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孺投筆哭罵，上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後係獄，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示且脅之，執不從。上怒甚，乃收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誅之，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之外，親族盡數抄沒，發充軍坐死者復千餘人。”（遜國臣傳）
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內火，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孝孺衰絰號慟闕下，為鎮撫伍雲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係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非！”成祖欲草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自苦。”左右授筆劄，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明史紀事本末）
且不論以上三文以及各類相關史料之互相矛盾（比如按照《野記》記載，朱棣登基時姚廣孝在場，那他自應隨軍一起南下；而根據《本末》中“僧道衍送之郊”的說法，燕軍南下時姚廣孝並未隨軍）僅就各文中之所載而言，便都有一個謬誤之處，便是朱棣在命方孝孺草擬登極詔時自稱為“朕”，表明其業已踐祚。（《野記》中朱棣並未稱“朕”，然其開篇便有“文皇既即位”字句），這是不合情理的。
眾所周知，登極詔應在登基當日立刻發出（《明史·嘉禮·登極儀》中言永樂登基草率，所以儀式情況不太清楚。但翻閱關於明太祖和明仁宗等人登極儀之記載，都是在登基同時下發登極詔），那這種至關重要、且需反覆斟酌的詔書自當在登基之前就已備好。當時朱棣尚未登基，如何能在命孝孺擬詔時自稱為“朕”？而且我們還知道，朱棣得位不正，登基時天下大半尚未歸附。為迅速向天下宣布稱帝，造成既成事實，登極詔就更是不能有絲毫耽擱，而是會在登基後的第一時間盡快發出，這就更不可能有朱棣在登基稱帝以後才慢慢命人擬詔這種不合情理之事出現了。可按照各類稗官野史論調，朱棣既自稱為“朕”，那誅十族事件發生的整個流程應是：永樂登基→命方孝孺草擬登極詔→雙方發生爭執→永樂怒而誅方孝孺十族，這種向後順序與邏輯、常識完全不符。
當然，有人可能以為：永樂也有可能在登基以前就已自稱為“朕”！這種看法看似不無道理，但究其實卻經不起推敲。永樂是打著“周公輔成王”旗號發動靖難的，盡管天下人皆知此不過是一幌子，但明麵上，永樂必須要維持自己的“周公”形象，稱帝時也必須做出情非得已的姿態。而且從後來朱棣篡改《太祖實錄》，在《奉天靖難記》中極力美化自己，以及嚴控天下輿論等諸般情事中可知，朱棣極為在意自己在靖難中的“周公”形象。既如此，他完全不必急不可耐地在登基之前便自稱為“朕”，如此既無實際意義，又落人口實，以朱棣之心智不可能犯下這種低級錯誤。
一個事件的發生，必須同時具備時間、地點、人物三要素。現在既然連最基本的時間都無法對應，那這諸多雜史中關於誅十族的記載，自然也就隻能歸於“虛構”了。
接下來，我們再對《明史記事本末》中之記載做一詳細剖析。《本末》中之內容，可稱得上是這諸多記載中最似權威者（之所以如此認定，一是此記述最詳細、流傳最廣；二是後世諸多版本，大都與其大同小異；三是因其前半部分與《明史》中的記載幾無二致，隻是《明史》中未提“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之語，亦未記載成祖有誅方孝孺十族。《明史》為官修正史，史學地位較普通史料為高，既然《本末》中部分記載與其近似，那我們在做考證時亦相應加以重視）可《本末》中除了“朕”這個錯誤稱謂外，還提到了一個名詞“殿陛”，這也就是說，朱棣是在紫禁城內命方孝孺擬詔。若此記錄為真，那我們就必須分析一下，永樂究竟是在哪一天命擬登極詔書的呢？
我們查閱《明太宗實錄》可知：燕軍於六月十三日破城進京。當晚，朱棣宿城外龍江軍營。六月十四日，諸王和文武群臣勸進；六月十五日，諸將繼續勸進；六月十六，諸王和群臣再勸進兩次，而勸進的地點均為龍江。直到六月十七，朱棣祭孝陵後，在返回龍江途中，才在王公大臣的“強迫”下，到奉天殿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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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內火，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孝孺衰絰號慟闕下，為鎮撫伍雲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係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非！”成祖欲草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自苦。”左右授筆劄，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明史紀事本末）
且不論以上三文以及各類相關史料之互相矛盾（比如按照《野記》記載，朱棣登基時姚廣孝在場，那他自應隨軍一起南下；而根據《本末》中“僧道衍送之郊”的說法，燕軍南下時姚廣孝並未隨軍）僅就各文中之所載而言，便都有一個謬誤之處，便是朱棣在命方孝孺草擬登極詔時自稱為“朕”，表明其業已踐祚。（《野記》中朱棣並未稱“朕”，然其開篇便有“文皇既即位”字句），這是不合情理的。
眾所周知，登極詔應在登基當日立刻發出（《明史·嘉禮·登極儀》中言永樂登基草率，所以儀式情況不太清楚。但翻閱關於明太祖和明仁宗等人登極儀之記載，都是在登基同時下發登極詔），那這種至關重要、且需反覆斟酌的詔書自當在登基之前就已備好。當時朱棣尚未登基，如何能在命孝孺擬詔時自稱為“朕”？而且我們還知道，朱棣得位不正，登基時天下大半尚未歸附。為迅速向天下宣布稱帝，造成既成事實，登極詔就更是不能有絲毫耽擱，而是會在登基後的第一時間盡快發出，這就更不可能有朱棣在登基稱帝以後才慢慢命人擬詔這種不合情理之事出現了。可按照各類稗官野史論調，朱棣既自稱為“朕”，那誅十族事件發生的整個流程應是：永樂登基→命方孝孺草擬登極詔→雙方發生爭執→永樂怒而誅方孝孺十族，這種向後順序與邏輯、常識完全不符。
當然，有人可能以為：永樂也有可能在登基以前就已自稱為“朕”！這種看法看似不無道理，但究其實卻經不起推敲。永樂是打著“周公輔成王”旗號發動靖難的，盡管天下人皆知此不過是一幌子，但明麵上，永樂必須要維持自己的“周公”形象，稱帝時也必須做出情非得已的姿態。而且從後來朱棣篡改《太祖實錄》，在《奉天靖難記》中極力美化自己，以及嚴控天下輿論等諸般情事中可知，朱棣極為在意自己在靖難中的“周公”形象。既如此，他完全不必急不可耐地在登基之前便自稱為“朕”，如此既無實際意義，又落人口實，以朱棣之心智不可能犯下這種低級錯誤。
一個事件的發生，必須同時具備時間、地點、人物三要素。現在既然連最基本的時間都無法對應，那這諸多雜史中關於誅十族的記載，自然也就隻能歸於“虛構”了。
接下來，我們再對《明史記事本末》中之記載做一詳細剖析。《本末》中之內容，可稱得上是這諸多記載中最似權威者（之所以如此認定，一是此記述最詳細、流傳最廣；二是後世諸多版本，大都與其大同小異；三是因其前半部分與《明史》中的記載幾無二致，隻是《明史》中未提“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之語，亦未記載成祖有誅方孝孺十族。《明史》為官修正史，史學地位較普通史料為高，既然《本末》中部分記載與其近似，那我們在做考證時亦相應加以重視）可《本末》中除了“朕”這個錯誤稱謂外，還提到了一個名詞“殿陛”，這也就是說，朱棣是在紫禁城內命方孝孺擬詔。若此記錄為真，那我們就必須分析一下，永樂究竟是在哪一天命擬登極詔書的呢？
我們查閱《明太宗實錄》可知：燕軍於六月十三日破城進京。當晚，朱棣宿城外龍江軍營。六月十四日，諸王和文武群臣勸進；六月十五日，諸將繼續勸進；六月十六，諸王和群臣再勸進兩次，而勸進的地點均為龍江。直到六月十七，朱棣祭孝陵後，在返回龍江途中，才在王公大臣的“強迫”下，到奉天殿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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