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著急，一時想不起來，以後慢慢想也可以。”她溫存地說，帶著一種善解人意的體貼。我心裏就柔柔地盪了一下。
“方麗華，你好像有些難過……是不是因為你父親已經去世……”
“不是這樣……”她悽然一笑，顯得楚楚動人。
“總之我希望你不要難過，好嗎？”
沉默片刻之後，她下意識地搖搖頭，將辮子“整理”一下，輕聲說：“舒雁，我把一切都告訴你吧。這些事情，我在學校裏沒對其它人講過，但是我今天決定告訴你……”
就這樣，在那個北風呼嘯的冬夜，在那個半明半暗的走廊端頭，這個心愛的姑娘突然向我敞開了心中的秘密，從而改變了我和她的人生軌跡。
父親的一切，都是別人告訴方麗華的，因為她與父親在嘉平離別的時候，還不到兩歲。
父親本想同她們母女一道回北京（那時候叫北平）的，但被嘉華大學一個要好的朋友挽留下來了。那朋友在父親任教的歷史係當係主任。抗戰勝利後，許多教師紛紛從大後方返回家鄉，係裏很缺教師，所以那朋友再三挽留她父親繼續任教一段時間，幫他一個忙，父親卻不過情麵，便答應了。於是，她和母親在1946年春天先回到北京，當時一家人誰都沒想到這次分離竟然成了永別。
回北京以後，母親在一家醫院當醫生，每個星期都會收到一封父親從嘉平寄來的長信。這種情況持續了三年，到了1949年夏天卻發生了變化：有時很長時間收不到父親的信，有時卻一下子收到好幾封——都是前些日子陸續寄出的，在路上積壓下來，攢在一起了。最後有兩三個月的時間，竟然一封信也沒有收到。起初母親並沒覺得奇怪：當時北京已經解放，嘉平還在國民黨統治區，戰爭時期郵路不正常，幾個月收不到信是很常見的事情。然而嘉平解放以後，父親還是沒有信來，她母親寫了幾封信寄過去，都沒見到回信，就著急了。於是母親給嘉華大學校方寫了一封信，詢問父親的情況，後來接到一封蓋有公章的回函，簡短而明確地通知說，她父親方步嶽已在嘉平解放之前到台灣去了。
母親震驚至極。她根本不相信丈夫會去台灣。丈夫與她是青梅竹馬，從小一起長大，感情至深，何況他是那樣疼愛女兒，怎麽會拋妻別女遠走他鄉呢？她想一定是什麽地方出了差錯。她想向醫院請假，去一趟嘉平，把事情問清楚，但是當時西南地區沒有鐵路，從北京到嘉平的路途非常難走，何況，隻要把請假的原因說出來，必然會背上一條“不相信組織”的罪名。因此母親隻是不斷向嘉華大學寫信，希望能知道一些更詳細的情況，但得到的回覆始終還是那兩句話。最後那邊大概是煩了，幹脆把信退了回來。
之後的幾年，母女二人是在期待中度過的，她們期待著親人的音信有一天會突然出現。但是年復一年，什麽也沒有等來。到了1957年夏天，母親得到一個到嘉平開會的機會，就帶著女兒去了嘉平。開會期間，嘉華大學正在放暑假，母親幾經周折才找到一位保衛處長，聽到的還是以前那個說法，沒有任何新的內容。母親想找丈夫那位當過係主任的朋友，然而他已經去世，隻留下一個侄子，也在嘉華大學任教，卻在外地出差。母親又設法打聽她在抗戰時期認識的其他熟人，但這些人全都早已不在嘉平，因此母親這次嘉平之行一無所獲。
回來後，母親徹底死心了，開始相信丈夫的確是在台灣。不過這件事並沒有給女兒的心靈帶來多大的陰影。女兒自幼聽母親講過許多父親的往事，從而形成了一個清晰的印象：父親是個正直愛國清高自傲的知識分子，一輩子除了教書沒有幹過也幹不來別的事情，所以他去台灣一定是接受了那邊某所學校的教職，決不是追隨國民黨反動派。她在高中時期的入團申請書中，對於父親的情況，就是這樣寫的。
女兒從小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但是直到高中畢業，她的入團申請也未被批準。對此，有些同學感到意外，她卻並不氣餒。她想自己的家庭畢竟有“海外關係”，組織上多考驗一段時間也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她離開中學時，仍是那樣朝氣蓬勃。她才隻有16歲，未來的道路還長得很。
使她性格發生突變的，是高考結束後，一名要好的女同學對她私下說的一番話。那女同學畢業前是校團委委員，為了她以後能夠順利解決入團問題，才對她指點迷津。那同學說，她的入團申請之所以通不過，是因為她前後幾次寫的入團申請書中，對父親的問題都沒有講實話。根據組織上掌握的情況，她的父親不是普通的大學教師，而是“特嫌”！
方麗華這才明白，為什麽班主任老師總是叫她好好想一想，父親的問題還有什麽沒寫清楚。那天回家以後，她第一次跟母親大哭大鬧，質問母親為什麽不把實情告訴她。母親先是莫名其妙，後來聽女兒說丈夫是“特嫌”，竟然昏厥過去了。
原來母親根本不知道還有這個說法！
母親大病一場，水米不進，隻是反覆對她說，組織上一定是搞錯了！你爸爸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動組織，你爸爸對那些橫行霸道的特務從來深惡痛絕，你爸爸怎麽會是“特嫌”呢？不可能的！我絕不相信……
“方麗華，你好像有些難過……是不是因為你父親已經去世……”
“不是這樣……”她悽然一笑，顯得楚楚動人。
“總之我希望你不要難過，好嗎？”
沉默片刻之後，她下意識地搖搖頭，將辮子“整理”一下，輕聲說：“舒雁，我把一切都告訴你吧。這些事情，我在學校裏沒對其它人講過，但是我今天決定告訴你……”
就這樣，在那個北風呼嘯的冬夜，在那個半明半暗的走廊端頭，這個心愛的姑娘突然向我敞開了心中的秘密，從而改變了我和她的人生軌跡。
父親的一切，都是別人告訴方麗華的，因為她與父親在嘉平離別的時候，還不到兩歲。
父親本想同她們母女一道回北京（那時候叫北平）的，但被嘉華大學一個要好的朋友挽留下來了。那朋友在父親任教的歷史係當係主任。抗戰勝利後，許多教師紛紛從大後方返回家鄉，係裏很缺教師，所以那朋友再三挽留她父親繼續任教一段時間，幫他一個忙，父親卻不過情麵，便答應了。於是，她和母親在1946年春天先回到北京，當時一家人誰都沒想到這次分離竟然成了永別。
回北京以後，母親在一家醫院當醫生，每個星期都會收到一封父親從嘉平寄來的長信。這種情況持續了三年，到了1949年夏天卻發生了變化：有時很長時間收不到父親的信，有時卻一下子收到好幾封——都是前些日子陸續寄出的，在路上積壓下來，攢在一起了。最後有兩三個月的時間，竟然一封信也沒有收到。起初母親並沒覺得奇怪：當時北京已經解放，嘉平還在國民黨統治區，戰爭時期郵路不正常，幾個月收不到信是很常見的事情。然而嘉平解放以後，父親還是沒有信來，她母親寫了幾封信寄過去，都沒見到回信，就著急了。於是母親給嘉華大學校方寫了一封信，詢問父親的情況，後來接到一封蓋有公章的回函，簡短而明確地通知說，她父親方步嶽已在嘉平解放之前到台灣去了。
母親震驚至極。她根本不相信丈夫會去台灣。丈夫與她是青梅竹馬，從小一起長大，感情至深，何況他是那樣疼愛女兒，怎麽會拋妻別女遠走他鄉呢？她想一定是什麽地方出了差錯。她想向醫院請假，去一趟嘉平，把事情問清楚，但是當時西南地區沒有鐵路，從北京到嘉平的路途非常難走，何況，隻要把請假的原因說出來，必然會背上一條“不相信組織”的罪名。因此母親隻是不斷向嘉華大學寫信，希望能知道一些更詳細的情況，但得到的回覆始終還是那兩句話。最後那邊大概是煩了，幹脆把信退了回來。
之後的幾年，母女二人是在期待中度過的，她們期待著親人的音信有一天會突然出現。但是年復一年，什麽也沒有等來。到了1957年夏天，母親得到一個到嘉平開會的機會，就帶著女兒去了嘉平。開會期間，嘉華大學正在放暑假，母親幾經周折才找到一位保衛處長，聽到的還是以前那個說法，沒有任何新的內容。母親想找丈夫那位當過係主任的朋友，然而他已經去世，隻留下一個侄子，也在嘉華大學任教，卻在外地出差。母親又設法打聽她在抗戰時期認識的其他熟人，但這些人全都早已不在嘉平，因此母親這次嘉平之行一無所獲。
回來後，母親徹底死心了，開始相信丈夫的確是在台灣。不過這件事並沒有給女兒的心靈帶來多大的陰影。女兒自幼聽母親講過許多父親的往事，從而形成了一個清晰的印象：父親是個正直愛國清高自傲的知識分子，一輩子除了教書沒有幹過也幹不來別的事情，所以他去台灣一定是接受了那邊某所學校的教職，決不是追隨國民黨反動派。她在高中時期的入團申請書中，對於父親的情況，就是這樣寫的。
女兒從小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但是直到高中畢業，她的入團申請也未被批準。對此，有些同學感到意外，她卻並不氣餒。她想自己的家庭畢竟有“海外關係”，組織上多考驗一段時間也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她離開中學時，仍是那樣朝氣蓬勃。她才隻有16歲，未來的道路還長得很。
使她性格發生突變的，是高考結束後，一名要好的女同學對她私下說的一番話。那女同學畢業前是校團委委員，為了她以後能夠順利解決入團問題，才對她指點迷津。那同學說，她的入團申請之所以通不過，是因為她前後幾次寫的入團申請書中，對父親的問題都沒有講實話。根據組織上掌握的情況，她的父親不是普通的大學教師，而是“特嫌”！
方麗華這才明白，為什麽班主任老師總是叫她好好想一想，父親的問題還有什麽沒寫清楚。那天回家以後，她第一次跟母親大哭大鬧，質問母親為什麽不把實情告訴她。母親先是莫名其妙，後來聽女兒說丈夫是“特嫌”，竟然昏厥過去了。
原來母親根本不知道還有這個說法！
母親大病一場，水米不進，隻是反覆對她說，組織上一定是搞錯了！你爸爸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動組織，你爸爸對那些橫行霸道的特務從來深惡痛絕，你爸爸怎麽會是“特嫌”呢？不可能的！我絕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