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蔣經國出行閣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蔣經國時代的來臨。經過蔣介石的精心安排和扶植，國民黨的政權順利交接。
而作為蔣介石夫人的宋美齡，在蔣介石去世前後也在積極活動，在政治舞台上謀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蔣介石生病住院期間，宋美齡親自安排蔣介石的治療和活動。
宋美齡是親美派，在她周圍集聚了一幫人。在家族人情的包圍內，有人提議讓宋美齡多出麵以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在蔣介石百年之後能繼任總裁。
宋美齡是聰明人，她深知憑著自己的這點影響力根本擊敗不了蔣經國，因而採取守勢，以靜製動，靜觀其變。但她也不甘寂寞，就以“行政院長”人選問題開始向蔣介石施加影響。
1972年，嚴家淦“內閣”辭職風聲一出，宋美齡就想向蔣介石建議，提名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為“行政院長”，因為在大財閥孔氏家中，隻有孔令侃對政治具有十分濃厚的興趣。藉此機會，孔令侃多次在姨媽宋美齡耳邊吹風，希望她能幫幫忙。
事與願違，由於蔣介石傳子心切，他根本聽不進宋美齡的話。蔣介石一心一意想讓兒子繼承他的事業，在關鍵時期，他當然不會去聽從宋美齡的話。於是，嚴家淦辭職後，蔣經國順利當上了“行政院長”。
沒有蔣介石的支持，宋美齡辦不成任何事。從孔令侃身上，宋美齡掂量出了自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位置。其他人也看出了蔣介石的傳子企圖，而自覺地投身到太子身邊，在國民黨元老中，能為宋美齡說話的人真是少而又少。
蔣介石去世後，穀正綱等人曾提出可否讓宋美齡出任國民黨的總裁的議案，但廣大國民黨元老已不再把昔日光彩照人的蔣夫人放在眼裏，因為他們知道，失去蔣介石的宋美齡，已經是沒有任何權力可言，因此，他們捨棄了夫人，不同意宋美齡出任國民黨總裁。
隨著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中央主席及隨後就任“總統”，宋美齡覺得蔣經國應放棄“行政院長”一職，此時，她又多次托人暗示能否讓孔令侃組閣，但蔣經國仍然不買她的帳，而是讓孫運璿組閣。
宋美齡沒想到在行政院長人選上又碰了一鼻子灰。她意識到大勢已去，於是，決定遠走美國，去過清靜的日子，除非有大事決不返台。
二十二、無法再起
1986年宋美齡回到台灣，發表了一篇《我將再起》的講話。講話的題目倒不新鮮，因為抗戰之初，宋美齡曾寫過同名作品，旨在呼籲同胞抗爭，挽救民族危亡，這次講話卻是表達個人的某種願望，頗有些令人尋味。
至於宋美齡返台原因，主要是主持參加蔣介石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其次，如果還有別的因素，就是她在紐約太寂寞了。除了在第五大道和孔令侃、孔令儀等孔家一家人接觸外，隻有偶爾到德克薩斯州孔令傑的莊園裏走走，每年會客不過十次。
多數在長島別墅裏，幸好宋美齡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基督耶穌可以與她做伴，否則將何以堪?
她這次返台，多少也有以解寂寞的意思。早在1985年6月她在長島款待台灣各市市長夫人訪問團，當來自台灣的客人一致表示歡迎老夫人回台看看時，她曾透露，明年即1986年有些可能。1986年是蔣介石百年冥誕，蔣經國一奉請母親大人，她當然也就欣然接受了。
蔣經國派三子蔣孝勇前來紐約恭迎老夫人，並沿途陪侍，這是最恰當的選擇。
因為蔣孝文有病在身，而蔣孝武外放新加坡，蔣緯國之子蔣孝剛遠在倫敦求學，此任務非蔣孝勇莫屬。
從11月10日起到12月5日止，宋美齡在士林官邸接見台灣方麵的官員，開鑼戲由俞國華唱，壓台戲由李國鼎唱，這中間包括“副總統”李登輝，“省主席”邱創煥、“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台北市“議會議長”、台北高雄市“市長”;在武人方麵，接見了“五虎上將”。隻有兩人未露麵，97歲的元老張群和96歲的老將何應欽。這兩將以歲齡而言，是應由宋美齡登門拜候的。
多年以來一直冷淡宋美齡的美國報紙，此時在版麵上也給她以應有的位置。《紐約時報》11月30日以“蔣的85歲的遺孀在台灣仍是一股力量”為題，刊出美聯社對她的台灣之行所作的報導。隻是通篇缺乏實質性的東西，僅說她對蔣經國的改革計劃，既未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對。而黨外雜誌暗示蔣夫人將聯合元老反對改革，台灣“警備總部”迅速沒收了這些雜誌。不過，這篇報導指出了一點：蔣夫人的影響力被認為僅次於她的丈夫。應該補充一句，今日在台灣僅次於蔣經國。
1986年10月31日，針對宋美齡發表的那篇文章，有些神經較敏感的人都認為她的“我將再起”和以前的“我將再起”，在意義上似乎不太一樣，有著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認為，蔣經國若是看了這篇文章，心裏一定別有一番滋味。
但是，實際的情況並不是這麽一回事。在蔣經國在世的最後的這段歲月，他對權力接班的布局雖然已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齡在內的人都對蔣經國未來的權力布局充滿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時，大多數的“宮廷派”人士對蔣經國選定的接班人李登輝了解的程度仍然相當有限。可是，他們對這位台灣的“副總統”實在是不能像對以前的“副總統”嚴家淦那樣放心，對萬一在蔣經國不幸病故後，李登輝能否當一個不戀棧權位的過渡“總統”，則充滿了懷疑。這種懷疑，其實不是對李登輝懷有任何成見和敵意，而是植基於威權時代一種家天下的潛意識慣性，植基於國民黨撤退來台灣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灣人掌權之後，尾大不掉，反過來打壓外省人，發生養虎反噬的悲劇。
“宮廷派”人士的憂慮，後來證明不是一種多慮。可是，在當初，當“宮廷派”人士包圍宋美齡，對蔣經國一旦亡故，在權力結構上可能的肘腋之變不斷提出警告時，宋美齡則是陷入極大無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經國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幹涉!”她對宮廷人士提出的看法，盡管心存圖意，但是，她有什麽力量能左右蔣經國呢?
“我將再起”基本上隻是一個小插曲，它沒有辦法改變蔣經國的權力布局，也沒有辦法改變政治舞台台灣人時代的潮流。當宋美齡看完《我將再起》的講稿，並且在草稿簽上自己的名字時，她的腳上已經長滿了靜脈瘤，她的健康雖然沒有明顯惡化的跡象，可是，她站起來的時候，偶爾還需要護士從旁扶持，她即使還有心“再起”，也是用顫巍巍的姿勢站立在世人麵前的。事實已經擺在陽光底下，宋美齡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賭的大輪盤中，已經沒有她下注的機會了。蔣經國病逝標誌著蔣氏父子兩代政治強人統治的結束。如果將蔣經國病逝時的台灣政情同蔣介石死時的台灣政情作一比較，即可發現蔣經國病逝時台灣政情逐漸趨向複雜與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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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為蔣介石夫人的宋美齡，在蔣介石去世前後也在積極活動，在政治舞台上謀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蔣介石生病住院期間，宋美齡親自安排蔣介石的治療和活動。
宋美齡是親美派，在她周圍集聚了一幫人。在家族人情的包圍內，有人提議讓宋美齡多出麵以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在蔣介石百年之後能繼任總裁。
宋美齡是聰明人，她深知憑著自己的這點影響力根本擊敗不了蔣經國，因而採取守勢，以靜製動，靜觀其變。但她也不甘寂寞，就以“行政院長”人選問題開始向蔣介石施加影響。
1972年，嚴家淦“內閣”辭職風聲一出，宋美齡就想向蔣介石建議，提名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為“行政院長”，因為在大財閥孔氏家中，隻有孔令侃對政治具有十分濃厚的興趣。藉此機會，孔令侃多次在姨媽宋美齡耳邊吹風，希望她能幫幫忙。
事與願違，由於蔣介石傳子心切，他根本聽不進宋美齡的話。蔣介石一心一意想讓兒子繼承他的事業，在關鍵時期，他當然不會去聽從宋美齡的話。於是，嚴家淦辭職後，蔣經國順利當上了“行政院長”。
沒有蔣介石的支持，宋美齡辦不成任何事。從孔令侃身上，宋美齡掂量出了自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位置。其他人也看出了蔣介石的傳子企圖，而自覺地投身到太子身邊，在國民黨元老中，能為宋美齡說話的人真是少而又少。
蔣介石去世後，穀正綱等人曾提出可否讓宋美齡出任國民黨的總裁的議案，但廣大國民黨元老已不再把昔日光彩照人的蔣夫人放在眼裏，因為他們知道，失去蔣介石的宋美齡，已經是沒有任何權力可言，因此，他們捨棄了夫人，不同意宋美齡出任國民黨總裁。
隨著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中央主席及隨後就任“總統”，宋美齡覺得蔣經國應放棄“行政院長”一職，此時，她又多次托人暗示能否讓孔令侃組閣，但蔣經國仍然不買她的帳，而是讓孫運璿組閣。
宋美齡沒想到在行政院長人選上又碰了一鼻子灰。她意識到大勢已去，於是，決定遠走美國，去過清靜的日子，除非有大事決不返台。
二十二、無法再起
1986年宋美齡回到台灣，發表了一篇《我將再起》的講話。講話的題目倒不新鮮，因為抗戰之初，宋美齡曾寫過同名作品，旨在呼籲同胞抗爭，挽救民族危亡，這次講話卻是表達個人的某種願望，頗有些令人尋味。
至於宋美齡返台原因，主要是主持參加蔣介石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其次，如果還有別的因素，就是她在紐約太寂寞了。除了在第五大道和孔令侃、孔令儀等孔家一家人接觸外，隻有偶爾到德克薩斯州孔令傑的莊園裏走走，每年會客不過十次。
多數在長島別墅裏，幸好宋美齡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基督耶穌可以與她做伴，否則將何以堪?
她這次返台，多少也有以解寂寞的意思。早在1985年6月她在長島款待台灣各市市長夫人訪問團，當來自台灣的客人一致表示歡迎老夫人回台看看時，她曾透露，明年即1986年有些可能。1986年是蔣介石百年冥誕，蔣經國一奉請母親大人，她當然也就欣然接受了。
蔣經國派三子蔣孝勇前來紐約恭迎老夫人，並沿途陪侍，這是最恰當的選擇。
因為蔣孝文有病在身，而蔣孝武外放新加坡，蔣緯國之子蔣孝剛遠在倫敦求學，此任務非蔣孝勇莫屬。
從11月10日起到12月5日止，宋美齡在士林官邸接見台灣方麵的官員，開鑼戲由俞國華唱，壓台戲由李國鼎唱，這中間包括“副總統”李登輝，“省主席”邱創煥、“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台北市“議會議長”、台北高雄市“市長”;在武人方麵，接見了“五虎上將”。隻有兩人未露麵，97歲的元老張群和96歲的老將何應欽。這兩將以歲齡而言，是應由宋美齡登門拜候的。
多年以來一直冷淡宋美齡的美國報紙，此時在版麵上也給她以應有的位置。《紐約時報》11月30日以“蔣的85歲的遺孀在台灣仍是一股力量”為題，刊出美聯社對她的台灣之行所作的報導。隻是通篇缺乏實質性的東西，僅說她對蔣經國的改革計劃，既未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對。而黨外雜誌暗示蔣夫人將聯合元老反對改革，台灣“警備總部”迅速沒收了這些雜誌。不過，這篇報導指出了一點：蔣夫人的影響力被認為僅次於她的丈夫。應該補充一句，今日在台灣僅次於蔣經國。
1986年10月31日，針對宋美齡發表的那篇文章，有些神經較敏感的人都認為她的“我將再起”和以前的“我將再起”，在意義上似乎不太一樣，有著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認為，蔣經國若是看了這篇文章，心裏一定別有一番滋味。
但是，實際的情況並不是這麽一回事。在蔣經國在世的最後的這段歲月，他對權力接班的布局雖然已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齡在內的人都對蔣經國未來的權力布局充滿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時，大多數的“宮廷派”人士對蔣經國選定的接班人李登輝了解的程度仍然相當有限。可是，他們對這位台灣的“副總統”實在是不能像對以前的“副總統”嚴家淦那樣放心，對萬一在蔣經國不幸病故後，李登輝能否當一個不戀棧權位的過渡“總統”，則充滿了懷疑。這種懷疑，其實不是對李登輝懷有任何成見和敵意，而是植基於威權時代一種家天下的潛意識慣性，植基於國民黨撤退來台灣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灣人掌權之後，尾大不掉，反過來打壓外省人，發生養虎反噬的悲劇。
“宮廷派”人士的憂慮，後來證明不是一種多慮。可是，在當初，當“宮廷派”人士包圍宋美齡，對蔣經國一旦亡故，在權力結構上可能的肘腋之變不斷提出警告時，宋美齡則是陷入極大無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經國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幹涉!”她對宮廷人士提出的看法，盡管心存圖意，但是，她有什麽力量能左右蔣經國呢?
“我將再起”基本上隻是一個小插曲，它沒有辦法改變蔣經國的權力布局，也沒有辦法改變政治舞台台灣人時代的潮流。當宋美齡看完《我將再起》的講稿，並且在草稿簽上自己的名字時，她的腳上已經長滿了靜脈瘤，她的健康雖然沒有明顯惡化的跡象，可是，她站起來的時候，偶爾還需要護士從旁扶持，她即使還有心“再起”，也是用顫巍巍的姿勢站立在世人麵前的。事實已經擺在陽光底下，宋美齡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賭的大輪盤中，已經沒有她下注的機會了。蔣經國病逝標誌著蔣氏父子兩代政治強人統治的結束。如果將蔣經國病逝時的台灣政情同蔣介石死時的台灣政情作一比較，即可發現蔣經國病逝時台灣政情逐漸趨向複雜與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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