黎先生都在幹什麽？被親戚折磨的精力憔悴，被父母的病情嚇得麵無血色，又利用最後一點時間和我吵了一架。
這七天真是緊鑼密鼓，讓我們連喘口氣都覺得奢侈。
憂患，我們隻憂患婚姻。
第一天上班，我以為會風平浪靜，因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沒有返回，三五個北京戶口的懶懶散散，閑磕牙，閑聊天，抽空給客戶打電話，互問春節是否愉快，盡管大家心裏都有數，春節過得真正愉快的人，也許隻有十八歲以下還在拿壓歲錢的祖國花朵。
為了應驗了張總說的“憂患論”，在我最無防備的這一天，發生了三件事，都不一般。
梵融先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裏，和我談了一件工作以外的事。這有悖於她公事公辦的一貫作風，令我猝不及防。
她說，鄒之明給了她很大打擊。
我能理解，鄒之明一向擅長打擊人。
她說，她發現了鄒之明三個秘密，一個是他的筆名，一個是他的博客，一個是他的書居然賣得很好。
我玩味著“居然”二字，心道，在梵融這樣的女強人眼裏，鄒之明的家庭地位應該是很低的，如今被反客為主了，可能會開始懷疑人生。
她說，從知道鄒之明的筆名那一刻開始，一切都不一樣了。她在網上搜索到“和睦”博客，看到了強大的點擊率和幽默詼諧的文字，然後，她又讀了鄒之明寫的書，心情五味雜陳，一麵認同書裏那些體諒和了解女人的探討，一麵懷疑為何寫這本書的人做不到自己寫的觀念，她有些崇拜鄒之明，卻又厭惡他的紙上談兵。接著，在他們出去吃飯的時候，他們遇到了鄒之明的粉絲，全是女性，她看得出來，鄒之明是一個深得女人緣的才子，盡管她一直忽略了這點。
種種跡象顯示，“和睦”就是鄒之明的麵具，鄒之明一直戴著麵具生活，睡在她身邊，令她不安和興奮。
我問，為什麽不安，又為什麽興奮。
她說，不安在於，她懷疑鄒之明有雙重人格，興奮在於，她又找回了當初戀愛的不確定感，因為不確定，所以才患得患失，所以戀愛才顯得更朦朧和琢磨不透，令人更嚮往，更想探求。
然後，她反問我：“你和他呢，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梵融的眼神充滿了好奇和真誠，讓我有種若是不認真作答就會褻瀆愛情的罪惡感。
就在我不禁懷疑她是不是故意試探的剎那，我說：“有吧，我也有這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