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第一份報告《增長的極限》，做出‘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業化、資源消耗、環境汙染、糧食生產的趨勢繼續不變，下一個100年的某個時刻，就會達到這個行星增長的極限———出現不可控製的災變’的預測後，全球性生態危機的話題震驚了全人類。幾十年過去了，我們發現這個預測正在被一個又一個無情的事實驗證。”辛格博士一邊觀看屏幕一邊痛心疾首地解說。
“這和眼前的中美戰爭有什麽關係？”小巴頓不解地問。
“這有很大的關係。”辛格博士點了一下遙控器，屏幕上的畫麵消失了。“在上個世紀後半頁世界人口增長翻了一番，從1950年的25億升到1988年59億，這個史無先例的人口巨浪及其不斷上升的消費，正把人類的索取推向超出地球的自然極限。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達77-112億，我們採用聯合國94億人口的中間預測值，依據這種‘最可能’結果讓我們看看人口增長對未來生態係統和各國政府帶來的壓力。據科學家們的估算，今日地球能養活的合理人口大約為80億人左右。 美國人口資料局公布的統計報告指出：全世界人口在以每分鍾淨增167人的速度持續激增。到2025年，全球人口將突破80億大關。馬爾薩斯在18世紀首先提出，人口的增長可能超過食物的增長。當然，在他的時代，這種情形並沒有發生，此後兩個世紀也如此。即使在世界人口增長率達到巔峰的20世紀60及70年代，科學家仍成功地使得糧食產量跟得上需求。這要感謝‘綠色革命’，它最終把高產作物、化肥和機械化農業推廣到了一切可以使用它們的地方。有時也會出現饑荒，但這是由於財富分配不均所致。
在20世紀90年代，人口增長速度明顯放慢了。1994年人口統計學家預計，到2050年人口可能穩定在90億。許多人以為從此不必再擔心人口問題，但這個預計算隻考慮了問題的一半。地球的確能養活90億人——但隻能堅持很短的一段時間，因為環境的代價太高了，無法持續下去。簡單地說，土壤和水用完了。
由於使用有害的農業技術向土地索取更多收成，我們毀壞了土壤。化肥可能取代植物向土地提供礦物質，卻不能重建那優良的微觀結構。過度耕作，再加上重型農業機械壓實了土壤，使其更易流失。它們被颳走，被沖走。在20世紀末，這一過程已經在進行中。2001年，美國研究環境的機構世界資源研究所報告說，土壤和水源的退化，已經使全世界16%的農用地產量下降。我們知道危險存在，但在許多地區，並沒有採取什麽措施來減緩土地退化。這部分是因為，在世紀之交大多數農業研究被私有化之後，人們對土壤結構的研究幾乎降到了零——而且確實很難既放棄原有的技術又同時保持產量。沒有哪個政府能夠在政治上鼓起這勇氣。
在世界許多地區，仍存在著提高產量的空間，樂觀主義者提供了大量的技術手段來彌補，例如更好的作物品種和農業技術。但往往是在解決手段準備好的時候，問題已經發生了變化。我想，打敗我們的，主要是問題的複雜程度及變化的速度，球門總在換地方。
貿易全球化減輕了初期的地區性食品短缺，因為糧食產量的短缺可以通過進口來彌補。然而我們忽視了一點，就是全球貿易也使昆蟲、植物和微生物流動得更頻繁。由於沒有天敵來控製它們這些外來的訪客成了害蟲。更糟地，如同以往，這些害蟲迅速對農民用來消滅它們的化學藥品產生了抗藥性。為了尋找新的農藥，大公司們很是過了一段煩難的日子麵對這一切，許多農民加入了一場世界性的出走風潮，把土地賣給不斷擴張的城市。他們使這些衛星城市裏的失業人口不斷增加，這一過程在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等大城市已經開始顯現。飢餓的無業遊民幾乎在所有地方都造成政治不穩，這反過來又促使大量的人背井離鄉討生活或逃離暴力。為了昂貴的食物、清潔水源和衛生保健而掙紮，加劇了貧富矛盾——特別是當電視和網際網路不斷地告訴窮人，他們所未能擁有的是些什麽。
城市的規模也給它自身造成了問題。運進大批的食物、運出大量的垃圾變得越來越困難。無論哪一過程不順暢——即使並不嚴重，也會使人們死於暴力、逃亡或簡單地餓死。最糟糕的，當這些巨型城市雨後的蘑菇般湧現時，城市規模過大，超過其汙染水處理飲用水係統的能力，導致衛生水平下降，使各種流行性疾病紛紛登場。2003年中國首先爆發了大規模的薩斯傳染病，並迅速波及全世界。新疾病也在巨大而擁擠的牲畜飼養棚裏產生，2004年越南爆發了禽流感，牲畜的全球流動更助長了這種過程，致使其在南亞地區失控大規模傳播開來。如果進行安全預警，有可能防止這些傳染的產生。但由於食物和水的需求增加、成本都上升，飽受壓力的農民負擔不起這開銷。比如狂牛症產生時，歐洲的經濟能力使之能屠殺超過 100 萬頭牛，僅僅因為它們的腦部可能會被感染，這在亞洲那些貧困地區的人們聽起來簡直是瘋了。饑荒，戰爭和瘟疫一直占據著人類的歷史，但在地球的土壤、水源、氣候和穀物的天然支持係統突然崩潰瓦解的時候，它們將顯得格外狂暴，一切都發生得太快，會使我們來不及應對。
“這和眼前的中美戰爭有什麽關係？”小巴頓不解地問。
“這有很大的關係。”辛格博士點了一下遙控器，屏幕上的畫麵消失了。“在上個世紀後半頁世界人口增長翻了一番，從1950年的25億升到1988年59億，這個史無先例的人口巨浪及其不斷上升的消費，正把人類的索取推向超出地球的自然極限。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達77-112億，我們採用聯合國94億人口的中間預測值，依據這種‘最可能’結果讓我們看看人口增長對未來生態係統和各國政府帶來的壓力。據科學家們的估算，今日地球能養活的合理人口大約為80億人左右。 美國人口資料局公布的統計報告指出：全世界人口在以每分鍾淨增167人的速度持續激增。到2025年，全球人口將突破80億大關。馬爾薩斯在18世紀首先提出，人口的增長可能超過食物的增長。當然，在他的時代，這種情形並沒有發生，此後兩個世紀也如此。即使在世界人口增長率達到巔峰的20世紀60及70年代，科學家仍成功地使得糧食產量跟得上需求。這要感謝‘綠色革命’，它最終把高產作物、化肥和機械化農業推廣到了一切可以使用它們的地方。有時也會出現饑荒，但這是由於財富分配不均所致。
在20世紀90年代，人口增長速度明顯放慢了。1994年人口統計學家預計，到2050年人口可能穩定在90億。許多人以為從此不必再擔心人口問題，但這個預計算隻考慮了問題的一半。地球的確能養活90億人——但隻能堅持很短的一段時間，因為環境的代價太高了，無法持續下去。簡單地說，土壤和水用完了。
由於使用有害的農業技術向土地索取更多收成，我們毀壞了土壤。化肥可能取代植物向土地提供礦物質，卻不能重建那優良的微觀結構。過度耕作，再加上重型農業機械壓實了土壤，使其更易流失。它們被颳走，被沖走。在20世紀末，這一過程已經在進行中。2001年，美國研究環境的機構世界資源研究所報告說，土壤和水源的退化，已經使全世界16%的農用地產量下降。我們知道危險存在，但在許多地區，並沒有採取什麽措施來減緩土地退化。這部分是因為，在世紀之交大多數農業研究被私有化之後，人們對土壤結構的研究幾乎降到了零——而且確實很難既放棄原有的技術又同時保持產量。沒有哪個政府能夠在政治上鼓起這勇氣。
在世界許多地區，仍存在著提高產量的空間，樂觀主義者提供了大量的技術手段來彌補，例如更好的作物品種和農業技術。但往往是在解決手段準備好的時候，問題已經發生了變化。我想，打敗我們的，主要是問題的複雜程度及變化的速度，球門總在換地方。
貿易全球化減輕了初期的地區性食品短缺，因為糧食產量的短缺可以通過進口來彌補。然而我們忽視了一點，就是全球貿易也使昆蟲、植物和微生物流動得更頻繁。由於沒有天敵來控製它們這些外來的訪客成了害蟲。更糟地，如同以往，這些害蟲迅速對農民用來消滅它們的化學藥品產生了抗藥性。為了尋找新的農藥，大公司們很是過了一段煩難的日子麵對這一切，許多農民加入了一場世界性的出走風潮，把土地賣給不斷擴張的城市。他們使這些衛星城市裏的失業人口不斷增加，這一過程在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等大城市已經開始顯現。飢餓的無業遊民幾乎在所有地方都造成政治不穩，這反過來又促使大量的人背井離鄉討生活或逃離暴力。為了昂貴的食物、清潔水源和衛生保健而掙紮，加劇了貧富矛盾——特別是當電視和網際網路不斷地告訴窮人，他們所未能擁有的是些什麽。
城市的規模也給它自身造成了問題。運進大批的食物、運出大量的垃圾變得越來越困難。無論哪一過程不順暢——即使並不嚴重，也會使人們死於暴力、逃亡或簡單地餓死。最糟糕的，當這些巨型城市雨後的蘑菇般湧現時，城市規模過大，超過其汙染水處理飲用水係統的能力，導致衛生水平下降，使各種流行性疾病紛紛登場。2003年中國首先爆發了大規模的薩斯傳染病，並迅速波及全世界。新疾病也在巨大而擁擠的牲畜飼養棚裏產生，2004年越南爆發了禽流感，牲畜的全球流動更助長了這種過程，致使其在南亞地區失控大規模傳播開來。如果進行安全預警，有可能防止這些傳染的產生。但由於食物和水的需求增加、成本都上升，飽受壓力的農民負擔不起這開銷。比如狂牛症產生時，歐洲的經濟能力使之能屠殺超過 100 萬頭牛，僅僅因為它們的腦部可能會被感染，這在亞洲那些貧困地區的人們聽起來簡直是瘋了。饑荒，戰爭和瘟疫一直占據著人類的歷史，但在地球的土壤、水源、氣候和穀物的天然支持係統突然崩潰瓦解的時候，它們將顯得格外狂暴，一切都發生得太快，會使我們來不及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