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遼東還是遼西?
給崇禎出點子：抓經濟，搞錢 作者：相山晚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經過幾天的海上漂泊之後，胡文霆一行總算抵達了位於關外的政治和軍事指揮中心--寧遠。因為大淩河築城一事，牽涉到軍政兩方麵，按照程序，胡文霆必須得先和此時的薊遼督師孫承宗，以及遼東巡撫丘禾嘉進行一些溝通，爭取得到他們的支持。
因此，胡文霆不管從哪方麵說，都必須把自己抵達遼東的第一站選擇在寧遠城。
說到這裏，筆者順便簡單的再介紹一下此時遼東的局勢，雖然朝廷或者胡文霆都還口口聲聲的說是到遼東公幹，事實上，此時的遼東已經根本不能稱之為遼東了，因為目前還真正控製在大明手中著的，僅有在後世被稱為遼西走廊的附近一小塊區域。
而遼河以東的大片區域及至整個遼東半島都已經成為了建奴的勢力範圍，甚至連遼河以西的廣寧目前都已經控製在建奴手中了。因此，此時的遼東應該改稱為遼西才更準確一些。
那為什麽大明會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就丟掉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呢，從表麵上看，好像是因為大明在前期的幾次大戰中，大明都被建奴軍隊擊敗而造成的。
但其中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因素，就是明代的衛所兵製度，使其和農耕經濟有著極強的聯係，這也使得明代遼東都司的衛所，都會集中在比較適宜農耕的地區。
在明代，受製於當時遼東都司轄區的氣候和地理條件，實際上絕大部分區域並不適合於農業生產，別說是像後世一樣成為商品糧基地了，甚至都無法實現自給自足。
比如在後世作為東北水稻重要產地的遼河平原，在明代受限於技術和人口，絕大多數地區不僅沒有被開發為農田，甚至還是當時將遼東都司轄區分割為遼西和遼東的遼澤。
因此大明如果要對這一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農業開發，首先需要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排水處理，顯然，對於當時的大明朝廷來說，是不會有誰願意幹這種需要進行高投入，卻不見得在短期內能有高回報的事情的。
去掉遼河平原一帶，明代遼東地區的平原農業，主要集中在距離關內地區更近，並且易於開發的遼西走廊、遼河平原和丘陵之間的過渡地帶以及遼東的一些丘陵地區。
相應的，遼東都司下轄的衛所也就主要分布在這些地方，那麽大明對這些地區的控製肯定就會更有力一些，同時，一些利益集團在這些地方擁有的利益也就多一些，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也會盡力推動朝廷方麵加大對這些地方在軍事上的投入。
而位於遼東和遼西之間的遼澤地區，雖然在維係遼東地區穩定方麵有著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但是大明朝廷卻難以安排軍隊在當地進行屯田，更不用說建立衛所。
如果說隻講關於遼東都司的農業問題，還不能夠很直白的說明大明在短時間內迅速丟掉遼東大部分地區控製權的原因，那麽接下來再說一下遼東都司的人口問題，就會讓遼東問題為何會迅速糜爛的原因變得更加直觀一些。
用馬克思哲學原理來表述，那就是因量變的不斷積累，最終引發了質變，一切都是大明自身對遼東的政策所引造成的。
首先在人口數量上，在明初接手整個遼東地區，並建立遼東都司時，遼東地區就和中原地區的許多地方一樣，當地都因為戰亂的破壞和人口逃亡，造成了本來就不是很多的人口，再次出現了大量的流失。
與內地不同的是，此時的遼東地區雖然也有一定數量的漢族軍戶，但是數量更多的是在金、元兩代再次繁衍生息的女真和高麗軍戶。因此對於遼東都司的人口問題，明代朝廷給出的解決方法非常簡單，即在原有的“高麗女直等夷之土著者不易其處”的情況下，從內地“始徙江淮齊魯之民居之”。
不過隨之又出現了一個讓人尷尬的問題，那就是明代衛所軍製的老大難問題——軍戶逃亡，在遼東都司同樣也會出現。雖然遼東都司轄區在農業生產方麵，條件要好於更北邊的奴兒幹都司和大寧都司，但和關內地區比較起來，此時的遼東都司，尤其是遼澤以東的遼東依然算得上是一片“苦寒”之地。
因此對於從內地被遷移到遼東的軍戶和百姓而言，這裏自然不是什麽能安居樂業的地方。於是從明初開始，遼東都司治下的軍民屢有向內地逃亡的現象出現。
到了嘉靖年間，隨著登遼海道因為倭寇和海盜的侵擾而關閉，遼東百姓的逃亡也就迎來了一個高潮。
當然，明廷麵對遼東都司的人口流失問題，也相繼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比如在嘉靖年間，開始對遼東都司的行政進行改革，擴大文官職權，以此改變過去粗放的武官治理。
同時政府方麵對遼東百姓進入關內進行了嚴格限製，但這些做法，最終都沒能真正扭轉遼東都司人口不斷流失的不利局麵。
既然通過從大明內部進行人口遷移的做法，無法維持遼東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長，那麽由外部向遼東引進人口是否可行呢？
答案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的確是可行的，而且明廷也確實是這麽做了。當時的遼東都司通過大量吸收外部的蒙古、女真以及朝鮮人，來填充遼東的人力缺口，而且還把這些人也納入了朝廷的軍戶管理體製當中。
比如在東寧衛就有“以遼陽高麗、女直來歸官民，每五丁以一丁編為軍，立東寧、南京、海洋、草河、女直五千戶所分隸焉”。
當然了，如果此時隻是簡單的從人口比例來看，遼東都司的各族比例中，漢族人口還是占據著較大的比例。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漢族軍戶和百姓，並不是均勻的平鋪在整個遼東都司轄區，而是更多的集中在農業條件相對更好的遼西地區。
而在遼澤以東，民族的比例則是“海州、遼東等處，人半是中國，半是朝鮮，半是女真”。也就是說在真正的遼東地區，漢人並沒有占據多數。
於是在漢人統治基礎不夠強的那些地區，遼東都司不得不對蒙古、女真以及朝鮮人當中的一些大族賦以一定權力，依靠他們來協助大明完成對這些地區的管理。
而且在事實上，在最初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遼東都司與蒙古、女真之間，並沒有形成之後的那種敵對關係。
因為當時的女真人還麵對蒙古諸部東進和李氏朝鮮北擴的軍事威脅，因此在客觀上，他們需要大明的軍事力量來為自己提供安全。
於是一直到明代的宣德年間，明廷和女真之間都一直維持著比較親密的關係。明廷也樂意接納大量女真部眾歸附，正好用他們來填充遼東都司的人口不足。
但到了正統年間，有兩件事卻為明廷和女真人之間埋下了裂痕。第一件事就是衛拉特人東擴，對朵顏三衛和海西、野人女真大開殺戒。
這場戰爭不僅讓女真人對明廷的真正實力有了更多的了解（有點像黔驢技窮的故事），從而使其對明廷的崇拜心理開始消失。
另一方麵也推動了民族遷徙的多米諾骨牌，包括朵顏三衛在內，大量蒙古人為了躲避衛拉特人，而向東進入到女真生活的區域，這又反過來迫使女真人開始向東南方向遷徙。
而在東邊，也是在正統年間，由於李朝不斷的北擴政策，原來生活在鴨綠江上遊和圖們江的女真各部，也被迫放棄故地內遷。
在兩個方向的擠壓下，原來生活在廣大東北亞土地上的海西和建州女真人，被擠壓到了緊貼明朝遼東都司東邊相對狹小的區域。
對於過去長期依靠漁獵為生的女真人而言，生存空間被擠壓所帶來的獵場喪失，直接導致過去的生活模式開始難以為繼，這迫使女真人開始更多依賴土地利用率更高的農耕，這也就開啟了女真諸部如何走向後金統一的曆史。
女真各部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依然承認明朝為宗主國，但雙方之間的關係已經變得相當複雜。女真出於對奴隸的需求，不斷劫掠遼東都司，導致當地雙方之間關係緊張，但同時女真各部又對遼東馬市產生了相當大的依賴。
更重要的是，遼東地區的百姓，和女真之間實際上也並非是簡單的掠奪和被掠奪者，雙方不僅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由於許多遼東百姓本身也是女真人，因此他們和建州和海西的女真人之間，往往存在著血緣和文化上的聯係。
比如像後世比較知名的佟養性所屬的遼東佟氏，這一家族就依托自身的女真人屬性，成為遊弋遼東和建州之間的富商豪族。
而從遼東都司的角度來說，接納女真部落歸附也是一筆比較劃算的買賣。一方麵這些女真部眾可以直接成為遼東都司新的兵源，女真人的歸附，也會造成建州和海西的人口流失，削弱當地的女真人勢力。
而且像遼東佟氏這樣，保持著雙麵身份的女真豪族，他們在明廷強勢時可以是明廷對建州、海西的情報來源。而在女真人強勢時，也會極為順滑地成為隱藏在明廷內部的定時炸彈。
比如說著名的薩爾滸之戰，有人希望努爾哈赤被幹掉，當地勢力可未必希望努爾哈赤完蛋。
所以這一戰看似是楊鎬錯誤指揮胡亂分兵，實際上是作戰計劃被泄露，努爾哈赤有了對方的作戰計劃，想失敗都難。
再比如，後來的王化貞派毛文龍到敵後去打遊擊。這一打之後，王化貞和毛文龍發現努爾哈赤的統治外強中幹，他們認為此時發動進攻是有可能取勝的。
但是，王化貞忽略了一點，當地勢力未必和他一樣希望後金完蛋。結果，廣寧之戰，當地勢力成員孫得功騙取王化貞信任後拆台搗蛋，導致王化貞廣寧慘敗。
然後就是熊廷弼從他鎮守的廣寧撤退時，五十萬石軍糧沒有銷毀，全部落入建奴手中。要知道，當時建奴的經濟狀況可是一直很不好，隻要不出去搶掠，糧食供應馬上就會出現問題。
當地勢力的如意算盤是，王化貞慘敗，自然得王化貞背鍋，熊廷弼丟失五十萬軍糧，自然也就不是什麽大事了。
換句話說，此時的熊廷弼已經從李成梁的反對者，變成了遼東當地勢力的利益代言人，而努爾哈赤，更是遼東當地勢力一手扶植起來的，和遼東當地勢力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熊廷弼一掌握遼東實權，遼東局勢就穩定，他的地位一動搖，遼東馬上出現戰亂，誰招惹熊廷弼，誰就得吃敗仗。
隻是讓遼東當地勢力沒想到的是，在京城，他們的勢力並不占優。結果一番鬥法下來，熊廷弼被殺，王化貞反倒沒死。
大致了解了在遼東當地各種勢力的結構之後，那麽在所謂的薩爾滸、遼陽、沈陽、廣寧等各次戰役中，外人看起來好像都是因為有了努爾哈赤同誌的用兵如神，所以才取得了每次戰役的勝利。
但實際上，在情報戰線上，全是遼東當地勢力穿著八旗軍的軍裝在作戰，為建奴方麵進行著各種間諜活動，再加上大明方麵一些掌軍文人，根本不重視情報工作，更有甚者，居然還能在出兵之前，堂而皇之對出兵日期及人數進行公告。
於是在雙方共同朝一個方向的努力下，建奴方麵在每次和明軍對壘時，就是不想贏都很難了。有時候，都不用建奴方麵動手，隱藏在明軍中的一些間諜，都能直接把軍隊搞亂。
比如遼陽城被攻破時，真正原因也不僅僅是當時的袁應泰收留蒙古人，才導致混在蒙古人中的後金奸細乘機開城門，事實上是在遼陽城裏的遼東漢奸勢力充當了帶路黨，事後向袁應泰潑一盆髒水，讓他背了黑鍋而已。
當時遼東當地勢力的如意算盤是這樣打的，努爾哈赤把明軍打得土崩瓦解聞風喪膽，然後努爾哈赤和明王朝和談，努爾哈赤成為割據一方的藩國，當地勢力就可以把自己的利益通過和談鞏固下來。
隻是此次遼東當地勢力又再次失算了，明廷中的官僚士紳勢力以遼東戰事為借口，加征巨額遼餉，再次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遼東當地勢力被拋棄了。
看到這裏，對比一下後世的某個階段，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因此就有人總結出了這麽一句話“曆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也就是說，遼東問題如果僅僅依靠軍事手段來解決，是很難實現圓滿解決的，必須以經濟手段為主，軍事手段為輔，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對遼東的完全控製。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有一句經典名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在很多時候，大多數人看到的是戰爭，但其起因卻是政治，而根本原因又是因為經濟，當然這其中難免也會摻雜進一些政客的所謂理想或者說欲望。
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決定戰爭，而戰爭的本質就是因為經濟，這是一個循環。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經濟利益，政治是態度，戰爭是行動，本質是生產資料的多寡，利益才是一切的根源。
胡文霆畢竟在後世已經進入了高級幹部序列，對這些東西的認識肯定要比一般的人要深刻得多，因此，他才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經濟上，試圖通過經濟手段，從根本上來解決遼東方麵的問題。
當然了，也因為遼東方麵的水實在太深了，使得胡文霆對遼東方麵的任何人都不敢有太多的信任，包括在史書中得到較多正麵評價的孫承宗，胡文霆都不敢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完全相告。
胡文霆在和孫承宗進行溝通時，隻是向他簡單的說明了自己目前擁有了一種新型的建築材料，在投入使用之後，不僅能大大加強建築物的強度，同時還能大大縮短施工時間，希望孫承宗能將大淩河築城工作中的一些附屬工程交給自己來完成。
胡文霆的最初目標是希望能將大淩河城周圍的所有塢堡建設都由自己來完成，結果在多方勢力的一番角力之後，最終胡文霆隻拿到了很小一部分的塢堡建設工程。
最後，胡文霆拿出了朱由檢的敕令，硬是把麵向錦州城一邊的塢堡建設以及防守任務都拿到了手，並且還為此立下了軍令狀，表示自己所負責建設的塢堡，如果在防守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還不如其它的塢堡，那麽自己甘願接受相關的軍法處置。
在孫承宗的協調下，各方總算達成了比較一致的意見。於是，大淩河的築城工作，在胡文霆這隻蝴蝶的作用下，比曆史上提前了整整一個多月開工了，胡文霆也按照自己的規劃，開始投入到對相關塢堡的建設當中。
因此，胡文霆不管從哪方麵說，都必須把自己抵達遼東的第一站選擇在寧遠城。
說到這裏，筆者順便簡單的再介紹一下此時遼東的局勢，雖然朝廷或者胡文霆都還口口聲聲的說是到遼東公幹，事實上，此時的遼東已經根本不能稱之為遼東了，因為目前還真正控製在大明手中著的，僅有在後世被稱為遼西走廊的附近一小塊區域。
而遼河以東的大片區域及至整個遼東半島都已經成為了建奴的勢力範圍，甚至連遼河以西的廣寧目前都已經控製在建奴手中了。因此，此時的遼東應該改稱為遼西才更準確一些。
那為什麽大明會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就丟掉了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呢，從表麵上看，好像是因為大明在前期的幾次大戰中，大明都被建奴軍隊擊敗而造成的。
但其中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因素，就是明代的衛所兵製度，使其和農耕經濟有著極強的聯係，這也使得明代遼東都司的衛所，都會集中在比較適宜農耕的地區。
在明代，受製於當時遼東都司轄區的氣候和地理條件，實際上絕大部分區域並不適合於農業生產，別說是像後世一樣成為商品糧基地了，甚至都無法實現自給自足。
比如在後世作為東北水稻重要產地的遼河平原，在明代受限於技術和人口，絕大多數地區不僅沒有被開發為農田，甚至還是當時將遼東都司轄區分割為遼西和遼東的遼澤。
因此大明如果要對這一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農業開發，首先需要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排水處理，顯然，對於當時的大明朝廷來說，是不會有誰願意幹這種需要進行高投入，卻不見得在短期內能有高回報的事情的。
去掉遼河平原一帶，明代遼東地區的平原農業，主要集中在距離關內地區更近，並且易於開發的遼西走廊、遼河平原和丘陵之間的過渡地帶以及遼東的一些丘陵地區。
相應的，遼東都司下轄的衛所也就主要分布在這些地方，那麽大明對這些地區的控製肯定就會更有力一些，同時，一些利益集團在這些地方擁有的利益也就多一些，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也會盡力推動朝廷方麵加大對這些地方在軍事上的投入。
而位於遼東和遼西之間的遼澤地區，雖然在維係遼東地區穩定方麵有著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但是大明朝廷卻難以安排軍隊在當地進行屯田，更不用說建立衛所。
如果說隻講關於遼東都司的農業問題，還不能夠很直白的說明大明在短時間內迅速丟掉遼東大部分地區控製權的原因，那麽接下來再說一下遼東都司的人口問題，就會讓遼東問題為何會迅速糜爛的原因變得更加直觀一些。
用馬克思哲學原理來表述，那就是因量變的不斷積累，最終引發了質變，一切都是大明自身對遼東的政策所引造成的。
首先在人口數量上，在明初接手整個遼東地區，並建立遼東都司時，遼東地區就和中原地區的許多地方一樣，當地都因為戰亂的破壞和人口逃亡，造成了本來就不是很多的人口，再次出現了大量的流失。
與內地不同的是，此時的遼東地區雖然也有一定數量的漢族軍戶，但是數量更多的是在金、元兩代再次繁衍生息的女真和高麗軍戶。因此對於遼東都司的人口問題，明代朝廷給出的解決方法非常簡單，即在原有的“高麗女直等夷之土著者不易其處”的情況下，從內地“始徙江淮齊魯之民居之”。
不過隨之又出現了一個讓人尷尬的問題，那就是明代衛所軍製的老大難問題——軍戶逃亡，在遼東都司同樣也會出現。雖然遼東都司轄區在農業生產方麵，條件要好於更北邊的奴兒幹都司和大寧都司，但和關內地區比較起來，此時的遼東都司，尤其是遼澤以東的遼東依然算得上是一片“苦寒”之地。
因此對於從內地被遷移到遼東的軍戶和百姓而言，這裏自然不是什麽能安居樂業的地方。於是從明初開始，遼東都司治下的軍民屢有向內地逃亡的現象出現。
到了嘉靖年間，隨著登遼海道因為倭寇和海盜的侵擾而關閉，遼東百姓的逃亡也就迎來了一個高潮。
當然，明廷麵對遼東都司的人口流失問題，也相繼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比如在嘉靖年間，開始對遼東都司的行政進行改革，擴大文官職權，以此改變過去粗放的武官治理。
同時政府方麵對遼東百姓進入關內進行了嚴格限製，但這些做法，最終都沒能真正扭轉遼東都司人口不斷流失的不利局麵。
既然通過從大明內部進行人口遷移的做法，無法維持遼東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長，那麽由外部向遼東引進人口是否可行呢？
答案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的確是可行的，而且明廷也確實是這麽做了。當時的遼東都司通過大量吸收外部的蒙古、女真以及朝鮮人，來填充遼東的人力缺口，而且還把這些人也納入了朝廷的軍戶管理體製當中。
比如在東寧衛就有“以遼陽高麗、女直來歸官民，每五丁以一丁編為軍，立東寧、南京、海洋、草河、女直五千戶所分隸焉”。
當然了，如果此時隻是簡單的從人口比例來看，遼東都司的各族比例中，漢族人口還是占據著較大的比例。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漢族軍戶和百姓，並不是均勻的平鋪在整個遼東都司轄區，而是更多的集中在農業條件相對更好的遼西地區。
而在遼澤以東，民族的比例則是“海州、遼東等處，人半是中國，半是朝鮮，半是女真”。也就是說在真正的遼東地區，漢人並沒有占據多數。
於是在漢人統治基礎不夠強的那些地區，遼東都司不得不對蒙古、女真以及朝鮮人當中的一些大族賦以一定權力，依靠他們來協助大明完成對這些地區的管理。
而且在事實上，在最初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遼東都司與蒙古、女真之間，並沒有形成之後的那種敵對關係。
因為當時的女真人還麵對蒙古諸部東進和李氏朝鮮北擴的軍事威脅，因此在客觀上，他們需要大明的軍事力量來為自己提供安全。
於是一直到明代的宣德年間，明廷和女真之間都一直維持著比較親密的關係。明廷也樂意接納大量女真部眾歸附，正好用他們來填充遼東都司的人口不足。
但到了正統年間，有兩件事卻為明廷和女真人之間埋下了裂痕。第一件事就是衛拉特人東擴，對朵顏三衛和海西、野人女真大開殺戒。
這場戰爭不僅讓女真人對明廷的真正實力有了更多的了解（有點像黔驢技窮的故事），從而使其對明廷的崇拜心理開始消失。
另一方麵也推動了民族遷徙的多米諾骨牌，包括朵顏三衛在內，大量蒙古人為了躲避衛拉特人，而向東進入到女真生活的區域，這又反過來迫使女真人開始向東南方向遷徙。
而在東邊，也是在正統年間，由於李朝不斷的北擴政策，原來生活在鴨綠江上遊和圖們江的女真各部，也被迫放棄故地內遷。
在兩個方向的擠壓下，原來生活在廣大東北亞土地上的海西和建州女真人，被擠壓到了緊貼明朝遼東都司東邊相對狹小的區域。
對於過去長期依靠漁獵為生的女真人而言，生存空間被擠壓所帶來的獵場喪失，直接導致過去的生活模式開始難以為繼，這迫使女真人開始更多依賴土地利用率更高的農耕，這也就開啟了女真諸部如何走向後金統一的曆史。
女真各部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依然承認明朝為宗主國，但雙方之間的關係已經變得相當複雜。女真出於對奴隸的需求，不斷劫掠遼東都司，導致當地雙方之間關係緊張，但同時女真各部又對遼東馬市產生了相當大的依賴。
更重要的是，遼東地區的百姓，和女真之間實際上也並非是簡單的掠奪和被掠奪者，雙方不僅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由於許多遼東百姓本身也是女真人，因此他們和建州和海西的女真人之間，往往存在著血緣和文化上的聯係。
比如像後世比較知名的佟養性所屬的遼東佟氏，這一家族就依托自身的女真人屬性，成為遊弋遼東和建州之間的富商豪族。
而從遼東都司的角度來說，接納女真部落歸附也是一筆比較劃算的買賣。一方麵這些女真部眾可以直接成為遼東都司新的兵源，女真人的歸附，也會造成建州和海西的人口流失，削弱當地的女真人勢力。
而且像遼東佟氏這樣，保持著雙麵身份的女真豪族，他們在明廷強勢時可以是明廷對建州、海西的情報來源。而在女真人強勢時，也會極為順滑地成為隱藏在明廷內部的定時炸彈。
比如說著名的薩爾滸之戰，有人希望努爾哈赤被幹掉，當地勢力可未必希望努爾哈赤完蛋。
所以這一戰看似是楊鎬錯誤指揮胡亂分兵，實際上是作戰計劃被泄露，努爾哈赤有了對方的作戰計劃，想失敗都難。
再比如，後來的王化貞派毛文龍到敵後去打遊擊。這一打之後，王化貞和毛文龍發現努爾哈赤的統治外強中幹，他們認為此時發動進攻是有可能取勝的。
但是，王化貞忽略了一點，當地勢力未必和他一樣希望後金完蛋。結果，廣寧之戰，當地勢力成員孫得功騙取王化貞信任後拆台搗蛋，導致王化貞廣寧慘敗。
然後就是熊廷弼從他鎮守的廣寧撤退時，五十萬石軍糧沒有銷毀，全部落入建奴手中。要知道，當時建奴的經濟狀況可是一直很不好，隻要不出去搶掠，糧食供應馬上就會出現問題。
當地勢力的如意算盤是，王化貞慘敗，自然得王化貞背鍋，熊廷弼丟失五十萬軍糧，自然也就不是什麽大事了。
換句話說，此時的熊廷弼已經從李成梁的反對者，變成了遼東當地勢力的利益代言人，而努爾哈赤，更是遼東當地勢力一手扶植起來的，和遼東當地勢力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熊廷弼一掌握遼東實權，遼東局勢就穩定，他的地位一動搖，遼東馬上出現戰亂，誰招惹熊廷弼，誰就得吃敗仗。
隻是讓遼東當地勢力沒想到的是，在京城，他們的勢力並不占優。結果一番鬥法下來，熊廷弼被殺，王化貞反倒沒死。
大致了解了在遼東當地各種勢力的結構之後，那麽在所謂的薩爾滸、遼陽、沈陽、廣寧等各次戰役中，外人看起來好像都是因為有了努爾哈赤同誌的用兵如神，所以才取得了每次戰役的勝利。
但實際上，在情報戰線上，全是遼東當地勢力穿著八旗軍的軍裝在作戰，為建奴方麵進行著各種間諜活動，再加上大明方麵一些掌軍文人，根本不重視情報工作，更有甚者，居然還能在出兵之前，堂而皇之對出兵日期及人數進行公告。
於是在雙方共同朝一個方向的努力下，建奴方麵在每次和明軍對壘時，就是不想贏都很難了。有時候，都不用建奴方麵動手，隱藏在明軍中的一些間諜，都能直接把軍隊搞亂。
比如遼陽城被攻破時，真正原因也不僅僅是當時的袁應泰收留蒙古人，才導致混在蒙古人中的後金奸細乘機開城門，事實上是在遼陽城裏的遼東漢奸勢力充當了帶路黨，事後向袁應泰潑一盆髒水，讓他背了黑鍋而已。
當時遼東當地勢力的如意算盤是這樣打的，努爾哈赤把明軍打得土崩瓦解聞風喪膽，然後努爾哈赤和明王朝和談，努爾哈赤成為割據一方的藩國，當地勢力就可以把自己的利益通過和談鞏固下來。
隻是此次遼東當地勢力又再次失算了，明廷中的官僚士紳勢力以遼東戰事為借口，加征巨額遼餉，再次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遼東當地勢力被拋棄了。
看到這裏，對比一下後世的某個階段，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因此就有人總結出了這麽一句話“曆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也就是說，遼東問題如果僅僅依靠軍事手段來解決，是很難實現圓滿解決的，必須以經濟手段為主，軍事手段為輔，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對遼東的完全控製。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有一句經典名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在很多時候，大多數人看到的是戰爭，但其起因卻是政治，而根本原因又是因為經濟，當然這其中難免也會摻雜進一些政客的所謂理想或者說欲望。
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決定戰爭，而戰爭的本質就是因為經濟，這是一個循環。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經濟利益，政治是態度，戰爭是行動，本質是生產資料的多寡，利益才是一切的根源。
胡文霆畢竟在後世已經進入了高級幹部序列，對這些東西的認識肯定要比一般的人要深刻得多，因此，他才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經濟上，試圖通過經濟手段，從根本上來解決遼東方麵的問題。
當然了，也因為遼東方麵的水實在太深了，使得胡文霆對遼東方麵的任何人都不敢有太多的信任，包括在史書中得到較多正麵評價的孫承宗，胡文霆都不敢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完全相告。
胡文霆在和孫承宗進行溝通時，隻是向他簡單的說明了自己目前擁有了一種新型的建築材料，在投入使用之後，不僅能大大加強建築物的強度，同時還能大大縮短施工時間，希望孫承宗能將大淩河築城工作中的一些附屬工程交給自己來完成。
胡文霆的最初目標是希望能將大淩河城周圍的所有塢堡建設都由自己來完成，結果在多方勢力的一番角力之後，最終胡文霆隻拿到了很小一部分的塢堡建設工程。
最後，胡文霆拿出了朱由檢的敕令，硬是把麵向錦州城一邊的塢堡建設以及防守任務都拿到了手，並且還為此立下了軍令狀，表示自己所負責建設的塢堡，如果在防守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還不如其它的塢堡，那麽自己甘願接受相關的軍法處置。
在孫承宗的協調下，各方總算達成了比較一致的意見。於是，大淩河的築城工作，在胡文霆這隻蝴蝶的作用下，比曆史上提前了整整一個多月開工了，胡文霆也按照自己的規劃，開始投入到對相關塢堡的建設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