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這就是蘇州府?
給崇禎出點子：抓經濟，搞錢 作者：相山晚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經過數天的水上行程之後，胡文霆一行來到了一座大城旁邊，船隊也停靠在碼頭稍事休息。當葉紹袁有些興奮的指著遠處的那座城市，告訴胡文霆說那就是蘇州府城時，胡文霆還有些恍惚。
因為，他自從魂穿到大明以來，基本上都在北方一帶活動，除了京城之外，他所見到的大多都是一些蕭條破敗的景象，而眼前無比繁華的蘇州府卻完全刷新了他對大明的一些印象。
於是，他就順口問了葉紹袁一句：“這就是蘇州府？”
看到胡文霆有些恍惚的樣子，葉紹袁有些得意的回答道：“是的，大將軍，這就是蘇州府。”隨後，他又開始滔滔不絕的向胡文霆介紹起來，蘇州府城可以稱得上是大明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了。
其人口規模，在洪武二十六年進行統計時，有編戶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四，人口二百三十五萬五千三十。弘治四年的統計數據是，編戶五十三萬五千四百九，人口二百四萬八千九十七。在萬曆六年時，統計有編戶六十萬七百五十五，人口二百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五。
蘇州府城建在太湖平原的中心位置，下轄一州七縣：吳縣、長洲縣、常熟縣、吳江縣、昆山縣、嘉定縣和太倉州(領崇明縣)。所轄範圍內水網稠密，大體均屬於太湖水係。
湖水從西部的山區丘陵和南方的大運河而來，在蘇州府沿湖一側打開了密集的泄水口，各條水流又主要經胥江和吳淞江兩路向長江匯聚，在蘇州府境內拉開了一張由西南向東北的自然水係。
水係的流向與地勢相吻合，蘇州府西高東低，西南的濱湖丘陵係天目山餘脈，其海拔高度均在數百米之間。
西北為蘇錫平原區，地勢平坦、河網稠密、土質肥沃，為傳統的水稻種植區。東南和東北屬於低窪圩田平原地區，海拔僅為數米，大部分處於洪水位以下，也是湖蕩最多的地區。
後世因大闡蟹聞名於世的陽澄湖、因韓世忠抗擊金軍而聞名的黃天蕩等均在蘇州府境內，其所屬地塊也就被湖泊擠壓分割，較為破碎。而越過湖蕩區的更東北和東南位置，地勢又略高於府城以東。
故而在傳統的以水稻種植為主業的時代，盡管江湖之間平曠廣袤，但蘇州府城外的人口分布非常不均勻，西稠而東稀。
在朱棣遷都北京並完成大運河的疏浚工作之後，位於北京的大明中樞以及京城的諸多百姓依靠的是“漕吳而食”，也就是說京城糧食的主要來源就是蘇州一帶。
根據萬曆《明會典》統計，洪武二十六年，全國納稅土地八點五億畝，稅糧近三千萬石，而蘇州一府，田地不到一千萬畝，實征稅糧近三百萬石。換言之，蘇州以百分之一稍多一點的土地，提供了將近百分之十的稅糧，蘇州府畝均納糧額是大明全國平均水平的八倍以上，蘇州府也因之成為了漕運中心。
按照一般的經濟規律，在如此沉重的實物稅下，蘇州府所轄的廣大鄉村地區應該迅速陷入瘋狂的土地兼並之中，成為一個以大地主為核心，無地佃農為人口主體的社會。
而其中的一些大地主又往往會遷居中心城市，成為城居地主，鄉村地區的生產者剩餘會被城居地主們在中心城市消費掉，在孕育出繁榮的消費城市的同時，完成城市對鄉村的掠奪，留下一片破敗貧窮的鄉村地區。這樣的故事在人類曆史上的各個朝代中，曾經無數次的發生過。
但明代老朱同誌發明創造的嚴苛徭役製度與裏甲賦役係統，為了防止流民的產生，在製度設計之初便將農民的活動範圍嚴格限製在了鄉、都、區這一級區劃上，《大明律》又進一步承認了賤籍製度，擴大了破產對農民的影響。
事實上，在明代的前二百年當中，蘇州府的農民們也確實如前文所說的那樣。比如在嘉靖時期，就有官員上書描繪當時的江南地區：“蘇、鬆、常、鎮、嘉、湖、杭七府財賦甲天下，而裏書豪強欺隱灑派之弊在今日為尤多，以致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
而一些出身高級官僚的大地主，也完全無視了《大明律》對其蓄奴的限製，門下蓄奴數以千計，比如徐階，其家族擁有的土地以及奴婢數量簡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而對於大明朝廷來說，大地主在江南的肆意兼並帶來的惡果首先就是財政危機。
因為明代立國之初的農業稅製度的設計上，主要分為田賦和徭役，徭役多寡又主要以男丁數量為編製依據。
在一個普遍是自耕農的田園社會中，這種農業稅製度是相對公平的，也會鼓勵擁有餘丁的家庭去開墾新的土地，進行農業擴大再生產。
同時，田賦主要由保甲糧長進行實物征收，再解送至官府，即所謂的“民收民解”，官府於是可以不設置下鄉稅吏隊伍，這也大大節約了官府的征稅成本。
但在經曆了數次大規模的土地兼並之後，這套農業稅製度就無法適配了：徭役方麵，失地農民已經沒有維持生存的生產資料，卻還要承擔徭役，每一個活著的男丁對於家庭而言不再是勞力，反而成為了負擔。
於是失地農民們幹脆流亡他鄉，甚至放棄良民身份，賣身為奴，從國家徭役體係中逃離；
而保甲等人又無力對抗大地主，甚至本身就被大地主控製，於是被大地主兼並的土地大量成為了隱田，脫離了國家的掌握範圍。至此，明代的農業稅稅基被全麵侵蝕。
而張居正力主推行的“一條鞭法”改革，解決的正是明初農業稅製度與晚明社會實際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清丈土地以重新厘清田賦的稅基；賦役合一以減少灰色地帶；官收官解與徭役折銀以加強征管力度。
三項措施除了緩解當時明朝廷的財政危機外，還導向了三個結果：尚未被兼並的自耕農和小地主負擔減輕，生存危機暫時解除；大地主利用其朝野影響力在賦役征收中謀取不正當優勢地位的空間被壓縮；保甲製度解體使得失地農民擁有了賣身或者投靠之外的選擇。
如果這項改革最終能取得全麵的成功，那麽受傷的將隻有那些擁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們。而那些擁有了各種資源的大地主們，又豈能束手待縛。於是，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瘋狂反撲下，“一條鞭法”的改革成果在張居正死後就迅速被破壞殆盡，更兼明末國家財政崩潰，四麵烽火，三餉加派，此後就再也無力重啟此項改革。
在明末時期，蘇州地區的一些仕宦之家中，依然有蓄奴數千的大地主，不過與之對應的，還有綿延不絕的奴隸起義，也即所謂的“江南奴變”。
這裏不得不說一下，原來曆史上康麻子宣布的“永不加賦”以及他兒子推行的“攤丁入畝”這兩次大的農業稅改革，還有地方藩庫體係建設完畢之後，才使“一條鞭法”改革設想中的農業稅體係正式落地。
實事求是的說，這兩次改革還算是比較成功的，這也是後來的“我大清”最拿得出手並時常在各種場合大吹特吹的功績之一。
而以土地為核心，以白銀為征收物的農業稅體係，將為一個處在漕運中心的自耕農之家生活帶來以下變化：
首先，國家稅收的標準是可以使用白銀度量的，也是可以預期的，即便不考慮可能的賑濟政策，農業稅在災年對家庭帶來的衝擊將被縮小；
其次，廣泛進行經濟作物的種植，並不會導致無力納稅的情況出現，因為國家隻要白銀，並不會追究白銀的來源；
最後，哪怕是出現破產失地的情況，人活著就還可能靠手藝東山再起，不會世代淪為債奴。
於是，明萬曆以後，在相對幹旱，水稻產量相對較低的鬆江府及蘇州府不沿太湖的轄縣，首先開始出現了大規模的專業種棉戶與織布戶，其中以上海縣、嘉定縣、太倉州等地的轉變最為激進，棉花種植麵積甚至過半，昆山、常熟一帶也成為了當時主要的棉花產區。
而在蘇州府、湖州府、嘉興府等傳統稻作區，水稻的種植比例在減少，桑樹的種植比例在上升。
桑與棉的種植風潮分別向東向西傳播，蘇淞一帶由傳統的稻作區轉變為桑、棉、稻混作區。稻的種植比例已經被普遍的壓低到三成左右，蘇淞一帶也因此由原來的糧食輸出地轉變為糧食輸入地。
同時，連片的手工業區與專業市鎮，使得蘇州府的鄉村地區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管理需求，以往那些僅針對農業社會中的鄉紳管理體係，已經不能適應一個以手工業工人為主的社會。
一些產業分布與行政區劃之間的不重合，使得府縣不得不相應的派出一些佐貳官，負責建立起一些協調機構。
至此，以手工業為基礎，擁有相匹配的銷售係統與行政係統的蘇州府專業市鎮體係形成，百鎮有工，百工有業，支撐起了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都會和消費城市。
當葉紹袁向胡文霆介紹到這裏時，就有一些當地官府的人員來到船隊邊，小心的詢問是否有需要他們幫助的地方。
因為胡文霆的船隊並沒有打出相關的旗號，當地官府的人員一時之間也無法準確判斷出胡文霆的具體身份，但是，那無比顯眼的官船以及船上那些人員在無形中顯現出來那種霸氣，卻給了他們不小的壓力，讓他覺得胡文霆等人的身份一定不簡單。
因此，他們還是抱著小心無大錯的想法，規規矩矩的同船上的執勤人員進行了友好交流。
在得到親兵們的匯報之後，胡文霆看了身旁的葉紹袁一眼，然後開口問道：“蘇州府離葉先生所居住的地方大約還有多遠？”
葉紹袁小心的回答道：“這裏離在下所處的吳江汾湖大約還有近百裏的路程，而現在天色已經臨近傍晚，要不大將軍先在這裏歇息一晚，等明天天亮之後，再啟程趕往在下的住處？”
胡文霆大致估計了一下，如果繼續趕路的話，大概隻需要四個來小時，就能抵達自己最終的目的地了，而那時候的時間也隻是在晚上的八九點鍾左右，這對於後世的人們來說，正是夜生活開始的時候，根本不能算晚。
考慮到葉紹袁此時的心情，肯定也是歸心似箭，再加上葉小鸞的病情也是不容拖延的。於是，胡文霆就微笑著問葉紹袁道：“葉先生，這附近的水路允許夜間行船嗎？”
葉紹袁聽到胡文霆的問話之後，先是稍微愣了一下，隨後就明白了胡文霆的心意，於是就感激的對胡文霆說道：“大將軍，您就不必這麽著急的趕路了，還是等明早天亮之後再說吧。”
看葉紹袁臉上的表情，胡文霆已經大致明白這裏是允許夜間行船的，而葉紹袁是礙於情麵，才違心的勸自己在蘇州停留一晚的。
於是，胡文霆在微微一笑之後，就對一名親兵招了招手，吩咐他下船去，同剛才過來詢問的當地官府人員進行一下協商，讓他們派出一些人員為自己的船隊引路。
也許是胡文霆親兵向對方報出自己的名頭，結果不一會之後，前麵曾經來詢問過船隊去向的那名領頭官員，又在親兵的帶領下來到了船上。
在向胡文霆行過禮之後，又向胡文霆進行了自我介紹，說自己是漕軍的一名百戶，名叫沈之陽,，是蘇州府崇明人。
胡文霆很隨和的朝沈之陽笑了笑之後，示意一旁的親兵掏出一錠銀子遞給了他，沈之陽連忙進行推辭，說當不起大將軍如此重的賞賜。
胡文霆笑著對他說道：“沈百戶，我這不是單單給你一個人的，是給一會要給我們船隊帶路的所有人的辛苦費，你就先代為收下吧。”
聽到胡文霆為自己找了這麽一個收錢的由頭之後，沈之陽總算在連聲道謝之後，小心的接過了那錠銀子。然後，再次向胡文霆行了個禮，然後又同葉紹袁進行了一番交流，才轉身下船安排去了。
不一會之後，沈之陽就安排了一條小船過來為胡文霆的船隊導航，並且自己也站在那艘小船的船頭上進行著一些指揮工作。
在沈之陽那條小船的引導下，胡文霆一行的船隊得以繼續南下，往吳江汾湖方向駛去。
大概在戌時中（也就是後世的晚上八點左右），前方的小船在一個不是很正規的碼頭停了下來，隨後，葉紹袁就過來向胡文霆介紹說，已經到地方了，這裏離他目前居住的地方已經不遠了。
胡文霆同葉紹袁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最終決定自己先帶著一小部分人隨同葉紹袁先去他的住處安頓下來，其餘大部份人馬則暫時留在船上過夜，等第二天早上的時候，再把船上攜帶的相關物資搬運到葉紹袁的住處。
於是，胡文霆就帶著十幾名親後，還有同一條船上的一百多人，以及兩名郎中還有邢沅等人，隨同葉紹袁往他的住處進發，而沈之陽也在葉紹袁的熱情邀請下，一同前往葉家。
一路上，沈之陽對胡文霆那些隨行人員身上的各種新奇裝備，以及這些人行進過程中，絲毫沒有出現混亂情況的出色表現驚詫不已。心想，這些人都是經過一種什麽樣的嚴苛訓練之後，才能做到如此的紀律嚴明。
因為，他自從魂穿到大明以來，基本上都在北方一帶活動，除了京城之外，他所見到的大多都是一些蕭條破敗的景象，而眼前無比繁華的蘇州府卻完全刷新了他對大明的一些印象。
於是，他就順口問了葉紹袁一句：“這就是蘇州府？”
看到胡文霆有些恍惚的樣子，葉紹袁有些得意的回答道：“是的，大將軍，這就是蘇州府。”隨後，他又開始滔滔不絕的向胡文霆介紹起來，蘇州府城可以稱得上是大明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了。
其人口規模，在洪武二十六年進行統計時，有編戶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四，人口二百三十五萬五千三十。弘治四年的統計數據是，編戶五十三萬五千四百九，人口二百四萬八千九十七。在萬曆六年時，統計有編戶六十萬七百五十五，人口二百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五。
蘇州府城建在太湖平原的中心位置，下轄一州七縣：吳縣、長洲縣、常熟縣、吳江縣、昆山縣、嘉定縣和太倉州(領崇明縣)。所轄範圍內水網稠密，大體均屬於太湖水係。
湖水從西部的山區丘陵和南方的大運河而來，在蘇州府沿湖一側打開了密集的泄水口，各條水流又主要經胥江和吳淞江兩路向長江匯聚，在蘇州府境內拉開了一張由西南向東北的自然水係。
水係的流向與地勢相吻合，蘇州府西高東低，西南的濱湖丘陵係天目山餘脈，其海拔高度均在數百米之間。
西北為蘇錫平原區，地勢平坦、河網稠密、土質肥沃，為傳統的水稻種植區。東南和東北屬於低窪圩田平原地區，海拔僅為數米，大部分處於洪水位以下，也是湖蕩最多的地區。
後世因大闡蟹聞名於世的陽澄湖、因韓世忠抗擊金軍而聞名的黃天蕩等均在蘇州府境內，其所屬地塊也就被湖泊擠壓分割，較為破碎。而越過湖蕩區的更東北和東南位置，地勢又略高於府城以東。
故而在傳統的以水稻種植為主業的時代，盡管江湖之間平曠廣袤，但蘇州府城外的人口分布非常不均勻，西稠而東稀。
在朱棣遷都北京並完成大運河的疏浚工作之後，位於北京的大明中樞以及京城的諸多百姓依靠的是“漕吳而食”，也就是說京城糧食的主要來源就是蘇州一帶。
根據萬曆《明會典》統計，洪武二十六年，全國納稅土地八點五億畝，稅糧近三千萬石，而蘇州一府，田地不到一千萬畝，實征稅糧近三百萬石。換言之，蘇州以百分之一稍多一點的土地，提供了將近百分之十的稅糧，蘇州府畝均納糧額是大明全國平均水平的八倍以上，蘇州府也因之成為了漕運中心。
按照一般的經濟規律，在如此沉重的實物稅下，蘇州府所轄的廣大鄉村地區應該迅速陷入瘋狂的土地兼並之中，成為一個以大地主為核心，無地佃農為人口主體的社會。
而其中的一些大地主又往往會遷居中心城市，成為城居地主，鄉村地區的生產者剩餘會被城居地主們在中心城市消費掉，在孕育出繁榮的消費城市的同時，完成城市對鄉村的掠奪，留下一片破敗貧窮的鄉村地區。這樣的故事在人類曆史上的各個朝代中，曾經無數次的發生過。
但明代老朱同誌發明創造的嚴苛徭役製度與裏甲賦役係統，為了防止流民的產生，在製度設計之初便將農民的活動範圍嚴格限製在了鄉、都、區這一級區劃上，《大明律》又進一步承認了賤籍製度，擴大了破產對農民的影響。
事實上，在明代的前二百年當中，蘇州府的農民們也確實如前文所說的那樣。比如在嘉靖時期，就有官員上書描繪當時的江南地區：“蘇、鬆、常、鎮、嘉、湖、杭七府財賦甲天下，而裏書豪強欺隱灑派之弊在今日為尤多，以致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
而一些出身高級官僚的大地主，也完全無視了《大明律》對其蓄奴的限製，門下蓄奴數以千計，比如徐階，其家族擁有的土地以及奴婢數量簡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而對於大明朝廷來說，大地主在江南的肆意兼並帶來的惡果首先就是財政危機。
因為明代立國之初的農業稅製度的設計上，主要分為田賦和徭役，徭役多寡又主要以男丁數量為編製依據。
在一個普遍是自耕農的田園社會中，這種農業稅製度是相對公平的，也會鼓勵擁有餘丁的家庭去開墾新的土地，進行農業擴大再生產。
同時，田賦主要由保甲糧長進行實物征收，再解送至官府，即所謂的“民收民解”，官府於是可以不設置下鄉稅吏隊伍，這也大大節約了官府的征稅成本。
但在經曆了數次大規模的土地兼並之後，這套農業稅製度就無法適配了：徭役方麵，失地農民已經沒有維持生存的生產資料，卻還要承擔徭役，每一個活著的男丁對於家庭而言不再是勞力，反而成為了負擔。
於是失地農民們幹脆流亡他鄉，甚至放棄良民身份，賣身為奴，從國家徭役體係中逃離；
而保甲等人又無力對抗大地主，甚至本身就被大地主控製，於是被大地主兼並的土地大量成為了隱田，脫離了國家的掌握範圍。至此，明代的農業稅稅基被全麵侵蝕。
而張居正力主推行的“一條鞭法”改革，解決的正是明初農業稅製度與晚明社會實際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清丈土地以重新厘清田賦的稅基；賦役合一以減少灰色地帶；官收官解與徭役折銀以加強征管力度。
三項措施除了緩解當時明朝廷的財政危機外，還導向了三個結果：尚未被兼並的自耕農和小地主負擔減輕，生存危機暫時解除；大地主利用其朝野影響力在賦役征收中謀取不正當優勢地位的空間被壓縮；保甲製度解體使得失地農民擁有了賣身或者投靠之外的選擇。
如果這項改革最終能取得全麵的成功，那麽受傷的將隻有那些擁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們。而那些擁有了各種資源的大地主們，又豈能束手待縛。於是，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瘋狂反撲下，“一條鞭法”的改革成果在張居正死後就迅速被破壞殆盡，更兼明末國家財政崩潰，四麵烽火，三餉加派，此後就再也無力重啟此項改革。
在明末時期，蘇州地區的一些仕宦之家中，依然有蓄奴數千的大地主，不過與之對應的，還有綿延不絕的奴隸起義，也即所謂的“江南奴變”。
這裏不得不說一下，原來曆史上康麻子宣布的“永不加賦”以及他兒子推行的“攤丁入畝”這兩次大的農業稅改革，還有地方藩庫體係建設完畢之後，才使“一條鞭法”改革設想中的農業稅體係正式落地。
實事求是的說，這兩次改革還算是比較成功的，這也是後來的“我大清”最拿得出手並時常在各種場合大吹特吹的功績之一。
而以土地為核心，以白銀為征收物的農業稅體係，將為一個處在漕運中心的自耕農之家生活帶來以下變化：
首先，國家稅收的標準是可以使用白銀度量的，也是可以預期的，即便不考慮可能的賑濟政策，農業稅在災年對家庭帶來的衝擊將被縮小；
其次，廣泛進行經濟作物的種植，並不會導致無力納稅的情況出現，因為國家隻要白銀，並不會追究白銀的來源；
最後，哪怕是出現破產失地的情況，人活著就還可能靠手藝東山再起，不會世代淪為債奴。
於是，明萬曆以後，在相對幹旱，水稻產量相對較低的鬆江府及蘇州府不沿太湖的轄縣，首先開始出現了大規模的專業種棉戶與織布戶，其中以上海縣、嘉定縣、太倉州等地的轉變最為激進，棉花種植麵積甚至過半，昆山、常熟一帶也成為了當時主要的棉花產區。
而在蘇州府、湖州府、嘉興府等傳統稻作區，水稻的種植比例在減少，桑樹的種植比例在上升。
桑與棉的種植風潮分別向東向西傳播，蘇淞一帶由傳統的稻作區轉變為桑、棉、稻混作區。稻的種植比例已經被普遍的壓低到三成左右，蘇淞一帶也因此由原來的糧食輸出地轉變為糧食輸入地。
同時，連片的手工業區與專業市鎮，使得蘇州府的鄉村地區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管理需求，以往那些僅針對農業社會中的鄉紳管理體係，已經不能適應一個以手工業工人為主的社會。
一些產業分布與行政區劃之間的不重合，使得府縣不得不相應的派出一些佐貳官，負責建立起一些協調機構。
至此，以手工業為基礎，擁有相匹配的銷售係統與行政係統的蘇州府專業市鎮體係形成，百鎮有工，百工有業，支撐起了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都會和消費城市。
當葉紹袁向胡文霆介紹到這裏時，就有一些當地官府的人員來到船隊邊，小心的詢問是否有需要他們幫助的地方。
因為胡文霆的船隊並沒有打出相關的旗號，當地官府的人員一時之間也無法準確判斷出胡文霆的具體身份，但是，那無比顯眼的官船以及船上那些人員在無形中顯現出來那種霸氣，卻給了他們不小的壓力，讓他覺得胡文霆等人的身份一定不簡單。
因此，他們還是抱著小心無大錯的想法，規規矩矩的同船上的執勤人員進行了友好交流。
在得到親兵們的匯報之後，胡文霆看了身旁的葉紹袁一眼，然後開口問道：“蘇州府離葉先生所居住的地方大約還有多遠？”
葉紹袁小心的回答道：“這裏離在下所處的吳江汾湖大約還有近百裏的路程，而現在天色已經臨近傍晚，要不大將軍先在這裏歇息一晚，等明天天亮之後，再啟程趕往在下的住處？”
胡文霆大致估計了一下，如果繼續趕路的話，大概隻需要四個來小時，就能抵達自己最終的目的地了，而那時候的時間也隻是在晚上的八九點鍾左右，這對於後世的人們來說，正是夜生活開始的時候，根本不能算晚。
考慮到葉紹袁此時的心情，肯定也是歸心似箭，再加上葉小鸞的病情也是不容拖延的。於是，胡文霆就微笑著問葉紹袁道：“葉先生，這附近的水路允許夜間行船嗎？”
葉紹袁聽到胡文霆的問話之後，先是稍微愣了一下，隨後就明白了胡文霆的心意，於是就感激的對胡文霆說道：“大將軍，您就不必這麽著急的趕路了，還是等明早天亮之後再說吧。”
看葉紹袁臉上的表情，胡文霆已經大致明白這裏是允許夜間行船的，而葉紹袁是礙於情麵，才違心的勸自己在蘇州停留一晚的。
於是，胡文霆在微微一笑之後，就對一名親兵招了招手，吩咐他下船去，同剛才過來詢問的當地官府人員進行一下協商，讓他們派出一些人員為自己的船隊引路。
也許是胡文霆親兵向對方報出自己的名頭，結果不一會之後，前麵曾經來詢問過船隊去向的那名領頭官員，又在親兵的帶領下來到了船上。
在向胡文霆行過禮之後，又向胡文霆進行了自我介紹，說自己是漕軍的一名百戶，名叫沈之陽,，是蘇州府崇明人。
胡文霆很隨和的朝沈之陽笑了笑之後，示意一旁的親兵掏出一錠銀子遞給了他，沈之陽連忙進行推辭，說當不起大將軍如此重的賞賜。
胡文霆笑著對他說道：“沈百戶，我這不是單單給你一個人的，是給一會要給我們船隊帶路的所有人的辛苦費，你就先代為收下吧。”
聽到胡文霆為自己找了這麽一個收錢的由頭之後，沈之陽總算在連聲道謝之後，小心的接過了那錠銀子。然後，再次向胡文霆行了個禮，然後又同葉紹袁進行了一番交流，才轉身下船安排去了。
不一會之後，沈之陽就安排了一條小船過來為胡文霆的船隊導航，並且自己也站在那艘小船的船頭上進行著一些指揮工作。
在沈之陽那條小船的引導下，胡文霆一行的船隊得以繼續南下，往吳江汾湖方向駛去。
大概在戌時中（也就是後世的晚上八點左右），前方的小船在一個不是很正規的碼頭停了下來，隨後，葉紹袁就過來向胡文霆介紹說，已經到地方了，這裏離他目前居住的地方已經不遠了。
胡文霆同葉紹袁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最終決定自己先帶著一小部分人隨同葉紹袁先去他的住處安頓下來，其餘大部份人馬則暫時留在船上過夜，等第二天早上的時候，再把船上攜帶的相關物資搬運到葉紹袁的住處。
於是，胡文霆就帶著十幾名親後，還有同一條船上的一百多人，以及兩名郎中還有邢沅等人，隨同葉紹袁往他的住處進發，而沈之陽也在葉紹袁的熱情邀請下，一同前往葉家。
一路上，沈之陽對胡文霆那些隨行人員身上的各種新奇裝備，以及這些人行進過程中，絲毫沒有出現混亂情況的出色表現驚詫不已。心想，這些人都是經過一種什麽樣的嚴苛訓練之後，才能做到如此的紀律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